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本文沿着张维迎新著《市场的逻辑》一书的分析理路,对当前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与经济理论的一些重大问题作了分析。提出在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后的今天,市场经济是人类社会迄今所发现的最有效率的资源配置方式,张维迎所说的“一个真正的经济学家一定是市场经济的坚定捍卫者”这一见解是有道理的,应该成为中国经济学界的共识。根据过去三十多年当代中国经济改革“特征化事实”,出现“中国经济奇迹”并非如张五常等经济学家所说“地方政府竞争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原因”,而是由于引入了市场机制。值得警惕是,过去导致中国三十多年经济增长的一些贡献因素,可能会逐渐变成中国未来经济增长的障碍。
[关键词]市场经济;政府失灵;未来经济增长
在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的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进程中,许多经济学家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其中张维迎在研究市场经济、理解市场运行、捍卫市场理论乃至推进中国的市场化改革方面均做了不少工作,他的新著《市场的逻辑》则是作者多年来有关市场运行理论思考的精华。在目前这样一个各种思想和学说纷杂出现、世界经济复苏前景仍然扑朔迷离的时候,每一个中国经济学人都应该认真读一读这本书。因为在凯恩斯主义及政府干预主义大行其道的当今世界和中国,如果我们不能理清自己的思路和认识,中国社会的历史发展可能又会走弯路,甚至要付出巨大的社会成本。
一、对市场经济运行及其优长的理解
“一个真正的经济学家,一定是市场经济的坚定捍卫者”,张维迎在这本文集中再次重申了这一见解。原因就在于人类社会的经济史———尤其是近代和当代世界经济史以及中国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历史———已经雄辩地表明,市场经济是人类社会迄今所发现的最有效率的资源配置方式。尽管如此,但正如张维迎所言,要真正理解市场运行,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市场的本质是什么?市场经济运行的内在逻辑到底是怎样的?这些早就成为了经济学基本常识的东西,却常常被人们忽视或忘记了。作为一个多年思考企业运行和企业家角色的中国经济学家,张维迎近些年从自己的研究视角给出了一些独到的理论解释。如从人类社会经济史回顾的角度提出,为什么人类社会的经济奇迹只是在过去二百五十年里出现,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只是在过去三十多年里发生?唯一的答案是实行了市场经济这种“经济制度”[1](P15)。为什么市场经济会这么神奇?从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原理出发,张维迎进一步通俗地解释到:“市场就是好坏由别人说了算、不由自己说了算的制度。”在市场经济中,任何人不为别人创造价值,就不可能获得任何收入,因而必然会在竞争中被淘汰。在他看来,“市场的基本逻辑是:如果一个人想要得到幸福,他(或她)必须首先使别人幸福”[1](P15、1)。这些并不深奥的理论话语,却说出了市场体制优长的本质。这些用非主流经济学话语所阐释的市场体制优长的浅显道理,实际上并不简单。一些惯常于进行复杂问题思考和做复杂经济学模型的人,常常在对这些最浅显的道理的认识上出了问题。只要稍看一下社会上尤其是财经媒体上流行的对市场经济运行效率的种种怀疑言论,就知道张维迎在这本书中所阐释的一些有关市场经济运行的逻辑是多么容易被人们所忽视和误解了。这里只要举出以下两点,大家就会知道直到今天一些人对市场经济的误解还很深。
其一,自2007年全球金融风暴以及2008年下半年以来的世界经济衰退以来,“市场失灵”又成了一些经济学家和财经媒体的时髦话题,甚至像斯蒂格利茨这样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级的经济学大师,也一再表露了对市场经济资源配置方式的怀疑。其实,早在2002年出版的《全球化及其不满》的小册子中,斯蒂格利茨就提出过由于信息不对称和市场不完备,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的原理就不工作这样明显的理论误识。对于这一类对市场经济自发运行效率的怀疑论,张维迎在这部著作中作了多方面批驳与分析。在他看来,所谓的市场缺陷,在许多情况下和很大程度上并不是市场本身所具有的,而是一些人对市场经济运行本身的误会。譬如,人们所常说的“市场失灵”,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政府或其他强权干预和破坏市场正常运作的结果,使得市场经济表现为一种病态。张维迎还形象地说,市场经济常常“跟人一样,本来没有病,但有人不断说他有病,非给他吃药不可,最后反而吃出病来了。……大量的所谓的市场经济的毛病,都是被卖拐的人卖出来的”。他认为,这个卖拐人———“就是政府对市场的任意干预”[1](P3)。
