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行政法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始终遵循着立足中国、回应时代、面向实践的本土性逻辑主线。这种“本土性”包括政治性、时代性、实践性三个核心维度。政治性揭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这一最本质特征在行政法治中的制度嵌入和转化，时代性反映了全面深化改革背景下行政法学理论的范式创新，实践性则彰显了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问题导向的建构路径，这三个维度有机统一于中国式现代化治理场景。以党政合署合设、府际合作、公私合作三类典型治理场景为例，剖析其对传统行政法学理论体系的冲击，有助于探寻中国行政法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未来建构方向。这三类场景所蕴含的治理主体间的融合性、合作性趋势，生动体现了中国自主知识生产的原创性贡献。

（一）党政合署合设与党政联合发文

我国是中国共产党全面领导、长期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党政体制”是理解中国政治的一把钥匙。[9]当前，党政关系实现了重大转变。一方面，在治理结构上，党的领导已经深刻融入行政权力运作的各个层面；另一方面，在组织形态上，这种融合通过党内法规的制定、党政联合文件的颁布以及党政机构的合并等多种途径，将党的价值取向、行动理念以及组织结构深植于行政体系之内。为了保持理论的自洽性和适应性，行政法学需要在充分认识新形势下党政关系的基础上发展自身。

自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在省市县对职能相近的党政机关探索合并设立或合署办公”，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党政机构融合的改革浪潮，不少地方在实际探索中取得了突破性进展。这给行政法学理论带来了不容忽视的冲击。传统行政法学理论体系构建时，对党在行政过程中的角色界定存在不足，[10]更多聚焦于行政机关的权力运行与责任承担。而党政合署合设使得党的机构深度参与行政活动，加剧了传统行政法学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张力，对传统的行政主体概念及其所依赖的行政救济体系提出了挑战。传统的行政主体概念以行政机关为核心，强调行政机关的独立法律地位和权力行使方式。但在党政合署合设的情境下，传统的行政主体概念难以准确界定新的组织形式及权力来源。同时，传统行政救济主要是针对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以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等制度为核心。但党政合署办公后，究竟是将党的机构视为独立的责任主体，还是将其与行政机关一并考量，成为行政救济实践中的难题。对此，学界展开了深入探讨。有学者秉持严格的形式主义立场，试图在现有行政法框架内，通过形式上的名义保留来维持行政救济体系的稳定性；但也有学者突破传统思维，更加注重实质行政行为，强调将党的机构在行政过程中的实际作用纳入行政诉讼的审查范畴。[11]此外，党政机构融合还引发了行政责任分配方式的深刻变革，从传统的党委领导、政府责任向党政同责转变。这一转变对行政组织法学造成了较大冲击，需要重新审视和构建相关理论。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明确了由国家法体系与党内法规体系共同构筑社会主义法治的稳固基石。在中国特色党政高度协同的复合型国家治理过程中，党政联合发文的地位早已超越一般意义上的公文处理方式或工作惯例，在治国理政过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12]从本质属性剖析，党政联合发文深度融合了党与政双方主体的意志与主张，这种独特的双重主体属性赋予其独一无二的运行优势。在党政权力系统中，能够平行且高效地推进各项政策举措，将党的政治资源、组织资源与政府的行政资源、执行资源进行深度整合与优化配置。由此，党政联合发文具备了党或政单方面主体发文所难以企及的整体性、协同性和权威性。然而，党政联合发文的兴起，也对行政法学体系的革新提出了新的要求。

关于党规与国法的关系，现有的学术讨论大多基于“党规管党治党，国法治国安邦”的基本前提，探讨党政联合发文在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中的地位与作用。但在我国的改革实践中，时常面临重大改革政策先行先试、法律出台相对滞后或不够明确的本土化困境。此时，党政联合发文凭借其灵活性、及时性与政治引领性，往往成为新机构运行的主要准则。从而，如何将党政联合发文有机融入行政法法源体系，并从理论根基与实践操作层面充分证实其作为行政活动依据的正当性，成为新课题。

（二）内部行政法与府际行政合作

随着公共行政的变迁，现代行政法学的重心已回溯至行政过程的“中上游”，将政策、政治和法律都作为考察变量。[13]在现代行政国家背景下，行政法不仅致力于私人权益的司法保障，还包括公共福祉的制度实现，因而需聚焦行政权力运行的府际关系，将内部行政、区域行政纳入行政法学研究的范畴。

相较于行政行为法、行政救济法而言，我国行政组织法仍处于边缘地位。我国行政组织法一直很不完善，影响行政管理水平的提高，其原因在于对行政组织法在依法行政中的意义和作用认识不足。[14]我国传统行政法学理论体系的学理逻辑植根于“传送带模式”的理论预设，着力通过司法审查机制确保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将行政法功能定位于规范行政机关的末端制裁行为。这种规范主义进路聚焦行政过程的下游环节，将研究视阈局限于直接影响相对人权利义务的外部行政行为，而将行政机关的组织架构、运行机制、资源配置等内部治理要素划归为内部法范畴，从而形成学术研究的理论盲区。从认识论根源考察，这种研究倾向源于传统行政法学过度强调形式合法性审查的控权功能，认为通过立法机关制定法律规范行政行为以及司法机关对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审查，便能有效控制行政权力，却忽视了行政系统内部的微观权力运作。随着行政法治实践的深入发展，这种单纯依赖外部行政法对行政权力进行控制的规范主义范式的局限性逐渐显现。其在控制行政权外部扩张方面虽具实效，却难以穿透行政过程的“组织黑箱”。面对公共行政的重大变革，行政组织法学在批判性和引领性方面存在双重不足，导致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时常陷入盲目行动的困境。行政法治实践中暴露的裁量权滥用、政策执行偏差等问题，本质上反映出以外部控制为主导的监督行政体系存在结构性缺陷，这促使学界开始系统反思行政法学研究范式的转换问题。

