研究古典文学的人都会知道，在我们读古书的时候，常常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同一篇文章，一旦依托不同的文集流传，文本的样貌往往会有所不同，可能是几个字的细微差别，也可能是句子、段落整个的变化，这就是通常所说版本的差异。因为有版本的差异，文献校勘就显得相当重要。
但另一方面，版本校勘的意义并不仅止于得到一个尽量正确的“结果”，而是也要去重新发现一个“过程”。很多时候，文本在流传中的变动，并不是单纯的错讹或疏漏，还有一种情况，就是编者有意识的增删。因此，我们除了要关注作为结果的“是什么”，更要去追问这种变动背后的“为什么”。事实上，无论是编者本人的心路历程，还是其背后的文化环境与时代风气，也都隐微地埋藏在这些看似不起眼的文本差异中。
我们来看李东阳，这位明代中期的内阁首辅、文坛巨擘，曾在前后近四十年的时间里，对自己笔下的一段家族记忆反复斟酌，这段异常曲折的心路历程，虽然他本人从未主动提起，但其中的线索枝蔓，却留在相关文献的不同版本的文字差异里面，仔细观察便能够发现。
一
李东阳出身茶陵李氏，在他之前，家族中最具名望的前辈名叫李祁，是元朝的进士。或许是因为南方读书人在元朝科场得意实在过于难得，以致此后百余年间，乡人提到茶陵李氏，都依然要恭恭敬敬地称一声“李状元之族”。可惜的是，洪武元年（一三六八），李祁去世，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内，这个名动乡里的“状元之族”，都再也没能出过“读书种子”，直到八十年后，一个神童的诞生。
这个横空出世的神童，就是后来的一代文宗李东阳。从辈分来看，他是李祁的五世族孙。元明之际，李东阳的曾祖父以戎入京。与出身行伍的祖辈相比，命运为李东阳开启的，是一个全然不同的人生。据说，他自幼就能写出径尺的大字，在孩提时代更以“神童”之名三次受召入宫，进入顺天府学读书后，十八岁即高中二甲，入值翰林，一路顺风顺水。
可“天选之子”也有他的烦恼。一边是文名日盛，一边却是戍籍出身，这份并不相称的背景和履历，使得李东阳远比其他读书人更迫切地需要为自己找到合理的文学承继。就这样，身为前朝状元的族高祖李祁，顺理成章地跃入了他的视野。终于，在二十六岁这年，李东阳陪同父亲离开京师，南下茶陵省墓。至此，茶陵终于从文化概念上的祖籍，变为了他实感经验中的故乡。在燕居的十八天里，李氏父子共同拜省了始祖、高祖之墓，而后李东阳又独自前往茶陵附近的江西永新雷公峡，向卒葬于此的族高祖李祁致祭。
这次的回乡经历，让李东阳切实感受到了李祁曾经给族人带来的荣耀。他很确定，这位家族史上唯一的状元，就是他自己乃至整个明代茶陵李氏的文化根脉。可新的问题又来了。追述祖德，总要有所依凭。李祁去世后不久，他的儿子将其全部诗文手录成集，洪武初年付梓，而后藏于家中。到了李东阳的时代，当年的版刻已然无存，因此，重新为李祁编定一部精善的文集，也就迅速被提上了日程。于是我们看到，在从茶陵返京后的近二十年里，李东阳花费了大量的精力，去搜集李祁的佚文遗墨，在家藏洪武旧集的基础上重新编定，并于弘治年间刊行，题名《云阳李先生文集》（《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九十六册）。
在这部《云阳李先生文集》的最后，李东阳又重新编定了一份附录。收入这个新附录的文章主要分为两部分：一是旧集附录中原有的，其中既包括李祁生前收到的赠序，也包括李祁身后的悼念文字，在新的附录中，李东阳将这些文章依旧置于卷首。二是此次编集新增的，包括李东阳为李祁新撰的《墓表》，以及其他明人的题跋，这些文章虽然主题各异，但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它们除了被李东阳收入李祁文集的附录，也都分别见于作者各自的别集，因此这里的每一篇文章，都有至少两个不同的版本。
而当我们将同一篇文章的两个版本对读，就会惊奇地发现，李东阳不声不响地做了两件相当重要的事：首先，在这次新编附录时，他虽然将旧附录囊括在内，但却在没有任何声明的情况下，暗暗对文章内容做了较大幅度的改动；其次，在新编附录中，由他亲自撰写的《墓表》与题识，在晚年收入他自己的别集时，又再次被他有意识地删削了许多。
