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3日，首届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峰会暨数字化改革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学术研讨会在嘉兴召开。会议邀请了省内外专家学者围绕“市域治理”“数字化改革”“嘉兴探索“等关键词展开深入讨论。浙江新闻客户端记者从会议现场发来专家观点。

著名法学家、中国法学会党组成员、中国法学会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央马工程咨询委员会委员、国家教材委员会委员、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法学学部召集人、我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张文显资深教授作题为《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市域治理现代化》的主题发言，就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这一峰会主题分享两个观点。

一、深刻认识市域社会治理的时代内涵和重大意义

以往社会治理概念往往等同于基层社会治理，即乡村治理、城市社区层面的治理，充其量是县域治理。党中央和政府的相关文件当中经常提及的也是乡村治理体系、城乡基层治理体系、城乡社区治理体系等等。党的十八大以来，社会治理实践和理论探索不断深入发展，一系列新概念、新命题、新话语不断出现。社会治理的内涵从基层延伸至县域、市域、省域。按照我国目前的行政区划，地方治理包括省域治理、市域治理、县域治理、乡村治理等不同层面，省域、市域、县域治理均属于地方治理范畴。

市域治理介于省域和县域治理之间，具有承上启下的枢纽作用。在我国省与县之间的城市一般都有几十万人口、几百万人口甚至上千万人口，且流动人口比较多，城乡结合部人口结构复杂。治安问题、民生问题、城建城管问题交织在一起，治理难度大、影响大，而且比较容易发生大规模的群体性事件，所以市域治理事关国家治理体系运行及其效益，是新时代社会治理的“牛鼻子”。

城市的治理，主要是市域的治理，内容非常丰富。社会治理是其中最重要的方面，对于整个城市的治理起到基础性、保障性、关键性的作用。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市域社会治理概念，并提出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国家治理、地方治理、基层治理关系的科学认识，对于市域治理规律的深刻把握，对于社会市域治理问题的实际考量。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把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写进全会的文件。至此，市域社会治理、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就成为具有现实意义、制度价值和中国特色的概念，正式进入到我国治理实践的场域和治理理论的视野。

事实证明，只有布局好市域社会治理这盘棋，统筹全盘、瞄准大局、精准施策，才能找到破解基层社会治理难题的钥匙，理顺城乡基层社会治理的联动，有效地防止社会矛盾外溢，在更高站位上把城乡基层治理问题解决好，在更高水平上实现社会治理现代化。

二、深刻认识在法治轨道上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客观规律和实践构建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强调要在法治的轨道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战略思想完全适用于作为国家治理重要方面的社会治理。要在法治轨道上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这一科学命题意味着法治与社会治理息息相关，法治在社会治理现代化当中扮演着轨道的角色，即发挥着规范、引领和保障作用。

法治是社会治理体系的依托，是社会治理能力的体现，也是社会治理效能的保障。简而言之，法治是社会治理的制度根基，是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根本途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类社会发展的事实证明，依法治理是最可靠、最稳定的治理。当今世界，法治逐渐成为国家和社会治理的共同选择。治理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关键是要立规矩、讲规矩、守规矩，法律是最大的、最重要的规矩。法律为社会治理提供了根本性、全局性、长期性的制度保障。针对当下我国市域社会治理当中的各种乱象，必须强调依法治理，发挥法治对市域社会治理的规范、引领和保障作用。依法治理就是要重视法治在市域社会治理当中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作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凝聚社会共识、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增强社会活力，提高市域社会治理法制化的水平，确保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

要坚决摒弃稳定就是搞定、摆平就是水平的人治思维，花钱买平安、办事找官员、信访不信法的惯性思维，积极培育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法治思维，构建全民遵法守法、风清气正、公正扬善的法治社会。既然要依法治理，要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那就要加快建立健全市域社会治理亟需的制度，为市域社会治理铺好道路、修好轨道、架好桥梁，确保市域社会治理法治现代化、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行稳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