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的状况和解决农民问题的方式，决定了现代化的不同路径，也决定了一个民族为实现现代化所付出的不同代价

　　外部世界逼迫农民走出传统社会，但却不高兴痛快地接纳他们。农民在“传统”与“现代”之间陷入了某种困境

　　□党国英（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
　　一、农民历史问题
　　这些年来，中国农村问题持续成为社会观察和评论的热点。今天我们从大的历史背景下来分析农村社会转型中农民的历史角色。
　　每个重要国家在自己的历史上都遇到农民问题，所以，注意国际经验对于我们认识自己的农民问题有重要意义。美国学者摩尔发现农民问题是影响世界主要国家现代化转型的最重要因素。农民的状况和解决农民问题的方式，决定了现代化的不同路径，也决定了一个民族为实现现代化所付出的不同代价。按摩尔概括，历史上有三种现代化形式，都包含了不同的农民问题解决方式。一个是英、美、法的形式，暴力冲突在化解农民问题中起了某种作用；另一种是德国和日本的形式，因为它们没有解决好农民问题，最后通过法西斯主义灾难释放了传统农民的社会压力；第三种是中国和俄罗斯的形式，这两个国家在工业化严重滞后的背景下开始现代化历程，后来先后建立了另一种制度。
　　然而，摩尔的理论概括实际上没有完成，因为中国的农民问题实际上只是刚刚开始破题，我们还是没有解决欧美国家已经解决的问题。

　　二、现代化的核心是什么
　　现代化的本质是制度变革。1000年前，意大利就有过蒸汽机的发明，但因为制度变革没有发生，产业进步也没有发生。中国古代也有许多重要发明，同样因为没有准备好制度安排，也不能产业化。
　　技术进步是一项高风险的事业。工业生产以技术进步为基础，所以，工业生产的风险比农业大，特别是对投资者的风险大。制度进步正是要解决降低风险问题；没有制度进步，风险这个因素就把工业进步扼杀了。欧洲人发明了一系列制度，如保护财产权制度、复式簿记制度、专利制度和股份公司制度等等，正是这些制度降低了交易成本，促进了工业文明产生。
　　能够降低技术进步风险的制度创新主要是两项。第一项内容对财产权利的保护，尤其是对私有财产的保护。人类获得财产有两种基本办法，一种是交易，另一种是掠夺。后一种办法不承认权利，还要用暴力做后盾，来消灭权利，这是最恶劣的制度，不仅对被掠夺者有很大风险，对掠夺者也有风险。
　　第二项内容是民主政治制度的建立。民主政治所包含的选举过程，也有利于降低社会交易成本。通过选举或投票的结果，政治活动会向少数派传递政治力量对比的信息，有利于防范少数派的轻举妄动，使少数派的代表人物不至于迷失自己的处境和地位而制造社会冲突和动乱。选举的结果使少数派不得不与社会多数派进行合作。民主政治包含多方面的权力制衡有利于社会稳定。

　　三、什么是传统农民
　　很难笼统地说什么是传统农民，中国和西欧国家不一样。中国的传统农民是对国家的依附，而西欧历史上的农民是对领主的依附。
　　中国的传统农民依附皇帝。中国人谚语是“溥天之下，莫非王土”。这几年，理论界常常说“皇权不下县”，这句话说过头了。皇权借助乡绅统治农民，不过是封建时期中国中央集权统治的一种特殊的委托代理机制而已。历朝历代不直接向县以下委派官吏不等于它的权力和利益的诉求不延伸到县以下的乡村社会，否则皇权何以生存？乡村以下社会在其他方面，例如官员的选拔，皇粮的征收等，是与高层完全连通的。“皇权不下县”只是节约专制统治成本的办法。
　　西欧历史上的农民依附领主。欧洲人的谚语是：领主的领主不是我的领主。大部分历史时期，欧洲的王权并不强大，国王甚至没有常备军。打起仗来，要临时动员贵族出钱出力。大部分情况下，各领主独立控制农奴，对农奴拥有最后裁判权。
　　两种依附的共性，是控制者和被控制者之间角色固定，不平等；国家和领主依靠自己的有组织的暴力实现对农民的控制。
　　两种依附方式产生两种社会特点和两种历史后果。
　　（1）中国社会比之西欧社会更缺乏稳定性。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多，战争规模比欧洲大。欧洲历史上农民起义少，民族战争相对多。
　　（2）中国等级关系不稳定。“三代培养一个贵族”是欧洲的。“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是中国的。这导致中国积极的制度遗产不容易继承，一代一代皇帝只会对社会严加控制。
　　（3）中国的土地关系不稳定，容易产生丧失土地的“流民”。有人说中国历史上土地交易大多是自由的，似乎中国老早就有了“资本主义”，此论实在荒唐。
　　（4）老百姓直接依附国家、依附皇帝，不容易建立社会信任关系。在一个农村社区，即使不搞民主选举，人们彼此熟识，也会建立起信任关系。如果老百姓依附国家，就需要对国家公务人员的信任，但偏偏在这种垂直控制之下形成信任关系的成本很大。西欧社会的农民也不容易与国王建立信任关系，但他们不依附国王，就根本上不需要这种信任关系。
　　（5）对国家的依附形成垄断控制关系，对领主的依附则形成社会的竞争关系。所以，西欧社会在历史上更显得具有多元化的和扁平的特点。再加上宗教的相对独立和城市实体的独立，西欧社会的竞争性更强了。中国社会是没有区域之间和其他集团之间的竞争的。中国历史上如果有竞争，就是无序的状态；而没有竞争的时期，就是集中控制。
　　从历史上看，国家比之地主对农民的掠夺更为残酷。国家不仅要剥夺农民，还在需要的时候剥夺地主乡绅；地主乡绅的命运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于是也无法形成与农民的稳定关系。这种过一天算一天的心态，必然要促使中国的富人过一种纸醉金迷的生活。