人们通常所列的许多所谓的“市场失灵”问题,实际上并不是市场本身运行所发生的问题,能认识到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在人类社会发展的任何时期和任何地方,市场都不会在一个真空中自我运作,总会受到这样和那样的干预、操控和扭曲,而政府的干预和操控往往起很大作用。所以,不能把这种政府干预、操控和扭曲所造成的问题归结为市场本身运作的问题,从而把它们均归类为“市场失灵”现象。当然,这样说并非完全否认“市场失灵”现象的存在。自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教授巴托在1958年最先提出“市场失灵”概念以来,在“外部性”、“公共物品”提供、“市场垄断”、“不确定性”等方面大量经济学理论分析文献表明,市场的竞争机制和价格机制等会常常失去功用或导致资源浪费的现象,看来一些市场失灵现象并不全像赵本山的小品《卖拐》所表演的那样尽是由一些“卖拐人”编造出来的,但是,我们今天所面临问题是:如果市场失灵问题确实存在,但不一定构成政府干预———尤其是政府强势统御市场经济的理由。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布坎南所深刻指出的那样,市场的缺陷并不是把问题交给政府去处理的充分条件,因为“政府的缺陷至少和市场一样严重”[2](P19)。为什么会如此?按照布坎南等公共选择理论经济学家们所见,不但“市场会失灵”,政府也会失灵,而且政府纠正市场失灵的成本可能比经由市场自发调节和恢复来纠正市场失灵的成本更大,对一个社会的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会更长。在布坎南看来,尽管从理论上来说,政府作为公共利益代理人的主要作用是弥补市场经济的不足,并使各经济人所作决定的社会效应比政府进行干预以前更高。但是,政府决策往往不能符合这一目标,因为政府的政策往往不一定会“正效应”,常常会削弱社会福利。布坎南和公共选择学派的观点在今天尤其值得我们深思。
尽管在“市场失灵”存在的原因以及如何纠正“市场失灵”问题上还有大量的研究空间和复杂问题有待深入探讨,但是,张维迎在这本书中所主张的要把市场运行中出现的问题最好留给市场本身去自发调节和纠正,却无疑是有道理的,这种主张且与布坎南等公共选择学派的“政府失灵说”的政策主张恰恰不谋而合。然而,在当今中国社会的发展格局中,尤其是自2008年世界经济衰退以来,让市场本身自我调适和自发纠正一些暂时的“市场失灵”问题的政策主张及思路却越来越得不到政府决策层与财经媒体人士的重视。在看到市场运行中出现问题时,人们往往“没有弄清原因,就请求政府干预”,以至“在许多情况下,政府干预越多,问题越大;问题越大,对政府的需求就越多,结果就会陷入恶性循环”[1](P24—25)。在中国市场化改革发展到今天的社会发展阶段上,读一读张维迎这些尖锐和犀利的话语,应该会让人们有某种醍醐灌顶的感悟。
其二,尽管今天很少有国人对市场经济的资源配置效率怀疑了,但还有不少人相信,引入市场机制会导致收入分配差距的拉大,认为市场化改革必然会导致收入分配上的不平等。这实际上也是过去流行的“市场失灵说”所常常讲起的一个市场运行缺陷的例子。对于这种常见的误识,张维迎在这本著作中深刻地指出,“市场经济是人类有史以来最为平等的一种制度”,因为,“它给每个人提供机会,拒绝特权”[1](P10)。实行市场经济体制,最大受益者是老百姓,而不是特权阶层。基于这一思路,张维迎等人的研究还发现,“市场越开放、政府干预越少的地方,收入差距越小”[1](P29)。对于《市场的逻辑》中提出的这一洞识,今天可能不少人仍然怀疑。自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自1990年代中期中国市场化改革加速发生后,衡量居民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在中国确实在不断攀高,根据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 2005年中国的基尼系数为0.47,已经超过了国际公认的警戒线。最近精确的官方统计数据比较难以获得,但有研究者认为中国的基尼系数已经在0.5左右[3],已经接近拉美国家的平均水平。由于近些年中国的收入分配差距拉大是在中国的市场化改革过程中发生的,因而许多人———包括一些经济学人———就不假思索地相信是中国的市场化改革自然导致了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然而,读了这本《市场的逻辑》人们就会明白,导致目前中国收入分配差距拉大和财富占有上不平等的主要原因,并不是因为在中国社会中引入了市场机制,而是在中国经济的市场化中,政府非但没有退出,而是更加强势地参与了市场,越来越多地操控市场和统御市场运行。政府“财政支出占GDP比重越高的地方,收入差距就越大”[1](P26),就非常能证明这一点。