就这样，在近四十年的时间里，李东阳用他的文宗巨笔，去反复勾勒这段连接着过去与当下的家族故事，而这些相关文本的变化，带来的是事主李祁形象的流动。所幸版本拥有记忆，于是，在一次次重述中，李东阳或许最终改定了令自己满意的那一稿，但却也将一路的迟疑与犹豫、矛盾与挣扎，遗留在了版本间的裂痕中。
二
大约在弘治四年（一四九一）前后，李东阳重编李祁文集的工作初步完成，在新编附录的卷首，收录了一篇哀辞。哀辞的作者刘楚是江西人，活跃于永新一带，李祁也曾因元末动荡避居在这里。尽管刘楚比李祁年轻二十多岁，但两人竟十分投缘，当时多有往来。这个时候，发生了一件轰动朝野的大事：色目士人余阙在红巾军的进攻下，孤军守卫安庆城，最终因兵力不支，自刎殉国。余阙与李祁不仅科场同年，更是平生挚友，他的牺牲给李祁带来的震撼，要远比旁人更加强烈，以至于往后的余生，李祁都在为自己的苟活而羞愧。从此，他自号“不二心老人”，并力拒明廷的征辟，时时以遗民自处，直到生命的尽头。
当李祁病逝的消息传来，刘楚在大恸之余，写下这篇哀辞，这也是李祁身后最早的悼念文字。作为李祁最后一段时光的见证者，刘楚自然也明白亡友心中的所念所想，因此，这篇哀辞虽然极其动情，但又保持着十足的理性。它的动情，化为了对李祁生前的神态、动作、语言的每一处细致描摹；而它的理性，则体现在文中或明或暗的、对亡友遗民气节的着意维护上。然而无论是李祁本人还是刘楚，也许都决然未曾料想，眼下还远不是“盖棺论定”的时刻。
两年之后，刘楚应召出仕，举经明行修，更名为“刘崧”，自此走上了一条与李祁不同的道路。他撰写的这篇哀辞，同时见于他自己的《槎翁文集》（《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二十四册）与李东阳所编李祁文集的附录，而当我们把这两个版本进行对读就会发现，李东阳在收录时，对原文进行了较大幅度的改动。
最先引起我们注意的，是哀辞开篇系年方式的变化。尽管对于绝大多数人而言，李祁去世的一三六八年，已然是新朝开启的“洪武元年”，但作为元遗民的李祁如果泉下有知，是决计不肯奉明廷正朔的。刘楚对李祁的情感偏向自然十分清楚，因此，在哀辞开篇言及李祁去世时间时，他就选择了只书甲子的系年方式：“维戊申闰七月某日，前承务郎、江浙等处儒学副提举云阳李公殁于永新上麓之寓舍。”（《槎翁文集》卷十五）可是，在李东阳为李祁文集新编的附录里，开头的系年全部删去了，只留下“前承务郎、江浙等处儒学副提举云阳李公殁于永新上麓之寓舍”（《云阳李先生文集》附录）。相似的情况又在后文出现，比如在介绍李祁的字号时，刘楚对“不二心老人”之号特加说明：“（李祁）尤工大书，自遭乱，欲绝笔以自晦，而所至求文字者辐凑。公不能拒，则诡其名曰危行翁，或曰望八老人，或曰不二心老人，皆以示己志也。”（《槎翁文集》卷十五）可是，李东阳直接将原文中的“以示己志”删去，只写作“（李祁）尤工书。号希蘧翁，又号危行翁、望八老人、不二心老人”（《云阳李先生文集》附录）。
对照之下，我们不得不持续惊叹于李东阳的笔削之功。又比如，刘楚在哀辞中，还记录了一段他与李祁的对话。李祁告诫刘楚说，眼下世事纷乱，像他这样的年轻人来日方长，必须要慎之又慎，接着又讲到已是“旦夕人”的自己，对未来始终惴惴不安，唯恐身后名节有失。再如，刘楚在文中大量引用了李祁对余阙的悼念文字，有意从人格上将李祁的隐居与余阙的殉国等而观之。但如是种种，在李东阳对文本的二次加工之下，全部都不见了踪影。最后，像一个技艺高超的裁缝那样，李东阳将这篇剪裁过的哀辞碎片重新排列，再尽量不动声色地仔细缝合。一篇原本带有鲜明寄寓的文本，也就在这样的过程中，只剩下了几缕无关痛痒的温和念想。
三
时间一晃又过了近二十年。
不知是否真因祖先庇佑，这些年里，李东阳在仕途上平步青云，从当年的翰林学士，一路做到当朝首辅，主阁长达十八年，在致仕前两年，他开始着手整理自己的诗文作品，这便是后来由其门人刊刻的《怀麓堂文稿》（明正德十一年熊桂刻本）。在这次自辑诗文的过程中，李东阳注意到了自己在当年编定李祁文集附录时，为这位族高祖撰写的墓表。翻开这篇旧文，反复思量之下，李东阳又提起了笔，只是这一次，他要清理的，是自己留下的记忆。但记忆一旦见诸文字，而后被刊行于世，痕迹又哪里是那么容易就会被抹去的呢？于是，当今天的我们同时翻开此前的李祁文集附录与后来的《怀麓堂文稿》时，同一篇墓表的前后两个版本，就兀自对峙了起来。
