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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联陛:书评经验谈

管理员 发表于: 2017-12-26 11:05  点击:374

1984年12月17 日,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会议开幕前一天, 我被邀作胡适之先生生日纪念讲演,题是“书评经验谈”,地是美国文化研究所大讲堂。原定吴大猷院长主持,因正有会议,改请总干事韩忠谟先生主席。准时开讲。

听众之中,师友不少,不及一一下台致谢,只讲后得与胡颂平先生寒暄数语,见颂平先生红光满面,为之一慰。这次讲演,因有数年不讲课,不免生疏,只有纲要一页,讲时斟酌增减。又因对大讲堂扩音设备不熟悉,未能善为利用。可能座中有人听不清楚,联陞深为抱歉。

今为稍稍补救,试用纲目体,把要讲的话,同补充未讲的话,草为一篇,呈请诸位指教。

主席,各位先生,各位女士:

今天是胡适之先生的阳历生日,大家同来纪念,很有意义。

(胡先生不喜欢用诞辰,他以为《诗经》“诞弥厥月”之诞,未必是诞生之义。自然,以诞为生,已是约定俗成了。)

今年纪念胡先生,添了一种重要的资料,就是胡颂平先生以多年的精力完成的《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共十数册。此书诚如余英时院士在序中所说,是中国年谱史上最伟大的一种工 程。能早日问世,要感谢联经的王惕吾先生。(多谢赐赠 !)

(《年谱长编初稿》油印本,我曾得一部,是前院长王雪艇先生特许。这部已转赠哈佛汉和图书馆。当时每收到若干册,就尽力就所知补充资料,多蒙颂平先生采纳。今本第五册、第七册较多。)

除了余教授对颂平先生的崇高评价之外,我想加重的是:此书下笔极为慎重而令读者有亲切之感,往往如见其人。颂平先生有些年的日记,可能很像适之先生的起居注。

英时教授的序,实在是一篇可贵的长文。题为“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英时教授与适之先生虽相知而从未会面,却以他在思想史上的素养,写成洋洋大文。文思细密,文笔流畅,全文充实而有光辉,可为模楷。适之先生天上有灵,也必然欣赏。

《书评经验谈》题目是仿严耕望院士的《治史经验谈》。他此书深受学林推重,真是现身说法,为初学之津梁。论学力他比我坚实甚多。杂家遇专家,小巫见大巫,岂敢相比。只我是所谓华裔汉学家(指西洋式),混了几十年,评论别人卖的中国膏药,或有可供参考之处。

许多人认为书评不重要。我则以为一门学问之进展,常有赖于公平的评介。很盼望像西洋、日本,养成良好的风气。

(只以史学言之,《美国历史评论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比我们早一百几十年。1979年见到《史学评论》第一期,是几位少壮学人创办的,内容美富,颇觉欣慰。希望大家继续努力,造成风气。)

今天要举的我所作的西文书评之例,多出在陶希圣先生主持的食货社为我在去年印布的《汉学论评集》。内有五篇西文论文,四十多篇英文书评。

(陶希圣先生在清华大学开的中国社会史课,引导我入了中国社会经济史的门。陶先生在给《论评集》赐序时也提到。他也是我终身铭感的恩师。1935年《食货》有我一篇《从四民月令所见到的汉代家族的生产》,是我在陶先生班中的写作。提到农民身份,妄用奴隶社会一词。后来日本有人指摘。实则我在次年《清华学报》《东汉的豪族》已引“奴婢千群,徒附万计”,试证其时奴婢[不自由人]不如徒附[半自由人,包括客与略后之部曲] 之多,可能相差十倍,已经不再用奴隶社会这一类的模糊概念。奴与客的比例要实事求是,不应用框框乱套。)

