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国家在全球化进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是一个处于争论中且没有统一答案的问题，例如国际关系理论倾向于把民族国家看作一类主要的国际行动者，但是不同的国际关系理论流派对民族国家这类行动者所发挥的作用却有着非常不同的看法。民族国家始终只能在有利于全球化和不利于（阻碍）全球化之间挣扎。在《现代性的后果》一书中，吉登斯为民族国家与全球化的关系给出了一个分析。

一、现代性与民族国家的反思性
   
      在吉登斯看来，民族国家体系是全球化的一个维度（其他三个维度分别是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世界军事秩序、国际劳动分工），它具有“作为一个整体的现代性反思特征”，“全球化所具有的辩证性质之一，表现在一下两种倾向之间的互相‘推－拉’：一方面是由诸国家体系的反思性自身所固有的权力集中化倾向，另一方面却是各特定国家所具有的维护其主权的倾向。因而，国家间的一致行动在某些方面会削弱这些国家的主权，然而，通过其他方式而实现的权力联合，又在国家体系中增强了它们的影响力。”﹝1﹞并不是如国际关系理论中所认为的那样，只有削弱具有反思性的民族国家主权才能增加其他国际行动者的全球影响力和权力。由于民族国家主权的反思性是与现代性联系在一起，因此我们需要考察吉登斯对现代性、反思性概念的论述来进一步认识民族国家的反思性特征。
      在吉登斯那里，在“大致简要”的程度上，“现代性指社会生活或组织模式，大约十七世界出现在欧洲，并且在后来的岁月里，程度不同地在世界范围内产生着影响。”﹝1﹞在这样一种“社会生活或组织模式”中，作为“对所有人类活动特征的界定”的反思性，具备了新的特征。反思“被引入系统的再生产的每一基础之内，致使思想和行动总是处在连续不断地彼此相互反映的过程之中”。﹝2﹞“对现代社会生活的反思存在于存在于这样的事实之中，即：社会实践总是不断地受到关于这些实践本身的新认识的检验和改造，从而在结构上不断改变着自己的特征”，“现代性的特征并不是为新事物而接受新事物，而是对整个反思性的认定，这当然也包括对反思性自身的反思。”﹝3﹞或者可以说，吉登斯的现代性是建立在反思性之上的。那些如后现代性一样的发展脉络只不过并非“带领我们‘超越了现代性’，还不如说它们提供了一种对内在于现代性本身的反思性的更为全面的理解”。 ﹝4﹞
       基于对现代性与反思性的这些论述，我们来看待现代性与民族国家的反思性的关系，可能会发现一些有意思的现象。在吉登斯看来，“现实的主权本身，……应该被是做某种不断反思性地加以监测的东西”。﹝5﹞这种“反思性地监测”是通过“边境”概念而实现的：不仅民族国家的主权是通过其他国家对其边境的认可来获得承认的，而且建立在此基础上的国际关系是一种反思性的秩序，边境内外权力关系的变化仍然在这种现代性的反思性之内。
      如果遵循这一思路，由后现代思潮所引发的对主权与边境之关系的思考，是否仍然可以被包括在现代性的反思性之中呢？那种“至大无外”，取消了主权的边界并把主权人身化的“帝国”思想，﹝6﹞是否不过是为现代性的反思性提供注脚呢？
       吉登斯主要是在民族国家体系的层面上来理解主权的，他并不认为会出现一个“世界政府”，或者说他并没有论述一个新的主权形式。因而，对主权与现代性的反思性的思考仍然还是要从现代性本身入手，也就是我们要进一步思考现代性的反思性特征，特别是在知识的反思性方面。在这一步工作之后，我们可能对作为“现代性后果”的全球化与民族国家主权的关系有少许进一步的认识。
       吉登斯很清楚地指出，知识的反思性是现代性的主要动力之一（其余两项是时间和空间的分离，脱域机制的发展），﹝1﹞但知识被反思性地运用于社会行动时，受到权力的分化、价值的作用、未预期后果的影响、双重阐释过程中社会知识的循环四种因素的渗透。在论述了这些要点之后，吉登斯开始讨论现代性的制度维度与全球化的维度。在描述了现代性的制度维度之后，吉登斯提出了“现代性正内在地经历着全球化的过程”，但是他不同意既有的两类文章中对全球化的讨论，而民族国家之主权的反思性的原因的提出，就是建立在对国际关系研究文献的批判之上。
       如我们所知，国际关系中一个引人注意的关于全球化的主张就是民族国家主权在全球化进程中被削弱了，甚至也有学者认为民族国家主权被让渡给了一些国际组织等等。然而，从主权观念的产生来看，主权是现代国家在与“民族国家体系的碰撞过程中产生的”。﹝2﹞这一论断在我们更为熟悉的吉登斯所谓的“新兴国家”身上可能体现的更为明显，例如二战之后殖民地国家的纷纷独立与提出主权要求。正是在二战之后的这一浪潮之中，联合国的影响力开始壮大。从关于主权的知识上来讲，这些主权要求似乎坚持的是那种几百年不变的主权观念：主权是最高的、法律上独立的、非衍生的权力。﹝3﹞但是我们也会注意到，除非新兴国家放弃与（西方民族国家体系）进行交流（碰撞），那么所谓的主权观念仍然符合吉登斯的上述分析。新兴国家在他国对本国主权承认的问题上的执着，是这个问题的突出表现。
      但是更为值得注意，也让笔者更为感兴趣的是，按照吉登斯对知识之反思性的分析，在这个以主权为核心关注点的具有反思性的国际秩序中（是否吉登斯强调的不过仍然是维斯特伐利亚体系呢？他是否能逃避这一体系？），关于主权的知识或者说主权的观念，何尝不是在发生变化呢？合唱不是在主权的实践（实际运行）中反思性地发生着变化呢？民族国家的边境概念，又何尝不是在被重新划分和重新理解之中呢？关于主权观念发生变化这一问题，笔者以为，须结合全球化特别是对一种新的全球政治秩序的分析相结合。

