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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可平、石剑峰:走向善治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管理员 发布时间:2010-07-07 12:35  点击:3101

 

  昨天,“合法性与治理”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复旦大学召开,中外学者在两天内分别就“合法性:中西比较”、“合法性与治理的关系”、“合法性在中国的理论与实践”等论题展开讨论。开幕演讲中,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再次提出了“善治”理念。后金融危机时代,善治在俞可平看来“是人类在21世纪最重要的政治合法性来源”。但善治如何处理与民主政治、政治威权之间的关系?如何走向善治?这都是俞可平暂时没有给出的答案。


  不久之前,俞可平在《学习时报》上撰文《依法治国必先以法治党》,引起各界热议。而昨天在大会上他所重申的善治理念,也是俞可平这些年对中国未来政治体制改革的思考之一。


  那什么是善治?它包含哪些政治要素?从政治学角度讲,治理和公共权威是为了实现公共利益进行的管理过程。“统治有善政与恶政,同样治理也有善治与恶治,善治是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管理过程,善治是政府与公共社会合作的公共管理。”俞可平认为,善治需要以下几个要素,“法治、参与、公正、透明、责任、有效、稳定、严谨”。


  没有政府会不想要善治


  无论是这两年遭受金融危机的西方国家,还是创造了经济奇迹、成功抵制了金融风暴的中国,政治合法性是当今世界各国政府所面临的重要问题,“在合法性方面遇到严重挑战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政治合法性在这个时代是重大问题。”俞可平说。那么“善治”理念是纾解各国政治合法性危机的政治资源?俞可平是乐观的,他昨天在大会上认为,“合法性的主要来源就是国内民主善政走向善治,我认为善治将是人类在21世纪最重要的政治合法性来源。”


  “少一些统治,多一些治理”,已经是西方国家的政治口号。“在中国,统治成分日益减少,而治理的成分日益增多,这是中国的要求,也是执政水平提高的反映。这意味着,公民与政府有更多的合作,更多的公民参与到国家的政治活动中来,也意味着民主程度的提高。政府从更多的管理领域退出来,让民间组织和公民自己去管理,减少行政管理环节,从根本上提高政府效率。不断从统治走向治理,努力实现公共管理和统治行为向治理行为转变,这是人类政治发展的根本方向。”俞可平说,人类的政治核心在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善治已经成为政治合法性的主要来源。“如果把合法性定义为社会秩序和公共权威的自觉认同,我们甚至可以直接把善治等同于合法性。” “善治是各国共同的目标。现在我们还不敢说,民主是世界各国的共同目标,但没有政府会不想要善治。”


  善治包含现代民主政治


  大多数基本要素


  俞可平为什么坚持,在21世纪政治合法性的主要来源是善治?首先,他认为,“善治包含了传统的政治理想状态,如善政、仁政。但是它又超越了善政、仁政。”在中国文化传统中,各级官员要像父母一样对待自己的子民,没有私心和偏爱,而仁政和善政主要意义在于给官员带来清明和威严的公道。事实上,无论中国还是西方,古代还是当代,善政或者仁政,都是公民对政府的期望与理想,这种期望里包含着公民希望廉洁的官员、高效的行政效率、良好的行政服务等。


  “善治与善政不同,善政对善治来说只是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有一个好的政府没有好的公民社会,同样不能说达到了善治。”俞可平说。从此意义上,俞可平的善治理念并不排斥公民社会。


  那么善治与当今世界普遍认可的民主、法治理念有什么关系?俞可平认为,“善治包含现代民主政治的大多数基本要素。同时,它超越了民主的范畴。民主需要法治、需要公民参与、需要透明和政府责任,所有这些也都是善治的基本要素。但是善治也包括了效率、稳定、公正、严谨等——这些也是有些人用来反对民主的要素。”可民主政治不包含效率、稳定、公正、严谨等这些政治目标,这是可以商榷的,或者说良好的民主政治与善政之间的区别并不那么明显。但俞可平还是强调,“善治与民主并不能等同,但善治确实能包含民主的诸多要素,从某种意义上,善治是民主想要达到的理想状态。”


  良好治理的目标必然是民生的提高,同样如果有善治,也必然是服务于民生的必要条件,是必然结果。“许多发展中国家在特定时期会非常强调经济发展,把改造民生和福利作为执政的最主要合法性基础。而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的前提条件就是社会稳定和政府效率。推演之,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同时必须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扩大公民的政治参与和增加透明、责任。否则经济的发展和民生的改善也难以获得民众对政府的合法性。”俞可平说。换而言之,在俞可平那里,善治不仅仅是经济的发展、社会福利的提高,同时也是社会正义、公民政治参与和政府透明等方面的改善。


  而俞可平最为强调的可能是善治的超时空性。“在政治领域,很难有什么东西可以普遍认可,许多政治概念充满着争议和分歧,民主、人权等东西之间南辕北辙,甚至在中国学者内部也充满争议。善治的时空适应性就更大。”如果说善治是超时空性的,那么是可以超越民主政治(主要是西方式的民主宪政)直接到达善治,还是通过民主政治走向善治?


  俞可平在演讲的结尾部分提醒道,“我们要清醒地看到,走向善治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目前的状态,善政依然有不可取代的地位,也是走向善治的关键。民主和法治也依然是善治的决定性因素。”

  来源:东方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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