　　四、国际经验
　　摩尔的研究发现，在政治转变过程中，“农民问题得到解决，对于民主来说是一个好兆头”。英国较早、并较成功地完成了政治转变，是因为“圈地运动”把农民问题从英国政治中排除掉了。法国由于没有避开这个问题，所以，法国的民主政治不稳定。
　　早在纳粹之前很久，在德国就有人利用农民奠定保守性的群众基础。日本在二战中走上法西斯道路的情形，也大体如此。日本学者的说法是：“对农家的穷困深有感受的青年军官和士兵，仇恨那些‘使日本政治腐败、堕落的财阀和与其勾结的政党、官僚’，而走上了极端的道路。”这部分力量是日本军阀发动战争的社会基础。在这样一个背景下，连日本的天皇也不能节制这股疯狂的力量。
　　在垂直控制的社会环境之下，农民如何跨入现代社会？美国学者米格代尔做了精彩的研究。他发现，农民不是欢欢喜喜被权贵们迎接到新社会的，而是在社会的压力之下痛苦地被逼入新社会的。这些压力主要是：1.人口增长。农民本来有调节家庭规模的机制，但死亡率下降得太快，社会机制来不及进行调整和适应。2.政府税收和中间商的盘剥，迫使农民进入市场，变卖农产品换现金。3.工业品与专业性服务进入农村，严重地破坏了农村手工业者的收入。4.一些农村领袖在外部社会取得成功以后，不再愿意承担保护社区农民的义务，社区内部规则和组织受到破坏，农民在社区内部不再能得到安全。在这些压力之下，一般农民家庭出现家庭预算危机，农民不得不寻求克服危机的办法。
　　克服危机的办法有传统的，如开垦荒地、家族械斗以及宗教教派之间的残杀。但这些办法最终不是克服危机的出路。长期或短期移居（打工），面向市场组织生产，采用新的生产方法，寻找新的资源等一切扩大对外界参与的途径，才是解决家庭预算危机的真正途径，也只有通过这个途径，农民的转变才能“终成正果”。然而，这个转变之路却是布满荆棘、充满血泪的道路。外部世界逼迫农民走出传统社会，但却不高兴痛快地接纳他们。农民在“传统”与“现代”之间陷入了某种困境。于是就有了许许多多关于现代化的辛酸故事。
　　最后，我相信，不论农民在整体上对自己的民族产生了什么样的历史作用，这都与农民的道德、农民的价值观和农民的素质无关；历史的谜题要在历史中寻求破解。

　　五、当代中国农民问题
　　1980年代以后，国家对农民的控制程度大大减弱，农村生产力因此跨越了一大步，用“第二次革命”形容这个变化，一点也不为过。但是，解决农民问题的任务远未完成。
　　如果一个社会能控制农民的土地，大体上就在整体上控制了农民的全部生活。目前中国农村的“家庭承包经营制度”比之人民公社有进步，但还是没有解决农民的土地财产权问题。其中最大问题有三个方面：
　　第一，农民的土地不能资本化，就是说农民不能把自己的土地权利转化为从事其他职业的资本。
　　第二，一些干部拥有土地的实际控制权，埋下了公共权力腐败的祸根。
　　第三，土地资源浪费。土地关系不稳定引起的土地利用的低效率；大量土地转移用途或改变所有权，但农民得到的补偿很少。
　　对农民的另一种重要控制是限制农民自由迁徙。据推算，如果解除对农民的身份歧视，有可能减少农民数量18％—23％，增加部分农业家庭的土地经营规模68％，由此会大大增强我国社会转变的物质基础。
　　控制的后果，并不简单地是农村经济的落后，而是陷入一种僵局，我把它叫做“低水平制度均衡”，就是指一个体系中的各种力量不愿意用新的制度来替代目前的制度。这种低水平制度均衡，在政治上是脆弱的，这种脆弱的本质，是农民与政府之间缺乏一个稳定的、成本低的对话渠道，也就是没有一个“政治交易”的渠道，一旦有了某种条件，某种危机，我们将看到不是权利的交易，而是权利的对抗。我相信，国家给农民主动松绑，要比农民自己为自己松绑更有利于社会的稳定。
　　（本文为作者在中国人民大学讲演记录的修改、节录稿）

　　　　　　　　　　　　　

    来源: 南方周末　 　2003-06-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