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普通民众眼里，法官是一个令人艳羡的职业，工作稳定，待遇优厚，基本上是个“铁饭碗”。对今天的大多数法科学生来说，毕业之后能进入法院，那简直是最理想的职业选择！然而，吊诡的是，不少法官正辞职而去，以至于“法官流失”成了引人关注的新闻。这还真有点儿象是司法领域的“围城”。

在一个公职热得发烫的时代，为何会出现这种现象？法官们为何会放弃“铁饭碗”？有调研称，法官流失的主要原因是工作压力大，收入不高，职业荣誉感下降。这样的理由可能会出乎不少人的意料。如果说工作压力大，哪个行业不是“压力山大”？如何来判断法官们工作压力到底有多大呢？在司法领域，常被用来衡量法官压力大小的指标是人均结案数。譬如，北京法官的年人均结案数是160件左右。这意味着什么？每个法官每两天多的时间就得审结一个案件。从这个数字来看，法官确实可能忙得不亦乐乎。不过，跟很多法治国家相比，这似乎又不能说明法官压力巨大，因为那里的法官年人均结案数远超中国的法官。譬如，据统计，美国法官年人均结案数达到1500件以上，有的法官甚至年均结案3000件左右。

当然，简单的数字对比并不足以说明问题，中国的法官们也会觉得委屈，因为还有很多因素可能影响到他们的工作压力，而且不同的法官压力大小也不一样。比如，很多法官们承担着接待信访、完成各种调研和报告等与裁判案件无关的工作，还要遭受形形色色的评比–诸如结案率、调解率、上诉率等–所带来的烦扰。更有意思的是，中国的大量法官徒有虚名，很少审理甚至从来不审案件，这可能包括各级法院的院长、副院长甚至庭长、副庭长，以及那些从事行政、后勤等工作的法官。这个不审案法官的群体在一些省份达到全部法官的20%以上，不是一个小数目。如果只是从办案的角度来衡量法官压力之大小，那么，审案法官与不审案法官之间简直是冰火两重天。

而这些因素，在法治社会里都是不存在的。那里的法院没有接待信访等与诉讼无关的任务，也很少进行这样那样的评比，所有的法官都要审理案件，不论是首席法官（相当于中国的“院长”）还是普通法官。实际上，那里的首席法官审理的案件一点儿也不比普通法官少，这一点，只要看看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便一目了然。对比之后的判断是，中国法院的职能定位应当发生根本改变，让法院只负责审理案件，其他的事务一律剥离出去，所有法官都必须以审理案件为主要乃至唯一职责。

法官流失的另一个原因，据说是收入不高。据报道，北京法院里的应届本科生月收入仅约4300元，应届硕士生只多出100元，而北京城镇居民平均月入则为3100元。与很多法治社会里法官的收入高出人均收入几倍相比，北京法官的收入确实不算高。但问题是，这样的对比没有太大意义，因为在很多法治社会里，法官都是从事过多年法律工作的人士，不存在刚刚毕业的学生就当法官的情形。譬如，美国的联邦法官在被任命为法官时通常都是经验丰富、出类拔萃的法律人，都已经四、五十岁甚至五、六十岁，没有应届毕业生。那里的法官收入高出人均收入四五倍实在情理之中，因为这些人若从事律师收入更高。还有，计算中国法官的收入不能只考虑账面上的工资，还应包括各种显性或者隐性的福利，诸如住房优惠、伙食补贴、子女教育等。

当然，这并不是说中国法官的收入不应该增加。问题在于，如果要增加，相应的制度–诸如法官选任、数量等–必须发生变化，让法官的收入与他们提供的产品相匹配，让他们致力于捍卫公平正义。就法官选任而言，必须改变应届毕业生当法官的局面，让法官从优秀、资深的律师或者其他法律人中产生，让法官与公务员完全区别开来。法官的职业化特点要求其不仅具有渊博的学识，而且具有丰富的经验，正如英格兰法官库克爵士（SirEdwardCoke）四百年前所强调的一样。法官的裁判事关民众的生命与财产，对他们的遴选必须格外慎重，只有学识渊博、经验丰富、品行端正的法律人才可能胜任。

在设计法官制度时，还应将法官与公务员严格区分开来。长期以来，在中国，法官被当作“官”的一部分，与其他公务员无异，不仅当法官需要参加公务员考试，而且法官跟公务员一样具有行政级别。这是极其错误的做法。法官跟公务员具有根本性的区别，甚至可以说，他们除了薪水都来自纳税人这一点之外，没有任何共同点，法官根本不是“官”。如果把法官当作“官”的一部分来设计，将会出现一个十分尴尬的局面，那就是，当法官遇到民告官的案子时，他们肯定会站在官一边，因为他们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实际上，法官必须是中间人，就像运动场上的裁判一样，不应当属于任何一方。

改变法官的数量也是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众所周知，中国法官的数量过于庞大，有大约20万人。即使根据人均标准测算，也高于大多数法治国家。比如，根据2012年每10万人口所拥有的法官数量计算，美国为10个，英国不到7个，日本不到3个，而中国则超过14个。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只有九位大法官，而中国的最高法院则至少有数百位法官（最高法院共有1169位在编人员）。减少法官数量的同时增加法官助理，不失为一个明智的选择。这样不仅可以通过提高法官的薪水使其与助理或者其他人员有别，而且有助于法官群体走向精英化，提升其职业荣誉感。

这就涉及到法官流失的第三个理由–职业荣誉感下降。尽管有人认为法官职业荣誉感下降的原因是当事人“缠诉闹访、哄闹法庭、暴力抗法”等造成的，但在我看来，故意扰乱司法的当事人毕竟是少数，更重要的原因恐怕是法官不能真正地独立裁判，审理案件受到太多的干预，甚至出现审者不判（审者无权决定裁判结果）、判者不审（决定裁判结果者不参与审理）的怪事，最终导致司法不公。在这样的司法环境中，法官难以发挥自己的专长，无法将自己的学识和能力展现出来，更无从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如果一个人怀抱捍卫正义之理想而进入法院，却发现自己不能独立断案、主持公道时，他（她）该作何感想？怎么可能有职业荣誉感？笔者就曾遇到一些法官，在“调解优先”的背景下，他们宁可借调到政府部门干个闲差，也不愿意在法院里忍受无用武之地的煎熬。

无论如何，面对法官流失的现状，仅仅通过提高法官待遇来应对，无疑是治标之策，变革法官制度以使司法获得独立地位，提升司法公信力，才是治本之道。而欲实现司法独立，关键是要确立分权制衡之架构，让司法权与立法权、行政权分庭抗礼，同时确保法官终身任职，且任职期间薪水不得减少。惟有如此，司法公信力才可能得以改善，司法公正才可能得以实现。

（本文刊于《财经》2014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