正因为政府在市场化过程中对资源配置的垄断权不但没有削弱反而有所增强,这才是当今中国社会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的主要原因。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张维迎为什么早在1999年就提出“要像戒毒一样戒除政府管制”的改革主张。他给出的解释非常直接和明了:在市场经济国家,“许多属于公民个人和企业的权利,在我们国家则被政府部门所垄断,如开办企业、从事投资活动都得政府批准,个人和企业不得不通过‘行贿’的办法‘赎买’本来应该属于自己的权利”[1](P107—108)。这样的制度安排,应该是当今中国社会政府公务员大面积腐败不断发生的最根本原因。加之,在张维迎看来,由于中国的国有部门“是中国最大的寻租场,甚至可以说是‘耗租场’,因为它垄断了大部分资源,但是只创造很少的价值。国有企业是‘全员寻租’,寻租这不仅包括政府部门和相关企业的‘头头脑脑’,普通工人也在分享垄断租金”[1](P109)。
认识到政府部门的官员和国企的腐败寻租是当今中国社会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恶化的根本原因,在今天尤为重要。弄清了这一点,在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拉大成为一个越来越为中国社会各界所关注的热点问题的今天,我们非但不能走回头路,希望政府有更大的作为来解决中国的社会收入分配问题;相反,我们需要进一步推进市场化改革,并进一步启动政治体制改革,通过民选代表来约束和限制政府的资源配置权力,才能期望解决目前中国的收入分配差距拉大且不断恶化的问题。如果不是这样,反过来采取反市场化改革的一些政策措施,试图通过用强化政府干预和让政府掌控更多资源的“改革”措施来试图解决中国的社会收入分配问题,只会使中国的社会收入分配差距越来越大,结果收入分配越来越不平等和不公平。
这里还有必要指出,在目前中国这样一个政府统御市场且仍然垄断大部分资源配置权力的“市场经济国家”中,收入分配不仅仅是个收入多寡、差距多大的平等问题,而且也牵涉到这种分配格局是否公平和正义的问题。收入分配的平等、公平和正义这三个问题虽然常常纠缠在一起,但并不是一个概念[4](P93—96)。当今中国的主要社会问题,不仅仅是财富占有和社会收入分配上的不均(不平等)问题,而是一个严重不公平,甚至缺乏公正和正义的问题。在缺乏民主政治制约和良序运作的法律制度的情况下,政府公务员的权力寻租、以权谋私和权钱交易,既会造成社会财富创造中机会上的非正义和不公平,也自然会导致社会收入的不平等,并最终影响一个社会长期经济增长的效率。对于这一点,张维迎在这本书中也作了一些说明,并明确指出:“任何限制(市场)竞争的地方,只会对少数人有利。资源配置要么按市场,要么按特权。如果不按市场,一定会按特权。任何限制竞争、人为地限定价格的办法,最后只能让少数有特权的人得到好处。”他还指出,“如果政府仍在配置大量资源,而我们又让市场决定个人收入分配的话,结果一定是大量的资源价格以利润的形式变成了少数人个人的收入,收入分配不可能真正的公平。政府对资源的控制,不仅损害了效率,而且也损害了公平”[1](P277)。这一看法,显然触及到了当今中国社会制度安排的深层次和实质性问题。
除了上面所列举的人们对市场经济的两个通常误识外,张维迎还在这部著作中对人们通常在利润的本质、商业信任、企业家的角色乃至过度竞争等市场运作的常见误识作了逐一的解析。针对这些存在的误识,他总结道,正因为市场经济太容易让人们产生误解,所以需要有人去捍卫它。这就构成了真正的经济学家“天职”。现在看来,经济学家们对市场的坚信和捍卫,不仅显示了他们的理性认知水平和观察问题的视角,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经济学家们的良知。
二、对中国市场经济体制之实质的理解和把握
理解了市场经济运行的逻辑,也就能真正能理解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原因,“一旦市场力量被引入,人们追求财富的激励被确立,增长的契机迟早将随之而来。因此,理解经济增长的最好途径是理解市场如何运作”[1](P147)。如果说过去三十多年中国经济巨大成功的最终原因是引入了市场机制,那么,这种中国的“市场导向的改革”过程又是怎样的?其“特征化事实”又有哪些?张维迎在这部文集的第二编对此也作了很好的回顾与归纳。
