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字】唐朝；司法慎刑原则；唐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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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的司法思想和立法原则十分重要，不仅对此后的中国社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而且也极大地影响了东亚各国，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慎刑思想。
慎刑是与滥刑相对的一对概念。唐朝在建立之初，就十分关注慎刑、轻法。武德二年（619），官府抓获了一名劫犯，名叫严甘罗。唐高祖讯问说：“你为何要当劫贼？”劫犯回答：“饥寒交迫，实在无法生活下去，所以行劫。”高祖听后检讨说：“我作为你们的君主，不能使你们生活得更好，这是我的罪过。”于是下令将此人释放。武德四年（621），高祖在亲自审问囚犯时，对宰相裴寂说：“天下尚乱，犯罪者多，如果按律定罪，死者更多。偷盗者多因生活困苦，兵士逃亡者多因军官枉法，凡此种犯罪，我想全部释放。”高祖的想法得到了宰相的支持，与隋炀帝一味地屠杀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这一时期唐朝尚未全部统一，战争仍在持续中，还没有来得及制定本朝的法律，但唐高祖的这些做法已经表现出了慎刑的思想观念。
慎刑的原则主要是唐太宗时期确立的。为此朝廷内部进行了一场司法大辩论，以封德彝为首的一些人认为应该实行严刑峻法，而以魏徵为首的一派人则主张轻刑。魏徵等人的意见得到了唐太宗的支持，支持这种观点的还有长孙无忌、房玄龄等重臣，从而为唐初慎刑原则奠定了基础。
唐太宗是唐代法制的主要奠基人，主张“以宽仁治天下，而于刑法尤慎”。{1}他认为历代帝王凡以仁义治天下的，其统治时间就长久；凡以严刑酷法对待人民的，虽然能收一时之效，但很快就败亡了。魏徵还主张在审讯时，要求“不严讯，不旁求，不贵多端”。{2}即以事实断罪，不严刑拷打，不使用各种手段，以求罪证。他劝谏唐太宗要慎刑，治理天下要以仁义为本。这种慎刑的思想后来均体现在唐律的编修之中。贞观十一年（637）编成的《贞观律》，删去“苛细”条文52条，减少死刑条文92条，减流为徒71条，其余“变重为轻者，不可胜纪”。{3}唐高宗时颁行的《永徽律》就是以《贞观律》为蓝本的。鉴于在司法实践中对法律条文理解不一，高宗又下令逐条逐句对律文进行详细的解释，称之为律疏，并将其与律文合编在一起，这就是保存到今天的《唐律疏议》。
唐太宗尽量减少死刑，且亲自核准死刑
早在贞观元年（627），唐太宗就提出了“死者不可再生，用法务存宽简”的观点。他说：“售棺材的商人，希望每年都有疫疾发生，以便更多地售出棺木；司法官员办案，为追求结案率，务求严酷，以成其考课”，{4}即工作业绩。唐太宗认为这是导致法官用法严酷，产生不公的根本原因。因此他规定司法部门判决死刑，必须呈报到中央，由中书、门下两省四品以上官员以及各部尚书、九卿集体讨论定案。不久，又规定死刑必须呈报皇帝核准，在处决前京师地区二日内五覆奏，地方三日内五覆奏。这一规定的目的有二：一是使皇帝有时间慎重思考，二是这期间案情如果有变化还来得及纠正。正因为如此，所以太宗时期死罪极少，其中贞观四年（630）全国仅判死刑29人。
为了减少死刑的判决，唐太宗与群臣商议后，决定将应判绞刑的，免除死罪而改判为断其右趾，从而使一批人得以活命。唐朝的死刑分为绞、斩二种，其中绞刑稍轻。不久，他认为这种刑罚还是过重了，对宰相萧瑀说：“前代不施行肉刑已久，今天仍断人右趾，念其痛苦，心甚不忍。”萧瑀回答：“前代在死刑之外又有肉刑，陛下在死刑之内施行肉刑，减死刑为断趾，变死为活，应该属于轻法。”太宗又说：“本来以为是轻刑，但想到断趾的痛苦，心中恻然，难以忘怀。”经过商议后，又将断趾改为流放3000里，加2年劳役。
唐律有“十恶”的刑名，凡犯者要处以死刑。有一个叫贾崇的刺史，部下有人犯了此罪，被御史弹劾，判处连坐之罪。案子呈报唐太宗，他认为上古的圣贤都不能避免其亲属犯法，如今却要求刺史做到这一点，岂不是强人所难！他进而分析说：“如果判处贾崇连坐之罪，恐怕以后大家都互相掩盖罪行，反而使真正罪犯不能得到惩治。”于是规定今后凡有此类情况的，刺史皆不连坐，但需认真察访，肃清奸恶。
为了减少死刑，只要有改邪归正的行为，太宗都尽量给其机会。如贞观六年（632），他亲自核定死刑犯390人，因要到明年秋季才能执行死刑，于是便把他们放回，与家人团聚，约定时间到长安汇集。当时就有人反对，但太宗认为自己以诚心待人，人必不负己。次年九月，这些死刑犯全部自动返回长安，无一人逃亡。太宗甚为感动，遂将他们全部赦免。
为了控制死刑的判决，唐朝制定了分级审判的制度。其中大理寺为国家最高司法审判机关，负责审判京师百官犯罪以及地方转来的流刑与死刑案件；刑部为中央司法行政机关，除了掌管全国司法政令外，并审核大理寺判决的案件。规定县一级只能判决徒刑以下的案件，州只能判决徒刑及其以下案件，大理寺虽然可以判决流刑（包括死刑）以上案件，但死刑的最终裁决权却在皇帝。这实际上是对各级司法机关权力的一种限制，使重大案件经过多级审判，以减少错判率。此外，唐朝还有上诉制度，如果囚犯及家属认为审判不公，可以逐级向上申诉，直至上诉到皇帝，但不能越级申诉。如有敢于阻拦的，则严惩不贷。