大约二十年前，在李祁文集附录收录的墓表中，李东阳这样介绍自己的族高祖：“及屡见先生（按：李祁）书迹、图印，乃知其号希蘧翁，又号危行翁、不二心老人。”（《云阳李先生文集》附录）而过了不到二十年，当李东阳再次面对自己曾经撰写的这篇墓表时，记忆仿佛也开始出现分叉：“及屡见先生（按：李祁）书迹、图印，乃知其号希蘧，又号危行翁。”（《怀麓堂文稿》卷二十四）这甚至还远不是最让人吃惊的文本变化。在二十年前的李祁文集附录中，李东阳还收入了自己的一段题识，其中就讲到了自己在编集过程中，四处寻访族高祖佚文遗墨的经历：“他如《庐陵王子让文集序》，及朱大理文徵所藏《清明上河图》跋尾真迹，则皆集中所载，其散落人间者尚多，不可得而悉见也。及其存而藏之，吾李氏子孙其敢忽诸？”（《云阳李先生文集》附录）但就是这同一篇题识，二十年后，李东阳竟神奇地增补了一段“此地无银”式的解释，声称自己此前对李祁的“不二心”懵然无知：“近又见朱大理文徵所藏《清明上河图》跋尾真迹，盖今第十卷所载。后有印曰‘不二心老人’，此平生所未闻者，府君之志又于是乎观，吾李氏子孙其敢忘诸？”（《怀麓堂文稿》卷二十一）
徜徉在两个版本之间的我们，自然一清二楚地知道，李东阳后来的声明不过是越描越黑罢了。可面对如此不高明的文字表演，作为一代文宗的李东阳，自己就丝毫不尴尬吗？还是说，对于彼时的李东阳而言，还有比尴尬更需介怀的事情呢？
四
内阁首辅听起来似乎是“一人之下”，但在李东阳的时代，少年明武宗个性乖张，宦官刘瑾恃宠擅权，日子实际上并不好过。随着其他阁臣的被迫致仕，只剩下李东阳独自艰难周旋，并为此饱受士林的讥讽。他在为同僚饯行时泫然泪下，被质疑只是惺惺作态，否则为何没有和大家一同去官，甚至连他的门生都寄书前来声讨，要求“先削生门墙之籍，然后公言于众，大加诛伐，以彰叛恩之罪”。即便在剪除刘瑾之后，不少言官仍然试图追究他的过失，甚至将他一并列入刘瑾党人。李东阳不是没有想过退下来，但到了这个位置，进与退早就不是自己能够决定的事情了。行事愈发荒唐的明武宗，一方面拒不接纳李东阳的劝谏，另一方面又不断驳回他的致仕请求。进退两难的处境，让他的行事愈发谨小慎微了起来，生怕被人拿住一丁点错处。
巨大的心理压力，使得李东阳不得不比旁人思虑得更加周全，比如，自己当初出于提高文名的需要，而去大肆宣扬过家族中一位知名的“元遗民”前辈，而近几十年，漠北的阴影从未真正散去，朝野上下提到蒙元时代，还是会恨得牙根痒痒—这会不会成为一个隐患，或者说究竟会带来多大的麻烦？作为仕途可期的天子近臣，李东阳不仅是李祁的裔孙，更是整个明代茶陵李氏最重要的依托。因此，当他不得不借由李祁这样一位易代之际的遗民，去追述祖德、彰显家族文脉时，也就必须比常人更加谨慎地去处理好过去与当下的关系。
事实上，对于像李东阳这样本就不甘止于书斋的人物来说，嗅觉的敏锐早已在长期的历练中，进化成了一种习惯。倘若再沿着时间线稍稍向前追溯一点，会发现另一个饶有深意的故事。就在李东阳编定李祁文集的前几年，一名叫作贡钦的读书人，拿着家族中两位前辈贡奎、贡性之的文集，以字有讹舛，来请他为之校正，其中，贡奎生活在元代中期，贡性之则活跃于元明之际。而元代的贡氏家族与李祁颇有渊源，特别是贡性之，也是当时著名的元遗民，也和李祁一样在明初力辞征辟，更名避居，多有故国之哀。
或许是因着家族渊源，李东阳欣然答应了贡钦的请求，通读两部文集之后，他先是盛赞了二人的文采，然而在真正着手校订的过程中，却表现出了截然不同的态度。在李东阳看来，贡奎的作品，放眼整个元朝文坛都少有匹敌，故而理应全部予以保留，而贡性之的作品，在他眼中虽然风格清新，值得流传，却要在删去了十分之一的篇章之后，才能还给贡钦。被李东阳删去的内容，其寓意不言自明。从这件事可以看到，李东阳对于自己的文化动向，始终有着相当清醒的把握。
也或许只有像他这样的人，才足以被称为“一代文宗”吧。一位普通文学家面临的考验，无外乎就是文辞上的登峰造极，而一个时代的文宗，则不仅要能深刻理解文学的力量，也要比旁人更擅于发挥文学的权力。他们会率先对一个时代的文学思潮有所反应，而后再自觉成为这股风气的引领者和建构者。于是，在他们留下的丝丝缕缕的文学记忆中，我们才能更容易读懂时代的表情。
来源：《读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