中国经济在过去三十多年间沿着市场化道路一路走过来,并不是我们有什么预先设定好的目标,而是以前的“计划经济”导致国民经济处于崩溃边缘的形势逼出来的。在改革开放一开始,大多数国人———包括当时大多数经济学家和政府领导人———并没有认识到“市场经济”的诸多优长及其所潜含的对经济增长的强大推动力。只是在改革的过程中,通过逐渐放开计划管制和对人们经济活动的行政控制,并相应地引入了一点市场机制,我们才逐渐尝到了引进市场的甜头。可以说,1978年以来中国渐进形成的这种市场经济体制,在某种程度上恰如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家门格尔和哈耶克所言的那样是一种“非刻意达致的结果”。中国经济改革没有严格意义上连续不断的改革目标,是一个走走停停的变革过程,因而显示了巨大地域差异,且常常为地方政府所主导,并有一段时间是通过双轨制进行的。除此之外,张维迎还认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并没有剥夺任何利益集团的既得利益,而是改变了既得利益的实现方式[1](P114—127)。这些归纳无疑都符合中国市场化改革所走过来的历程事实。
此外,作为一个多年研究微观经济学的企业理论的中国经济学家,张维迎对中国的经济改革过程的实质作了独到的解释。譬如,张维迎在分析产权变革、企业家兴起与中国经济发展关系时指出,“中国过去三十年间的经济奇迹,某种程度上可归功于企业家人才从政府/国家和农业部门向工商业活动的重新配置。这一变化在中国过去两千多年的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1](P145)。由此,张维迎还对“市场经济”下了一个他自己的独特界定,“市场经济等于自由价格加企业家。自由价格为资源配置提供信号和激励。企业家事前对所预见的价格作出反应,并对不确定条件下生产什么及如何生产作出判断性的决策”[1](P147)。
根据熊彼特的企业家创新理论,张维迎指出,在中国经济中渐渐性地引入市场机制后,“逐利与生存压力驱使企业家去有效率地组织企业,发明新产品、新生产技术、新商业模式与新的组织方式”。正是通过一大批中国企业家的创新活动,“经济才得以增长和繁荣”———“这才是中国财富和收入增长如此迅速的原因”[1](P147—149)。当然,市场化改革和企业家的创新活动,并不是两个分立的过程,而是同时发生的。对此,张维迎解释道:“尽管我的主要论点是,对中国经济发展最好的解释是经济逐渐自由化与确立产权所导致的企业家人才再配置,但应认识到,经济发展与企业家人才的再配置构成了一种双向因果关系且互相强化。一方面,工商业企业家的兴起促进了经济发展;另一方面,经济发展提供了新的商机,吸引更多企业家人才开办和拓展他们的工商业,后者接着促进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正是这一良性循环,持续不断地为中国经济注入了活力,使其得以成功。”[1](P151)
张维迎认为,在从一种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社会过程中,如果越来越多的具有企业家才能的人从政府转向企业,经济就会快速增长和繁荣;相反,如果“随着时间的推移,当越来越多企业家才能的人转向政府,经济增长就会放慢甚至停滞”。由此,张维迎得出一个看似乖张但实为深刻的结论,“企业家人才在政府与工商业间的配置是经济发展的最重要的决定因素,如果不是唯一决定因素的话”[1](P152)。那么,又是什么决定了具有企业家才能的人在这两种职业之间进行选择呢?张维迎进一步解释道,这主要取决于一个社会对私有产权的保护程度:“当私有产权被明确界定并受到保护,政府无法轻易地没收私有财产而牟利的时候,做企业家就更具吸引力。当政府握有巨大的自由裁量权且经商受到政府管制的严重制约,以至于寻租机会大量存在的时候,当官就更具吸引力。如果相对于市场规模,政府规模更大企业家职业就相对缺乏吸引力。”[1](P157)这些精妙的分析,难道还构不成一个经济学理论分析中的一个“张维迎定理”?
基于上述定理,张维迎把中国过去三十多年的经济社会改革理解为“从基于职位的权利体制向基于财产的权利体制的转型”就顺理成章了:“基于财产的权利与基于职位的权利之间的一个重要区别是,前者比后者被界定的更明确。基于财产的权利通常由法律和社会规范清晰而唯一地加以界定并受之保护,具有相对严格的界限。……相比之下,基于职位的权利的定义非常松散且具有非排他性,且通常服从于频繁的行政变更。握有基于职位的权利的人通常具有变更权利的自由裁量权。……因此,寻租行为与基于职位的权利是天生的一对”[1](P159)。很显然,这一“张维迎定理”,不仅为理解中国社会的市场化转型提供了一种独到的解释视角,而且为理解当今中国经济社会的现状和问题提供了一把钥匙。他是这样描述当今中国的经济与政治安排的:“在中国,政府不受法律制约。政府官员常常创造新的职位和为寻租而扩张权利边界,如同在路上设置越来越多的收费站一样。另外,基于职位的权利在各部门间被频繁地复制并相互重复,不同部门为了同样的权利而竞争。所有这些活动都消耗大量资源,并对价值造成巨大破坏”[1](P163)。