唐朝审案时拷打不能超过三次，且每次间隔二十日
不可否认的是，唐朝在审案时有拷讯的规定，但有所限制。规定最多不能超过3次，每次间隔20日，如果拷打了3次，嫌犯仍不认罪，且又没有其他证据，则取保释放。施行的总杖数不得超过200，对犯杖罪以下者拷打之数不得超过其所犯之罪应判的数量。即使如此，还制定了一些限制性的规定，如施行杖、笞刑时，犯人如患疮病，则不得行刑；行笞刑时，分别打腿、臀；行杖刑时，分别打背、腿、臀，数量要平均。唐太宗曾观人体针炙图，发现人的五脏皆在背部，击打这个部位，容易致残，导致犯轻罪而处重刑，遂规定以后行刑不得击打背部。在审讯时，要求官员必须实行“五听”，即“一曰辞听，观其所出言，不直则烦；二曰色听，观其颜色，不直则赧然；三曰气听，不直则喘；四曰耳听，观其听聆，不直则惑；五曰目听，观其眸子，不直则眊然”，{5}而不是一味地对嫌犯行刑拷讯。
唐朝还根据罪犯的年龄大小、生理特征、身体状况等，制定了相应的法律规定，使之更人性化。如对70岁以上、15岁以下及残疾者，不能拷打，只能以其他证据定罪；对90岁以上、7岁以下的人，即使犯有死罪，也不处罚；对怀孕妇女不得施行肉刑。对犯死罪的孕妇，产后100天后才能行刑；被判处流刑的犯人，如有老年直系亲属需要侍养，而家中无成年男人，可以呈报尚书省批准存留养亲；对于判处流刑的妇女，采取易罚的方式，即更换另一种方式处罚，不再流配远方；对具有某种技艺的囚犯，也可采取易罚的方式；对判决徒刑的犯人，如果家中无成年男子，根据罪行轻重，分别处以数量不等的杖刑，而不用再去服役。
为减少错案率，唐朝还制定了错案追究和司法监察制度
唐朝对错案追究体现的也是慎刑原则，可以警示官员认真办案，防止冤滥。错案追究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故意制造假证据，将无罪之人判为有罪，或轻罪判为重罪；还有一种情况，即将有罪的人故意判为无罪或故意将重罪判为轻罪。凡此种种都要受到法律的惩处，如果法官非故意而导致重判或轻判的，则减轻对法官的处罚。唐朝司法制度还规定，如果出现错案，不仅主审法官受罚，联署的其他法官也都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以上这些规定虽不能杜绝错案的发生，但无疑大大地减少了错案率。
此外，唐朝还制定了严格的司法监察制度，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司法部门内部的监察复核，以大理寺为例，通常由大理丞负责案件的审理，重要案件甚至由大理卿或少卿审理，其审结后，都要经过大理正的复核，如判决不当，则据法律来纠正。另一种则是由御史台负责监察，如果法官营私舞弊，枉法判案，则提出弹劾。
类似事例在唐代比比皆是，如宰相禇遂良倚仗权势，贱买他人田地，被人告发，大理寺从轻判处，经监察御史韦思谦纠举，唐高宗便把禇遂良贬到地方任职。唐文宗时，刺史宇文鼎与户部员外郎卢允中因贪赃被判处死罪，侍御史卢宏贞认为宇文鼎只是从犯，不应判为死刑，最终减三等判处。御史甚至有权对皇帝钦定的案子进行监察，如唐太宗因县令裴仁轨私役民夫，判其死刑，御史李乾祐认为这是轻罪重判，提出反对，使裴仁轨免于一死。
如果御史台没有履行自己的监察职责，则由尚书左、右丞负责对其纠弹，从而把所有的执法官员都纳入到监察范围内。在执行死刑处决时，除了有主刑官员外，还派监刑官员到场，如果发现冤屈，或死囚喊冤，则停止行刑，并上奏皇帝。
尽管唐朝的法律规定在不少地方都体现了慎刑的原则，然不可避免地也存在着历史局限性，因为唐朝毕竟是人治社会，尤其是皇帝的意志往往凌驾于法律之上。如唐太宗曾命大理丞张蕴古审判李好德妖言惑众一案，张蕴古审理后，上奏说李好德患有癫狂之疾，按律不应治罪。太宗同意这一观点，未及宣布赦命，张蕴古却把皇帝的意见擅自告诉了李好德。被人告放后，太宗大怒，下令把张蕴古处死。事后唐太宗认为擅泄圣命，其罪不小，但按律不是死罪，承认自己意气用事，并指责宰相房玄龄不能及时进谏。因为唐太宗毕竟是明君，还能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对于那些肆意妄为的皇帝，情况就不同了，如武则天时期实行的酷吏政治，滥杀无辜等。在唐后期皇帝颁布了大量的敕令，规定敕可破律，即敕与律的规定相抵触时，以敕为准。这一切固然是唐后期社会矛盾与阶级矛盾激化在司法上的表现，未尝不是人治的一种表现。
【作者简介】
杜文玉，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参考文献】
{1}（宋）欧阳修等：《新唐书》卷五六《刑法志》，中华书局，1975年，第1412页。
{2}（清）董诰：《全唐文》卷一四〇《理狱听谏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626页。
{3}（五代）刘昫：《旧唐书》卷五〇《刑法志》，中华书局，1975年，第2138页。
{4}（唐）吴兢：《贞观政要》卷八《论刑法》，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238页。
{5}（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〇五胡三省注，中华书局，1956年，第6483页。
来源：《人民论坛》2015年4月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