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理四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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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理四篇》

管理员发布时间：2020-08-08 20:07 点击：4391

作者简介

喻中，中国政法大学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法理学。著有《论授权规则》《法理四篇》《论中国法的精神》《权力制约的中国语境》《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概论》《西方法律经济学批判》《宪法社会学》《乡土中国的司法图景》《法学是什么》《自由的孔子与不自由的苏格拉底》《梁启超与中国现代法学的兴起》《法律文化视野中的权力》《中国法治观念》《法家三期论》《法家的现代性》《在法律思想的密林里》《风与草：喻中读尚书》《法与术：喻中读韩非》《法律地理学》《法学方法论》等书。

内容简介【“后记”】

这部《法理四篇》写于2018年，时值戊戌，因此也可以叫做《戊戌四篇》。依照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这部《法理四篇》还可以叫做《戊戌一百二十年祭》。在中国近代史上，“戊戌变法”既是一个沉淀已久、内涵丰富的概念，同时也是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顾名思义，“戊戌变法”的重心在于“变法”。那么，一百二十年以降，中国的“法”是如何“变”的？中国的“法”是朝着什么方向“变”的？如何描绘“变法”进程中的千端经纬、万顷洪水？这样一些历史问题，暂且置而不论。然而，经过“变”革之后的“法”，是由什么理据支撑起来的？则是一个严肃的法理问题。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法理问题”？这里的“法理”二字应当如何理解？对此，陈少明在《走向后经学时代》一文中曾经略微提及，他把帝制崩溃、经学瓦解之后的现代称为“后经学时代”，他提出的“后经学时代”作为一个概念，包含了两层意思：“其一，在社会政治层次上，经学失却其合法性依据的地位，中国社会形式上走向法理化的时代；其二，在学术文化的层次上，对经的研究不必站在宗经的立场上。”（详见，陈少明：《汉宋学术与现代思想》，广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28页）关于其中的“学术文化的层次”，这里暂且不论。这里只说“在社会政治层次上”，古今之间确实存在着一个明显的转变：从汉代至清末，中国社会政治合法性的终级依据是由“经学”提供的；自辛亥革命以来，中国“走向法理化的时代”，合法性的终级依据转而由“法理”提供。着眼于此，我们可以说，从合法性依据的角度来看，中国的古今之变，就是一个从经学向法理的转变。古代的“经学”问题变成了现代的“法理”问题，这样的“法理”实为古代“经学”的替代物。这部《法理四篇》就试图阐释这样的“法理”问题。

这部书虽然是在2018年写成的，但是，这部书的酝酿过程，却可以追溯至2012年。那年冬天，我独自一人寄居在北京东三环外一间简易的寓所里，闲暇之时浏览杂书，偶然翻到一册《美国赖以立国的文本》，根据版权页，此书是上个世纪的作品，由美国人艾捷尔选编，美国兰登书屋1997年出版，原书名是Words that Make America Great，中译者是赵一凡、郭国良，中译本由海南出版社2000年出版。这是一本美国文献汇编，书中收录的多数文献人所共知，或者说人所应知。譬如，开篇是1620年的《五月花号公约》，接着是1649年的《马里兰宽容法案》，诸如此类。书中收录的最晚近的文献，是微软公司1996年的年度报告。

进一步查看，“美国赖以立国的”近两百篇文献，被选编者分成15个不同的主题单元，它们分别是“兴国之始”、“建立一个更完善的联邦”、“合众为一”、“天赋人权”、“美国之梦”、“渴望自由呼吸”、“美国内战：合家之乱”、“以人民的名义”、“我郑重起誓”、“原始美国人”、“还权于民”、“这是你的土地”、“外交事务”、“心中之火：全新的思想”、“勇敢者的国度”，等等。从这些文本的性质来看，多数都是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法案、公约，还有一些代表性人物的代表性言论，譬如，“联邦党人”的论著节选，林肯总统的演讲，马丁·路德·金的“我有一个梦想”，希拉里·克林顿在北京世界妇女大会上的发言，甚至还有托克维尔、爱默生、梭罗、爱因斯坦的文字。这些五花八门、琳琅满目的文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产生了较大的、甚至是重大的影响，它们程度不等、领域各异地塑造了美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在选编者及翻译者看来，它们堪称美国得以强大、赖以立国的文本。在我看来，这就是一本“美国说明书”或“美国文明秩序说明书”，因为它阐述了美国的立国之道、立政之道。在一定程度上，不太严格地说，它相当于美国的“四书五经”——如果没有那么精粹，那就相当于美国的“四书五经”的“扩展版”。