沿着张维迎的这种分析思路,我们会进一步发现在当今中国社会一个最令人担忧的问题:尽管这种依靠职位进行权力寻租的体制会消耗大量资源,也对价值创造带来巨大的浪费并造成“租金耗散”,但是这里面却有政府规模越来越大、寻租越来越不受实质性制约,且政府官员寻租有着“收益递增”的内在发展逻辑,而且这种内在逻辑在当今中国社会中正在不断自我增强而“隐而不彰”。不然,为什么会在近两年发生数千位大学毕业生竞争一个政府公务员职位这一“窄门”?难道不正说明了这种依靠职位进行权利寻租的体制正在不断强化?这难道就是我们所要的“中国模式”?谈到“中国模式”问题,尽管目前中国经济学界大多数经济学家不大同意存在一个定型的“中国模式”,但国内外研究中国问题的经济学家乃至像张五常这样世界著名的制度经济学家都一再表露这样一种看法:改革开放后各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是中国经济这些年高速增长的一个主要原因。从表面上看,这一见解好像有某些道理。因为自改革开放以来,各级政府均把GPD增速作为考核各级政府官员行政绩效的一个主要指标。在这种所谓“地方政府竞争”体制下,从中央到地方,从沿海到内陆地区,各级和各地政府都在大搞经济建设,都在招商引资,大搞开发区,大搞政绩工程或形象工程,都在上项目和发展市场经济,甚至在搞解放思想,竞相推出体制改革的措施。结果,中国的各级和各地政府均成了各级及各地的最大“经济发展总公司”。在从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转型的一个初级阶段上,地方政府在发展市场经济方面的竞争无疑是这些年中国各地经济粗放型和外延型扩张的一个重要推动因素。它给了人们这样一种印象:是这种各级和各地的“发展主义政府”之间的竞争,导致了中国经济整体的快速增长。现在的问题是,这些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真正原因”或“主要原因”是否就是这种“发展主义”政府的地方竞争?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先不直接回答,不妨先问这样一些问题:难道在计划经济时期的政府官员就不要发展经济么,就没有地方政府之间在发展经济和竞相争抢有限资源方面的激烈竞争?在计划经济时期,政府官员的提拔和升迁也是主要看所在地方与所主管部门“发展经济”方面的政绩,各级和各地政府也存在“发展经济”与“大搞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方面的激烈竞争,以致在中国1950年代末的“大跃进”时期大炼钢铁、超英赶美、亩产十几万斤地“放卫星”,都是这种激烈的地方政府竞争“逼出来的”结果。但为什么那个时候的“地方政府竞争”和“发展主义政府”没有竞争出经济的高速增长及经济奇迹呢?
答案其实非常简单,那就是在人类社会发展历史上的绝大多数时期,尤其是在中国、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计划经济时期,“市场的逻辑”没有展开,市场经济就像希腊神话中的普罗米修斯那样被捆绑着。西方国家之所以到19世纪才发生现代工业革命和经济起飞,中国到1980年代后才出现三十年的“经济奇迹”,均是因为在一个经济社会改革过程中引入了市场资源配置方式,并逐渐确立了市场经济这种“经济制度”这种“非刻意达致的结果”。
当然,这并不完全否认在引入市场机制后地方政府竞争的一些正面作用和效果。当今中国各级和各地政府不仅用市场的手段发展市场经济,进行招商引资,也运用市场的手段运作内部职位提升和调迁,用市场的手段从上级政府那里谋求资源的分配,甚至运用市场的手段进行行政和社会控制(如“维稳”和阻止民众上访)。现在,自上到下,自东到西,从南到北,各级和各地乃至整个政府科层的各级官员的行为几乎全部市场化了。这种政府官员行为的市场化,一方面在形式上表现为一种“过度市场化”;另一方面又在实质上是一种“扭曲的市场化”,一种实际上“反市场化”的“市场化操作”。这种政府行为的市场化,既在一个计划经济后期的低度发展水平上确实给“市场经济”这个被过去“束缚着的普罗米修斯”松了绑,也同时给它套上了一个目前似乎无法解脱的“紧箍咒”。政府统御市场、各级和各地政府几乎无任何权力约束地参与市场,已经导致政府成了当今市场运行中的一个最大“player”。这种政府行为的市场化,即为各级的经济增长尤其是“政绩工程”提供了巨大的推动力,也为各级政府官员运用手中掌握的权力和掌控的资源进行层层寻租提供了巨大的空间。由此而论,各级政府官员的层层寻租,既为过去三十多年的经济快速增长提供了机会和动力,也是当今中国社会种种社会问题不断发生且不断积累的最终制度根源。政府掌控的财力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不断攀高,政府投资在全社会投资份额不断增大,居民家庭收入在国民收入中份额不断萎缩,政府官员大面积地腐败而屡治不果,社会收入分配差距和社会财富占有上的差距不断拉大,一些大型群体事件和恶性事件不断发生,这些问题难道不是这种政府统御市场和各级政府官员运用手中掌握的权力以及掌控的资源进行层层寻租的结果?
