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竹简入藏清华

　　

　　清华大学最近入藏的一批战国时期的珍贵竹简，现在已经广为学术界以及社会公众所知了。

　　

　　这批竹简是由清华校友捐赠抢救回来的。记得竹简来到清华的那一天是7月15日，天气很热，暑假业已开始，我们本来想只加以基本的维护，等到开学再展开工作，但是经过仔细检查，发现若干简受有污染，请化学家分析，证明有霉变损坏之虞。校方对此非常重视，决定立即组织专家清理保护。大家放弃假期，全力投入，在白手起家的条件下建成符合要求的实验室。这项细致而又繁重的工作，直到10月中旬才告一段落。

　　

　　据在清理中的初步统计，清华简共约2100枚，其中整简的比例很大，而且简上一般都有文字。简的形制多种多样，最长的达到46厘米，最短的仅有10厘米左右。简上面的墨书文字出于不同书手，风格不尽一致，大多结体精整，至今仍很清晰。有少数简上，还有红色的格线，即所谓“朱丝栏”。

　　

　　10月14日，清华邀请了李伯谦、裘锡圭等11位专家，对这批竹简进行观察鉴定，“一致认为，这批战国竹简是十分珍贵的历史文物，涉及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是前所罕见的重大发现，必将受到国内外学者重视，对历史学、考古学、古文字学、文献学等许多学科将会产生广泛深远的影响”，这是鉴定专家们在《鉴定意见》中作的论断。

　　

　　由于集中力量做简的保护工作，还来不及详细审视简的文字内容，更谈不上释读研究了。不过通过清理间的大致浏览，以下三点是可以确定的:

　　

　　第一，这批简的性质是书籍。大家了解，已经发现的战国竹简(还有帛书)，总的来说可以分成书籍和文书两大类，还有多见的遣策，即随葬物品的清单，也可附于文书类中。清华简初步观察都是严格意义的书籍，没有找出文书以及遣策。

　　

　　与这批竹简同来的，还有一件漆木容器的残块，上有美观复杂的彩绘图案。经过试行拼合，显示可能是原来贮放竹简的书笥。在一块残部的侧面，粘贴着一小段竹简，简上有字可以辨识，这加强了容器与简相关的可能性。

　　

　　第二，这批简中的书籍大多与历史有关。如果按照传统的四部分类，有的属于经部，但其内涵仍是富于历史价值的。这与过去发现的战国竹简书籍，如著名的郭店简、上博简以儒、道著作占多数不同。

　　

　　作为随葬的书籍，总是和墓主的身份与爱好有一定关系的，比如说1972年出土的银省山汉简主要是兵书，墓主显然是位军事家，所以我曾戏言“这次是挖到了一个历史家”。

　　

　　第三，这批简里有《尚书》。《尚书》本为古代历史文献的汇编，列于经典，是研究古史最重要的依据。秦代焚书，禁止《诗》、《书》、百家语，《尚书》大多佚失。清华简中已发现有多篇《尚书》，有些篇有传世本，如《金滕》、《康诰》、《顾命》等，但文句多有差异，甚至篇题也不相同。更多的是前所未见的佚篇，在传世本里没有，或虽见于传世本，但后者是伪古文，如《傅说之命》，即先秦不少文献引用过的《说命》，和今天流传的《说命》伪古文不是一回事。

　　

　　清华简还有一项重要内容，是一种编年体的史书，所记史事上起西周之初，下到战国前期，与《春秋》经传、《史记》等对比，有许多新的内涵。特别要指出的，是这种史书体裁和已看到的一些文句，都很像《竹书纪年》。

　　

　　《尚书》和类似《纪年》的史书，对于历史研究的意义，是关注中国历史文化的人们都知道的，其重要确实难于估计。写到这里，我不禁联想到前辈学者王国维先生80多年前的一次讲演，很可以作为评价清华简的参考。

　　

　　

　　王国维的著名讲演

　　

　　这里要提到的，是王国维1925年7月在清华作的一次讲演，题目是《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现之学问》。这一讲演非常著名，文稿发表在《清华周刊》，后收入赵万里先生所辑《静庵文集续编》。

　　

　　王国维在讲演开头就说:“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现。”接着，王国维举出历史上三项新发现，即孔壁中书、汲冢竹简和宋代出土的青铜器，然而在讲演的后面，他不再提及宋代青铜器，只说“自汉以来中国学问上之最大发现”有两次，“一为孔子壁中书，二为汲冢书”。为什么他把这两者推为学术史上的“最大发现”，需要在此简单说明一下。

　　

　　孔壁中书，是西汉前期在曲阜孔宅壁中发现的竹简书籍，事见《史记》、《汉书》、许慎《说文》、王充《论衡》、荀悦《汉纪》及《孔丛子》等书。如《汉书•艺文志》载:“《古文尚书》者，出孔子壁中。武帝末，鲁共王坏孔子宅，欲以广其宫，而得《古文尚书》及《礼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篇，皆古字也。……孔安国者，孔子后也，委得其书(指《尚书》)，以孝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安国献之，遭巫蛊事，未列于学官。”发现的时间，学者或依《依衡》校正为景帝末，献书朝廷者，依《汉纪》修改为孔安国家，是合乎情理的。这些书籍应该是在秦代焚书时藏匿壁中的，其内容以《尚书》为主，其中有十六篇是汉初伏生所传今文《尚书》没有的，由于系以战国古文书写，称为《古文尚书》。

