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世界已经进入历史变革期，全球治理体系深刻复杂演变。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加速推动世界变革，数字化变革是这场变革中的关键变量。习近平深刻指出：“每一次产业技术革命，都给人类生产生活带来巨大而深刻的影响。现在，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技术日新月异，引领了社会生产新变革，创造了人类生活新空间，拓展了国家治理新领域，极大提高了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能力。” 1 数字技术继续迭代，数字经济加速回报，人类正以“加速度”方式进入数字“大航海”时代。数字化变革释放和拓展了社会生产力，全力助推全社会分享数字经济发展红利。与此同时，数字化以前所未有的迅猛态势席卷全球，数字技术的社会化应用不仅改变了人们习以为常的生活模式和思考方式，更加速引发了社会结构乃至政治结构、法治体系的深刻变革。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国家之间的关系，甚至人本身皆被重新定义，建构于工业文明之上的现代法治理论体系已遭遇系统性挑战。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洞察科技革命发展趋势和规律，审时度势、因势而谋，就加快推进法治中国、数字中国、网络强国建设，推进数字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出系统谋划，提出一系列具有原创性贡献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形成了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数字法治观。在习近平法治思想及其数字法治观的指引下，党和国家相继出台一系列关键制度，先后印发《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关于构建数据基础制度更好发挥数据要素作用的意见》《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制定网络安全法、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等，将大数据战略上升为国家战略，明确数字中国建设的数字基础设施、数据资源体系“两大基础”,强化数字技术创新体系、数字安全屏障“两大能力”,将数字中国、数字经济、数字社会建设一体纳入法治轨道。2023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正式决定组建国家数据局，全局性推进数据制度体系建设。
习近平法治思想蕴含着丰富的关于数字法治的理论学说和思想观点。目前，学界已对习近平互联网法治思想、习近平网络安全法治论述、习近平网络强国思想、习近平治国理政的全球思维等展开专门阐释，但尚未对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数字法治观进行比较系统的深入分析。 2 本文拟从当代中国如何认识世界数字革命下的法治变革出发，系统梳理习近平在数字经济法治、数字法治政府建设、数字社会治理、网络空间国际治理与全球互联网治理变革领域的重要论述，在百年变局的世界历史背景下和中国式现代化宏大实践场景中，深刻领会习近平关于法治中国建设与数字中国、网络强国建设深度融合的中国式数字法治思想体系，以期助益于理解法治中国的数字化建设方案及数字法治的运行机理。
一、数字时代的法治变革
习近平法治思想体现了崭新的时代精神。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刻剖析了大变革时代数字法治领域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整体谋划推进了数字法治建设的一系列重大举措，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地推动了当代中国数字法治观念和制度体系的发展完善。
当代法治理论体系是工业革命背景下历经几个世纪沉淀而形成的具有复杂专业知识、精巧规则逻辑和明确价值目标的系统化的治理体系，它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随着数字时代的到来，法治体系赖以生成发展的整体社会基础开始发生根本改变，出现了很多既有规则逻辑和思维难以涵盖和准确表达的数字社会规律和难题。 3 习近平从世界文明史的高度，对人类先后经历的农业革命、工业革命、信息革命作出重大历史判断，认为信息化对现代社会的塑造，不是某个领域、某个方面的个别调整，而是价值、制度与技术的全面系统重建。数字时代的法治，面临的是信息革命背景下法治空间的变革，即从有形空间进入无形空间，从固定空间进入流动空间，从实体空间拓展到虚拟空间；面临的是法治结构的变革，即从作为主体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结构拓展至人物互联、万物互联的混合结构；面临的是法治能力的变革，即数字法治通过量化社会、解析个体、建构“数字中台”等方式，获得了精准把握社会脉搏、深度参与社会运行的能力。