根据上述观察和判断,可以认为,这种政府靠统御市场而进行层层寻租的体制,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一定社会历史发展阶段上是有效率的,因而中国过去三十多年的经济增长可以被认作为是吃政府引入市场经济之“红利”的结果。但是,等这种“引入市场机制所引发的经济增长的红利”吃尽了,那么现行的体制还能支撑未来中国三十年乃至更长久的经济增长?对于这一点,在今天看来越来越值得怀疑。2010年7月,美国在芝加哥大学法学院科斯研究所召开的一次关于“生产的结构国际学术讨论会”上,笔者曾表达了这样一种担忧:“导致中国过去三十年经济增长的一些贡献因素,可能正在逐渐变成中国未来经济增长的障碍”。对于这一观点,估计张维迎也会同意,因为他在讲中国经济的乐观预期时,一再讲中国应深化市场化改革,应努力建立确保市场经济运行的法治和民主制度,恰恰也讲出了这种意思。
三、对未来中国经济增长与市场化改革的展望
2008年下半年以来,世界经济经历一场自1929—1933年大危机以来前所未有的一场经济衰退,中国经济也随之经历了一场多年来未见的宏观经济增速下滑和“经济困难时期”。与世界各国决策层和大多数经济学家从凯恩斯“有效需求不足”理论来解释这场世界经济衰退的原因、并制定相应的政府干预经济的“宏观救市”政策主张不同,张维迎大声疾呼要“彻底埋葬凯恩斯主义”,并从奥地利学派———尤其是米塞斯和哈耶克———的商业周期对这场世界性的经济危机作了自己的解读。他认为,中国要进一步深化市场化改革,与其让政府通过增加信贷和扩大需求的办法把经济从萧条当中挽救出来,不如减税富民、减少政府对市场的“调控”和干预,释放民间活力,让市场(经济)自发地复苏[1](P292—294)。张维迎的上述主张,无疑是值得赞同的,这也是近年来笔者一再呼吁和坚持的观点。
但是,张维迎对中国未来数十年经济增长的前景非常乐观,并预计21世纪将是亚洲的世纪或言“中国世纪”。他在文章中给出的主要理由是,2008年下半年以来随着西方国家陷入衰退后的缓慢复苏期,中国过去一二十年来出口推动的经济增长模式已经不可持续,尽管如此,国内市场的拓展和地区贸易壁垒的消除还是能为未来中国经济提供巨大增长空间的。用张维迎的话来说,中国本身就是一个“全球”,因为许多省份从人口规模和土地面积就相当于世界一些不小的国家。只要今后进一步扩大市场自由,激发企业家精神,打破地区间贸易壁垒,实实在在地增加老百姓的收入和需求,逐渐消除东西部之间的差距,中国经济仍有巨大的内需增长空间,从而促进未来三十年甚至更长时间的巨大经济增长。
然而,在世界经济的“后危机时期”,与其从技术层面上(包括资源禀赋和市场空间等)来展望中国未来增长的空间可能,毋宁从制度与体制上反思可能制约中国长期和可持续增长的一些障碍及问题。笔者认为,从资源禀赋和中国经济发展的技术面来看,中国巨大的人口禀赋,东、中、西部发展水平的巨大差异,以及中国的城市化率还不高,这些无疑会为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留有巨大的增长空间。在这样一个态势中,只要中国国内市场分工不断深化,“内需”能够不断启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引擎就不会因为“出口增长恢复”的“迟滞”而熄火。但是,任何一个社会的长期经济增长,都有着非常复杂的综合因素,而技术和资源禀赋及其增长的空间只是提供了一个可能性。中国经济未来可持续增长问题,关键还在于我们是否能衍生一种靠内需推动经济快速增长的合宜制度,绝不仅仅是一个政策选择和政府发展决策导向的问题。精确一点说,目前的政治与经济体制能否引导中国经济从过去那种主要依靠出口的增长模式向主要依靠内需的增长模式的转变?这才是当今中国经济学界所要深入思考的首要问题。
从这种分析问题的视角来反思我们目前的制度安排、体制运作及其与之相关联的政府宏观经济决策导向,就会感觉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前景就不会那样乐观了。自2008年世界经济衰退、中国宏观经济增速下滑和波动以来,政府的巨大投资和刺激经济的计划到底是怎样操作的?从资金投入和资源配置方向来看,数万亿财政投入乃至十几万亿的信贷资金大都流入到政府的融资平台和国有部门,因而实际上壮大了国有部门而不是支持和激励了民营企业的成长,并且只有很少一部分真正用于增加居民收入和刺激消费。另一方面,政府的税收和其他财政收入则仍然快速增长,尤其是消费类税收的收入在2009年下半年以来增长是最快的,有的月份增幅甚至高达60%以上。2008年下半年之后的所谓“4万亿投资计划”,并没有多少用在民营企业发展和刺激消费上,而主要是发展了国有企业,投在了铁(路)、公(路)、基(建)上,并且进一步强化了政府控制与掌控经济和社会的能力。这种种宏观政策措施,从任何一种视角来看,都是某种“反市场化”的操作,而不是旨在促进市场经济的进一步成长和发育。这些反市场化操作的“宏观政策”,尽管能维持短期的GDP增速,但能否长期启动内需并有利于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完成从出口拉动的增长模式向主要依靠内需的增长模式转变?单凭把恢复和刺激经济的巨大资金与资源投到中西部地区,就能真正缩小东、中、西部的地区差异,加速中国的城镇化进程?