合上这本“美国说明书”，一个问题不禁油然而生：如果这些文本足以让美国这个国家赖以立国，那么，中国赖以立国的文本有哪些？或者说，“中国说明书”应该如何编写？哪些文本集中阐释了中国的文明秩序原理？在塑造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诸方面，哪些文本最具代表性？通过哪些文本，可以让人更快捷、更高效、更深刻地理解中国的文明秩序原理，并进而理解这个“法理化的时代”？这显然是一个颇具诱惑力的法理问题。

但是，这又是一个很难回答、挑战性太强的问题。我很难像艾捷尔那样，编出一本《中国赖以立国的文本》。因为，这样的文本车载斗量，实在太多了。在中国历史上，朱子看重的《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自不必说，《诗》《书》《礼》《易》《春秋》难道不更加重要？特别是《春秋》一经，曾经作为裁判一切的终级依据，分量更重，甚至被人视为传统中国的宪法。经书之外的子书，譬如归在老子、庄子、荀子名下的文本能割舍？董仲舒、朱熹、王阳明留下的文本呢？还有史书，譬如《史记》以降的二十四史。还有集部之书，譬如，陶潜、李白、杜甫、苏轼的文集。还有深度塑造中国心灵的《坛经》，等等。众多熠熠生辉的文本，简直不胜枚举，似乎哪一篇都该入选。看来，华夏文明确实太厚重，以至于要编出一本《中国赖以立国的文本》，几乎都是不可能的——除非弄一个庞大的“多库全书”，但那又是另外一个“项目”或“工程”了。

题目太大，弄不了。把目标缩小一点，把范围限制一下，行不行？譬如，不讨论“中国赖以立国的文本”；从时间上限定，只讨论“当代中国赖以立国的文本”，是否可能？我觉得还是可以尝试一下。当代中国虽然是传统中国的延伸，但当代中国较之于传统中国，已经出现了一些根本性的转向。传统中国赖以立国的很多文本，已经不能直接用来支撑当代中国的立国之道了。譬如，商鞅、韩非的作品是秦王朝赖以立政的文本，道家文献是西汉初期赖以立政的文本。但是，迁延至当代中国，这些文本曾经起到的支撑作用，早已不复存在。《孝经》是传统中国赖以立国、赖以立政的文本，但在今天，“常回家看看”甚至都还需要由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来强制，真可谓沧海桑田。因此，当代中国赖以立国的文本，必须另行寻找。那么，当代中国赖以立国、赖以立政的文本有哪些？更重要的问题还在于，当代中国赖以立国、赖以立政的文本应当如何理解？这就是说，不仅要寻找当代中国赖以立国、赖以立政的文本，还需要对这些文本做出必要的解释，以揭示并彰显它们蕴含的大义，以解释这个“法理化的时代”。

自2012年冬天以来，我一直在琢磨这样一些问题。数年间，我也曾就这些问题，反复请教过哲学界、史学界、法学界的多位先生。他们都给了我很多启示，促使我不断地校正自己思考的方向。直至今日，我历经多年的“长考”总算有了一个结果，这就是现在呈现给读者的这部《法理四篇》。书名中的“法理”一词，前面已经做了简要的说明。书名中的“四篇”，则包含了两层意思：其一，是指当代中国赖以立国、赖以立政的四篇经典文献，亦即《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共产党宣言》、《党章总纲》、《宪法序言》；其二，是指我自己针对这四篇经典文献的研究而形成的四篇文字。两者之间，虽然“此四篇”是研究成果，“彼四篇”是研究对象，性质各异，但在数量上，都是“四篇”。因此，作为书名的“四篇”，可以兼指这两个意义上的“四篇”。

噫嘻！回望百年，成书四篇。知罪由人，欲辨忘言。古之道术，果恶乎在？华夏文明，知向谁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