(一)法治空间重建：从有形空间到无形空间
空间是国家治理的基本前提，对空间的政治、法律和文化塑造，是提升国家能力的重要方式。中国古代自先秦开始就构建起了涵盖宇宙天象、方位地形、礼仪人伦的空间体系，它以宇宙意识为观念起点，以天地人三位一体为空间结构，以解释“天人关系”这一根本问题为根本旨归，构成了早期中国的集体精神意志与民族文化密码。 4 德国历史学家奥斯特哈默认为，欧洲世界到了近代以后开始把空间纳入宪法上和政治上的领土范畴，并赋予其政治和法律意义。 5 从古至今，人类治理空间经历了从陆地到海洋，从地表到太空、深海、极地、网络的拓展过程，法律上的疆域也从平面疆域拓展至立体疆域、从实体疆域拓展至虚拟疆域、从有形疆域拓展至无形疆域。1890年，美国军事家马汉开拓了对海洋空间的政治解释，建构出“政治性的海洋历史”,并提醒人们关注“制海权”这一新国际法概念的重要价值。 6 1921年，意大利军事理论家朱利奥·杜黑从空军战略理论角度提出“制空权”概念，既超前预测了空军在未来战争中的决定性作用，又进一步拓展了国际法治的空间布局。 7
针对网络空间的特性及其国际治理格局，习近平开创性地提出国家治理“新疆域”和“制网权”理论。2015年，习近平在接受美国《华尔街日报》书面采访时指出，“互联网作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发明之一，把世界变成了‘地球村’,深刻改变着人们的生产生活，有力推动着社会发展，具有高度全球化的特性”,“但是，这块‘新疆域’不是‘法外之地’”。 8 网络空间是虚拟空间，但不是虚构空间，网络空间的主体是现实的，网络空间行为的社会影响也是现实的。因此，网络空间同现实社会一样，既要提倡自由，也要保持秩序。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同样要讲法治。从1969年美国国防部组建阿帕网到1991年因特网商业用户首度超过学术研究群体，连接主机超过100万台，以互联网为代表的网络空间的时代加速来临。20世纪90年代，互联网技术在世界范围广泛传播，网络空间一度被当作绝对的“自由之境”。但是，不少国家的政府在事实上丧失了对网络空间行为的实际控制，网络空间一度沦落为犯罪、谎言和技术控制的温床。 9 习近平深刻洞察了网络空间中自由与秩序的辩证关系，提出“自由是秩序的目的，秩序是自由的保障”,明确要求把依法治网作为基础性手段，推动依法管网、依法办网、依法上网，确保互联网在法治轨道上健康运行。 10
随着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日益深入发展，网络空间对人类文明的推动作用更加明显。但是，互联网领域发展不平衡、规则不健全、秩序不合理等问题也日益凸显。习近平指出：“世界各大国均把信息化作为国家战略重点和优先发展方向，围绕网络空间发展主导权、制网权的争夺日趋激烈，世界权力图谱因信息化而被重新绘制，互联网成为影响世界的重要力量。” 11 与此同时，现有网络空间治理规则难以反映大多数国家的意愿和利益，网络犯罪、网络攻击、网络侵权等已经成为全球公害。习近平从人类生活、国家治理、世界未来的高度分析了网络空间的本质属性，认为网络空间是“人类生活新空间”“国家发展新疆域”“国家治理新领域”。他多次在国际社会明确倡导共同维护网络空间和平与安全，倡导尊重网络主权、加强对话交流、有效管控分歧，推动制定各方普遍接受的网络空间国际规则，呼吁共同治理好“数字边疆”这一继陆疆、海疆、领空和太空之后的“第五边疆”的空间秩序。 12 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召开的“共商共筑人类命运共同体”高级别会议上，习近平明确从国际法和人类共同价值角度提出“秉持和平、主权、普惠、共治原则，把深海、极地、外空、互联网等领域打造成各方合作的新疆域，而不是相互博弈的竞技场”。 13 正是因为互联网这个新空间、新疆域的出现，在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能力不断提升的同时，当代法治体系面临着从多维度、多层次对自身进行全面系统提升的需要。数字时代的法治，必须从有形空间拓展至无形空间，从固定空间拓展至流动空间，从实体空间拓展至虚拟空间。国家法律对空间的主权管辖，也不得不从通过陆地边界、领海宽度、领空高度来划界的思维惯性中跳脱出来，实现网络空间管辖上的技术可行、权益清晰、节点自主、法律标准清晰。 14
(二)法治结构重构：从主体结构到混合结构