2010年第二季度以来,中国宏观经济增长动态各种指标显示,中国的宏观经济增速已经呈现下滑迹象,甚至有的经济学家认为当时中国宏观经济的格局和走势与2008年下半年的情形非常相像。这种迹象说明,我们现有的政府主导型增长的经济社会体制模式有可能越来越变成中国市场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障碍,至少其阶段性合理性开始值得怀疑。从目前中国的宏观经济形势和各种社会问题的现状来看,十多年来中国的政府财税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例不断攀高,政府掌握越来越多资源,整个经济越来越靠投资来推动GDP的增长。在全社会投资中,政府和国有部门的投资比例越来越高,国有部门增长越来越快,这些反市场化的政府操作和政策导向,到底在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段中是促进中国长期经济增长,还是扭曲并最终阻碍它,目前还很难有一个较清楚的认识。值得中国经济学家们特别思考和关注的问题是:经历了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快速经济增长,尤其是经过在1994年实行分税制改革后国家财政收入十多年的高速增长,中国政府目前所掌握的资源和财力以及政府对社会经济运作的控制,不但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在世界历史上也是没有任何时期的任何国家的政府可以相比。问题是,在这种超强政府靠巨额投资来维持一定经济发展速度的模式,与1950年代末和1960年代那种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发展模式有什么实质性的区别?这种新一轮的“大规模建设”就能缩小中国东、中、西部地区差异,加速中国的城市化进程?确保未来二三十年间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很显然,这种预期和展望中国未来经济增长前景的思路本身不符合“市场的发展逻辑”。
公正地说,当张维迎在2010年初谈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空间和可能时,中国的宏观经济动态还没有像半年后的今天这样显出增速下滑的种种迹象,而且,张维迎预期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前景时,提出关键要完成“三个转变”:一是从主要依靠出口推动的增长,到国内、国外两个市场更为平衡的增长;二是从低成本、廉价资源、廉价劳动力支撑的增长,到基于创新、更高附加值式的增长;三是从企业的自然型增长,到产业整合型增长。他还认为,要完成这三个转变,依赖于中国进一步的体制改革,包括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沿着这条思路,他预计,如果在过去三十年中国经济与社会改革的主轴是引入市场机制,那么,在未来三十年中,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与法治建设将成为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旋律。
对于民主与法治为一个良序市场经济运行乃至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必要条件这一点,中国经济学界的同人还讨论得不多,更多地还是政治学、法学(尤其是宪法学)界研究者的课题。但是,处于大转型时期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路径越来越清楚地昭明,如果没有一个真正良序运作的现代民主政制,如果政府的权力———尤其是征税权———不受任何限制,政府的财政支出不透明,政府的财政收入和投资规模及其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的比例必定会越来越大。在政府的规模越来越大、国有部门越来越强的同时,自由市场机制的空间和范围必定会越来越小,政府投资的效率也会递减,并肯定会出现美国著名经济学家亚瑟·奥肯在《平等与效率》一书中所发现的那种政府配置资源方面的“漏桶现象”[5],使政府官员腐败成为一个堵不胜堵、防不胜防的痼疾。这种体制自我衍化下去,可能会使我们的国家和民族难以跳出中国历史上王朝兴衰更替的历史怪圈。从此意义上来看,现在绝不能仅仅把法治与民主仅仅视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人民社会生活的一种“奢侈品”,而应把它理解为一个良序市场经济运行的基本条件以及一个国家经济长期繁荣和社会长治久安的必要条件。
民主与法治是一个国家经济长期繁荣和社会长治久安的必要条件,这一点尽管在法学界和政治学界已经成了大家的共识,但对中国经济学界的大多数人而言,似乎还是一件新鲜事,甚至许多人依然是“新权威主义”和“发展主义大政府”的信奉者。这里的问题还是出在人们对现代民主政治本质的认识上。事实上,现代民主政治的核心是预算民主,是限制政府的权力,使政府的权力受到选民选出的代表制约。这正是政治学界和宪法学界所常说的“宪政就是‘限政’”的意思。当然,从政治学上来看,任何一种政治体制形式———包括民主政治本身,都不能确保政府只做好事,不做坏事和错事,但是一个现代良序市场运行的最低要求是:政府不干太多坏事和错事,那就是好政府。而现代民主政治的主要功用恰恰在于通过限制政府的权力,通过一定的制衡机制来避免政府干太多的错事和坏事。这是一个现代市场经济运行的最低要求,民主政治的合理性就在于此。