　　

　　《古文尚书》和当时出现的其他古文典籍一样，长期未能列于学官，没有取得官方认可的地位。西汉晚年，刘歆为此移书责让太常博士，开启了经学的今古文之争，成为学术史上的大事。有关今古文，特别是今古文《尚书》的讨论争辩，一直延续下来，到今天仍然没有结束，孔壁中书发现影响的深远于此可见。

　　

　　汲冢竹书，是西晋之初在汲县一座战国时魏国墓葬里发现的竹简书籍，事见《晋书》等文献及汲令卢无忌所建《齐太公吕望碑》。发现的时间，有武帝咸宁五年(公元279年)、太康元年(280年)、太康二年(281年)等异说，清代雷学淇论为咸宁五年，较为可信。竹简献上朝廷，有学者束皙、荀勖、和峤等多人受命整理，共有书十九种，七十五篇。其中最重要的，是魏人所撰史书《纪年》十三篇(有学者校正为十二篇)。

　　

　　汲冢书发现的意义也很重大。王国维前述讲演说:“惟晋时汲冢竹简，出土后即继以永嘉之乱，故其结果不甚著，然同时杜元凯(即杜预)注《左传》，稍后郭璞注《山海经》，已用其说，而《纪年》所记禹、益、伊尹事，至今成为历史上之问题，然则中国纸上之学问赖于地下之学问者，固不自今日始矣。”实际上《纪年》的影响远不止此，即以从钱穆到杨宽等先生利用《纪年》校正《史记•六国年表》一事而言，贡献就已很大，这些成果自然是王国维不及见的。

　　

　　王国维讲的这两项“最大发现”都是战国时期的竹简书籍，都在学术史上造成了重大影响。但是，不管是《古文尚书》还是《纪年》，其原貌今人都看不到了。《古文尚书》在东汉已归散佚，东晋时梅赜所献，唐代孔颖达《尚书正义》所收，如今见于《十三经注疏》的，前人已论定是“伪古文”。《纪年》同样于唐代散佚，明以后整本流传的所谓今本《纪年》，如王国维等先生论证，也是伪书。朱右曾、王国维等学者辑录的古本《纪年》，尽管定贵，保留的佚文究竟不多。这久已成为学术界似乎无法弥补的历史遗憾。

　　

　　今天，幸能在清华简中又看到了真正原本的古文《尚书》和近似《纪年》的史籍，给我们研究古代历史和文化带来了新的希望，也一定会在学术界造成深远长久的影响。有关《尚书》、《纪年》的一些悬疑不决的问题，很可能由于新的发现获得解决。

　　

　　清华简还有不少来不及深入了解的内容，比如类似《仪礼》的礼书，前所未见的乐书，与《周易》有关的占书，近于《国语》的史书等，只能留待今后介绍。

　　

　　

　　整理考释任重道远

　　

　　专家们对清华简所作《鉴定意见》着重指出，这批珍贵竹简“由于年代久远，简质脆弱，又经过流散，清华大学已做的清理保护，是及时和必要的。建议继续吸取其他单位经验，提高技术水平，将这批竹简的保护工作做得更好。”专家们还“希望清华大学积极稳妥地推进这批竹简的整理研究工作，及时编辑出版整理报告，提供学术界研究。”这是对我们参加清华简整理工作的人员提出的严肃要求，使我们倍感所负责任的沉重。

　　

　　简的清理保护工作，还需要继续进行，如何保护得更好，本身就是一项科研课题，应该以多学科结合的方式来探索和实施。尤其是从长远的角度看，应采取怎样的措施，是否脱水，有没有什么更好的手段，都须极为慎重地考虑。

　　

　　适应文物收藏入库的要求，每枚简，包括整支和残片，都必须登录编号。简上的种种现象，都必须记录下来，至于形制、尺寸、字数等要素更不必说。

　　

　　照像要尽快开始。这些年整理出土简帛的经验，大量的整理研究工作，都是依靠照片进行的，而最后的整理报告，更需要有高质量的图版。因此，对竹简的拍摄应有足够的要求。一部分不够清晰的简，还须采用红外线摄影等等方法拍摄，尽可能使文字显现出来。

　　

　　为了将简文提供大家考察研究，整理者要做好简的缀合、编排、录写和释读等一系列工作，这些工作步骤是交叉进行的。当然由于能力和时间的限制，每个步骤都不可能做得尽善尽美，但总应提供读者进一步深入研究的基础。

　　

　　在所有保护和整理的工作环节上，我们都期待大家给予支持帮助。我们会以适当方式，尽快向各方面报道整理工作中的发现，也一定做最大努力编写有关简报，并分卷出版竹简的整理报告。

　　

　　虽然已有几个月了，我初次看到这批珍贵竹简时心中的强烈震撼感还没有过去。限于个人学力，以上所谈不过是几点初步认识，敬希大家指教。

　　

　　

　　原载《光明日报》2008-1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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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引日期：2018年10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