治理空间的变革改变了人类社会的连接方式，也带来了法治主客体结构的深刻调整。互联网让世界变成了“鸡犬之声相闻”的地球村，而网络“地球村”具有多重属性，主要呈现出跨越性、虚拟性、全球性、物理性、人造性等基本特征，其中最根本的特征是跨越性。 15 跨越性使人与人的连接发生了结构性变化，也拓展了物理世界的边界。理论上，每个人可以与任何人或所有人轻易相连，且这种连接高效、适时、便捷。 16
基于网络空间的复杂结构和跨越性特征，习近平强调：“国际网络空间治理有其自身特点，不仅主权国家发挥重要作用，非国家行为体作用也很突出，很多标准协议、技术规范、基础资源掌握在国际组织、互联网企业、技术社群等手中。” 17 同时，他也深刻意识到：“随着新媒体快速发展，国际国内、线上线下、虚拟现实、体制外体制内等界限愈益模糊，构成了越来越复杂的大舆论场，更具有自发性、突发性、公开性、多元性、冲突性、匿名性、无界性、难控性等特点。” 18 数字化把现代社会改造成结构上的“网络社会”,文化上的“虚拟社会”,观念上的“内在导向社会”。 19 在社会结构变迁中，数字化改变了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的主客体关系，创造了一种“主体”“客体”概念无法充分涵摄的混合式治理结构。互联网作为一张无所不在的“网”,不仅是技术之网、信息之网、数据之网，更是社会之网。 20 网络空间这张“社会之网”包含了主体、客体、平台、活动四要素，这四要素往往分属于不同主权国家管辖。例如，互联网的物理层(网络基础设施与技术硬件问题)、逻辑层(代码、算法与技术软件问题)、应用层(技术产业化与社会化应用过程中带来的社会问题)往往跨越现实物理边界，尤其是逻辑层的关键网络资源由全球互联网技术社群设定，应用层虚拟空间也不以领土为界，往往不在一国主权的实际管辖范围内。 21 这些都表明，数字时代法治体系的重新建构，必须在属人主义、属地主义和属人兼属地主义的传统管辖思维基础上迭代，在新主客体思维和数字平台思维基础上，对既非纯粹主体又非纯粹客体、既非纯粹物质又非纯粹虚拟的主体、关系和行为进行法治理论上的重新定义。
(三)法治能力重塑：从国家能力到国家数字能力
习近平高度重视运用数字化方式提升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水平。他提出：“要建立健全大数据辅助科学决策和社会治理的机制，推进政府管理和社会治理模式创新，实现政府决策科学化、社会治理精准化、公共服务高效化”; 22 “要开发适用于政府服务和决策的人工智能系统，加强政务信息资源整合和公共需求精准预测，提高决策科学性”。 23 当前，国家治理的实施环境和条件都在发生根本性变革，数字政府建设使政府对数据的运用更加系统化。从信息学角度分析，农业社会的信息传递处于低级形态，信息传递深受地理阻隔、交通成本限制和主权疆域的禁锢；工业社会的信息传递处于中级形态，尽管每个个体能够独立决策，但社会运行主要是以低频率社会互动和有限的信息传递为基础；数字社会的信息传递处于高级形态，信息交换和信息传播正在快速取代传统物品交换和资本流动而成为新的社会驱动力量。 24 事实上，人类政治生活的两个最基本要素就是通信和信息。所有政治秩序都建立在协调、合作和调控的基础上，而这三者无疑都不能缺少信息交换机制。如何收集、存储、分析和交流信息，与组织政治的方式密切相关。
针对推进政府管理和社会治理的模式创新，习近平前瞻性地提出，“以数据集中和共享为途径，推动技术融合、业务融合、数据融合，打通信息壁垒，形成覆盖全国、统筹利用、统一接入的数据共享大平台”。 25 在数据收集、存储、使用、加工、传输、提供、公开的过程中，数据由谁占有、数据传递由谁主导以及如何规制，是决定国家能力的关键因素。 26 因此，习近平高度重视发挥数据的基础资源作用和创新引擎作用。新技术革命条件下，数据、算法、算力是支撑国家数字能力的“铁三角”。其中，数据作为新型生产要素，是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的“燃油”;算力及其核心技术已成为支撑治理能力的重要内驱；算法正试图将人在治理中的参与程度以及人本身的作用极限降低。国家能力归根结底是一种社会能力，是国家意志对社会生活的作用力。数字社会通过代码实施权力，通过算法奠基权力，大幅度提高了公共管理的有效性，既提高了公共服务质量，降低了行政成本，又提升了公共数据自身的质量。正如迈尔-舍恩伯格所言，“大数据时代将要释放出的巨大价值使得我们选择大数据的理念和方法不再是一种权衡，而是通往未来的必然改变”。 27
当前，各国政府利用数字新基建，相继构建起平台化、社会化的数据治理结构，基于大数据集成分析提升精准治理效能；利用云平台和区块链等数字化共享技术，构建起政府“数字中台”,逐渐打通政府间数据流通闭环；利用数据流通机制，开始精准把握社会民情和信息脉搏，从而深度理解社会运行状况。总之，数字技术正在深刻改变国家治理的行动策略和实践场景，不断提升国家治理的现代化水平，尤其是国家治理能力上的精准度和深入性，成为推动当代法治体系变革和国家治理能力变革的关键因素。
来源：《法学研究》（本文为文章摘录版，如需引用，参阅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