二、呼唤一种新全球政治秩序？

      吉登斯赞同现代性是一个未完成的工作，不过他进一步追求驾驭现代性这一猛兽。﹝1﹞当吉登斯思考现代性与全球化的时候，尽管他曾在分析既有社会学思想对现代性的分析的局限时，批判了帕森斯的以秩序问题为社会学最高目标的思想，﹝2﹞但其论述在全球化的民族国家维度上，仍然指向一种新的全球政治秩序。﹝3﹞这一秩序的浮现，乃是受到了全球化的压力，从更为根本的原因上说，是由于全球化所带来的风险和危险的新形式和“全球安全的可能性在延伸到了力所能及的远方”的影响。﹝4﹞
      一如上文所引证的，全球化与民族国家主权存在着“推－拉关系”并从而使得全球化具有了辩证属性。然而，在吉登斯的思考之外，关于新全球政治秩序与民族国家之关系，还有两个问题有待思考：
       一是民族国家体系中的反思性的主权要素是否可以被超越或者抛弃。如上文的分析所论及的，作为全球化维度之一的民族国家是通过主权的反思性对全球化产生推拉作用，尽管这种作用不是孤立地存在的。或者说，在吉登斯的全球化维度体系中，主权的因素在现实层面和理念层面都是无法抛弃的，特别是当吉登斯对那种乌托邦式的思想进行批判的时候，民族国家体系通过主权所发挥的作用仍然是重要的。主权在现代性的过程中并非一成不变的，关于主权之相对性的主张就可以拿来做初步的证明。笔者赞同吉登斯所认为的主权在民族国家体系之上的反思性特征，但却认为，在吉登斯那里，主权的反思性只是导致了对民族国家体系和内生于现代性的全球性的影响，民族国家主权甚至主权观念本身似乎并没有发生多大的变化，或者说是静止不动的。这不仅涉及到对主权的观念史做一考察的问题，更涉及到主权的知识的反思性与确定性的问题。我们是否应承认，主权的知识也是不确定的。更为重要的是，在吉登斯对全球化之维度的分析中，主权这一要素是否可以被抛弃？
       二是民族国家整体的反思性与单个民族国家的主权主张之间的关系。在回答主权这一要素在分析全球化的维度时是否可以被抛弃这个问题之前，让我们先考察民族国家体系的主权反思性。吉登斯所强调的主要地是民族国家在体系上的反思性，亦即主权是在民族国家体系之内对边境的认可中实现的。单个民族国家的主权要求或者如吉登斯所说的“各特定国家所具有的维护其主权的倾向”是与民族国家体系的反思性的权力集中化倾向产生“推－拉作用”来推动全球化的。
       在《现代性的后果》一书中，吉登斯在基于对国际关系文献的批判而提出民族国家体系的反思性之后，还批判了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对全球化的分析。吉登斯认为：“（沃勒斯坦）仍然把现代社会的转变归结为一种占支配地位的制度性关系：资本主义。正因为如此，世界体系理论强烈关注经济影响，却对下述这个在国际关系理论家们看来具有核心意义的现象很难作出令人满意地解释：民族国家和民族国家体系的兴起。此外，以经济标准来划分的核心、半边缘和边缘地区，并不能使我们对权力的政治与军事集中加以阐明，这种集中并非总是能与经济上的差异完全吻合。”﹝1﹞然而，正是基于核心和边缘之区分，笔者以为，在沃勒斯坦所述的世界体系中，不同的单个或者特定的民族国家的主权主张并不是平等的，它们作用的发挥程度上也存在差异。或者可以进一步认为，世界体系所洞见到的核心与边缘的关系，不仅说明了在现代性的进程中（当然也包括了全球化进程中），单个民族国家无法摆脱主权主张的命运，其主权无法不和民族国家体系（源于西方的，在知识上也是西方的）发生碰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