限制住了政府在资源配置方面的权力,使政府公务员手中的行政自由裁量权———尤其是征税权和财政支出———内在于宪法和种种行政法规所明确限定的范围之内,是一个良序法治和民主政治下市场经济运作的基本条件,这一点应该成为全社会的常识,更应该成为中国经济学界的共识。正如张维迎在这部著作的最后一部分所反复强调的那样,要使政府权力是受限的和有限的,政府官员经济与社会决策的自由裁量权限定在宪政划定的范围之内,中国的法律制度才能良序运作,中国的企业家才不必时时用行贿的手段去从政府官员那里赎回自己进行市场交易和企业创新活动的权力,企业家的创新精神才不会枯竭和衰微下去,中国的经济增长及社会繁荣才是可持续的和长久的。对于法治与民主是一个良序市场经济运行的最基本的制度基础这一点,从目前中国的宏观经济增长动态中也可看出一些端倪。从民主政治下有限政府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来看目前“后危机时代”中国宏观经济格局及其未来走势,会发现一些单从经济变量为中国经济“把脉”所觉察不到的问题。2010年下半年之后,中国宏观经济增速可能持续下滑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学家们的共识。我们对中国未来经济增长的担忧,并不在于在4万亿投资计划过去后全社会投资动力的衰减,也不是中国的出口的订单到目前仍然只是恢复性的增长,而在于企业家出于对中国社会不确定因素的增加和对自己财产不安全的担忧所导致的扩大工商企业的动力在衰退。单从“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来看,一些民营企业家并不缺少进一步扩大自己企业和公司集团的资金。但由于政府政策多变和不可预测,社会不安定因素不断积累,以致每个中国人都有一种社会大变局之前的那种不安和惶恐,这导致一些民营企业家们不再去发展实业,甚至也不去“炒房地产”和“炒股”,而是把自己的资产“变现化”,并设法移居国外和把资产转移到国外。在过去三十多年中,在市场化改革的大潮中,尤其是在中国加入WTO之后千载难逢的出口贸易中,中国一大批的企业家由小到大,由弱变强,不断地扩张自己的企业和集团,这才是中国经济奇迹的最终动力源。如果未来中国企业家创生和扩大自己工商企业的冲动衰减了,任何刺激经济的计划,包括中国经济货币化的加速(极度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和一级市场源源不断的IPO,都将达不到预期的目的与效果。由此看来,尽早启动政治体制改革,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宪政民主政治,使全社会有一种安全感,使企业家有一个光明和稳定的预期,已经是当代中国市场经济发展刻不容缓的要求了。
最后还有必要指出的是,正如过去三十多年中国市场经济是通过一种渐进性的试错过程一步步走过来从而渐进性生成一样,未来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和法治民主建设还要走一种渐进性生成及发展的路径。现在的关键问题是,应当让全社会绝大多数人认识到,在中国社会已经过了经济的“市场化”这第一条河之后,我们迟早要过政治的民主化这“第二条河”。记得在1980年代后期到1990年代初的经济改革过程中,我们也是先通过放出一点市场机制而尝到甜头,并逐步确立了过“经济的市场化”这“第一条河”的目标,然后再一步步走了过来,最后取得了中国经济的辉煌成就。现在,一旦我们把要过“政治的民主化”这第二条河的目标大致确立下来,恐怕还得要“摸着石头过河”。记得以前中国南方有一个很老的俗语,叫做“草鞋无样,越打越像”。未来的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法治建设,也可能像从前的南方人打草鞋一样。一旦要确定“打草鞋”了,开始只大致打成个“脚套”的形状,打着,打着,就会打出个样子来了,最后会形成一个“中国式的民主政制模式”。现在的当务之急是要“搓好绳子”,试着开始“打”民主政制这双适合“现代市场经济”走路的“草鞋”。
[参考文献]
[1]张维迎·市场的逻辑[M]·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北京世纪文景),2010·
[2]Buchanan, James, M., 1972, The Theory of Public Choice,AnnArbor: TheUniversity ofMichigan Press.
[3]丛亚平,李长久·中国基尼系数超警戒:已处在国家动乱边缘[N]·经济参考报,2010-05-21·
[4]韦森·市场、法治与民主[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5]奥肯·平等与效率:重大的抉择[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
原载于《河北学刊》2011年第3期，转自社会学视野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