伴随区域经济一体化、城镇化推进带来的区域一体化发展，区域行政模式开始兴起，进一步解构了传统行政法学的解释框架。区域治理正在以各式各样的政策创新涌入行政法学研究视野，政府之间的权力配置和利益分配关系成为重点问题之一。从规范制定的视角看，传统行政法学主要依据既定的行政区划来构建法律规范体系。在这种模式下，法律规范的适用范围往往被严格限定在各个行政区划之内，呈现出鲜明的属地特征。然而，区域行政现象的涌现打破了原有的行政区划界限，其涉及的事务范围广泛且复杂，涵盖经济、社会、生态等多个领域，也产生了一系列超越传统行政区划范畴的新现象和新问题。这些新情况难以被传统行政法学既定的规范框架所容纳，使得传统行政法学在面对区域行政事务时，常常陷入组织法缺失的困境。[15]从法律关系看，区域行政涉及以府际关系为核心的多元主体，形成了纵向隶属监督与横向合作竞争交织的复杂网络。传统行政法学主要调整外部行政关系，对府际间复杂的合作关系、利益协调等核心问题缺乏有效调整手段，导致权利义务不清、冲突频发。正是区域府际合作治理的法治化需求，推动了以调整区域治理关系为目标的区域行政法学的发展。

（三）政府治理中的公私法融合趋向

传统行政法学理念中，政府以全能理性的姿态，几乎垄断了公共物品的供给，在公共职能履行上占据绝对主导地位。然而，当下政府治理的主体结构多元、规则多元、过程交互、方式多样以及纠纷复合性对法治建设提出了新要求。[16]面对复杂多变的社会现实，传统的命令控制型行政规制工具逐渐显露出诸多不足，不仅在应对市场失灵时存在局限，自身也易陷入政府失灵或规制失灵的困境。为了突破规制万能主义的桎梏，顺应政府职能转变的政策导向，植根于历史实践的合作治理模式被重新重视、理论化并系统构建，逐渐发展成为行政法学未来发展的核心范式。从理论根源看，这一模式强调私人力量在执行行政任务中的参与协同，突破了传统行政法学行政权力一元主导的格局，其以公私法融合为理论基础，启示在现代社会治理中公法与私法并非彼此隔绝，而是相互交叉、协同作用。

这种公私法融合的合作治理模式在我国发展迅速，在调和行政权力与社会需求之间的平衡、提升社会治理效能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易言之，在有效实现行政任务的目标牵引下，公私关系从高权行政监管走向公私合作治理、从高权行政模式走向合作行政模式，具体涉及私人参与行政任务的合作行政法和公权介入私权的调控行政法。这要求行政法学突破传统授权控制的单一思维，转而建构合作制衡的复合型规范框架，在激活私人治理效能的同时，筑牢公法价值的制度防线。

当前，在中国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公私法融合的态势愈发显著，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正展现出一种全方位的合作治理关系。其间，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合作关系日趋紧密，呈现出极为丰富且复杂的表现形式。从行政活动的横向维度看，公私合作逐步覆盖了给付行政和秩序行政等多个领域。在给付行政领域，公私合作正超越简单化的服务外包模式，演化为制度化的共治体系。通过特许经营、政府购买等创新机制，有效融合了市场效率和公共服务的普惠性。这种方式不仅体现在基础设施等传统领域，更延伸至政府数据治理等新兴公共服务场域，形成政府“掌舵”、市场“划桨”、社会“护航”的协同供给格局。在秩序行政领域，传统以命令控制为核心的规制体系逐渐让渡出弹性化的治理空间。在环境监管、食品安全等典型场景中，行政机关通过认证认可、信用评级等市场化规制工具，将行业自律机制嵌入行政监管链条。从行政活动的纵向维度看，公私合作贯穿于行政活动的全过程。在立法环节，委托第三方起草立法的合作型立法模式逐渐兴起。在行政执法环节，行政执法和解、有奖举报等合作型执法模式得到广泛应用。在争议化解环节，行政复议和解、行政诉讼和解以及第三方参与纠纷化解的合作型争议化解模式，为解决行政争议提供了多元化途径。公私合作的横纵向扩展，实质上是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具象呈现。它打破了公共部门与私人领域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在行政效能与权利保障、制度刚性与治理弹性之间建构起动态平衡。

尽管公私法融合在政府治理中展现出显著优势，却也面临诸多挑战。在合作协议方面，由于公私主体利益诉求不同，且要遵循公法与私法双重规则，导致协议条款制定困难，容易出现表述模糊、权利义务不清的问题。在责任界定与追究中，公法与私法在责任认定标准、归责原则和承担方式上存在差异，公私合作出现问题时，准确区分责任成为难题。不同地区的法律制度、政策环境和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差异，也给公私法融合的统一实施带来障碍，有待进一步探索协调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