今天要讲的第一篇是孙念礼译注《汉书·食货志》书后或读记,英文叫review article,著者 Nancy Lee Swann(汉名孙念礼是胡先生起的,见于她介绍班昭《女诫》书的扉页 ),Food and Money in Ancient China,1950 年出版,我的评介初见于《哈佛亚洲学报》(HJAS),后收入我的《中国制度史论集》(Studies in Chinese Institutional History,1961)。孙念礼博士对《汉书·食货志》,有多年的功力,有许多地方,颇能深入,值得参考。当时她在普林斯顿,任 Gest Library 主任。以胡适之先生的介绍,我曾为孙念礼博士看过两次她的译稿,提出若干意见。她有的接受,有的不接受。例如关于官俸半钱半穀的解释,她曾教训过我说: “年轻人 ! 半不必是整整一半啊 !”这话确有道理,不过若分别米(已舂)与粟(未舂),为三与五之比,有几条计算,可以算成半钱半穀,日本友人宇都宫清吉博士曾有异议,后来也承认了。

孙念礼博士还固执一点,即是“赋”在《汉书·食货志》不论何处,都指军赋。我以为要分别而论。她不肯接受,只好在读记中发挥了。

这篇读记,我自觉尚为有用的,是关于井田的讨论。当时汇集李剑农(论贡助彻)、郭沫若(特别是《诗经》“中田有庐”之庐应为芦,即芦菔,高本汉即译为radishes)、徐中舒三家之说。 徐说包括东方(齐)多用四进位,西方(周)多用十进位,东西对立。可以解释《周礼》的田制(十进)与孟子所说的八家同井(二四为八)。而且假定周征服了商之后,国(包括近郊)与野是征服者与被征服者所居之地,两者税役不同。征服者服兵役(国中什 一,使自赋,即军赋),被征服者服力役纳税。 春秋时初税亩,用田赋,及作丘赋等,均可依此解释。我至今以为徐先生之 说是通论,国与野之别,从傅斯年先生强调《论语·先进篇》以来,学人已了然于野人(被征服的商人为多)君子(国人)之别, 周礼田制,也有人细考,似不出徐说之系统。

当时胡先生看了我这一段,不以为然,说是争论井田,总是“后息者胜”。我们尊重胡先生提倡的科学精神,要“拿证据来”。今日有若干条甲骨文、金文可证,有奏简可证。学人要自强不息 ! 井田的讨论,还可以继续。不过不可忽略前人的成果。

以下讨论我评德效骞译注《王莽传》关于“新”之国号为地名还是美号引起的争论。德氏为此给 HJAS 编辑部写信,因为我以为肇命于新都,王莽曾封新都侯,地名之说虽有据,但不可坚持此说,而否定胡适之先生以新为 New 之说。两说似宜并存。德效骞的异议同我的答辩(“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新不必是不故)都收入《汉学论评集》。

读《年谱长编初稿》第七册,有1956年5月16日适之先生给我的长信,由谶语“代汉者当涂高”(即魏)发挥先生之说“魏晋都不是简单的地名,都是应谶的美号”。这个大有启发性的争论,我未能引入答辩,大约是当时我希望胡先生为新是美号兼地名另撰一文之故。谶语大有宣传意味,即拉斯威尔所谓符号之运用(Manipulation of Symbols)。

写书评最重要的,是要先知道这一门学问的现状、行情,这自然不是一朝一夕能做到的。我的主要功力,用在四十年代。当时汉学中心在西方仍在巴黎,沙畹、马伯乐(先后任法兰西学院中文教授,故去之后,讲座由戴密微教授继任。伯希和在同学院任中亚语文讲座)、伯希和三大贤战后只剩下伯希和一位,主编《通报》, 常写书评,对被评者往往失于刻薄, 不留余地,自称汉学界之警犬。我有幸在哈佛听过他演讲(中亚基督教史一题),参加过贾德纳先生请他的宴会。同席有胡适之先生,但伯希和并未表示多少敬意。胡先生大约因为他知道多种语文,目录学很可观,中文颇好,人特别聪明,就让他几分。我是后学,难免有几分不快。

(1957 年,我代表哈佛燕京学社来台湾组织中国学会。当时“教 育部长”张其昀晓峰先生召开大会,赠我文化奖章,奖状颂词说有人以我的书评比伯希和,实是称许过实,万不敢当。我的书评很少火气,作风与伯希和大不相同,在《汉学论评集》的自序已有申明,读者可以共鉴。)

与伯希和有关的书评只有一两篇,一是法文译注米芾《画史》,著者旺迪埃-尼古拉夫人,在印布前曾来哈佛,把译稿给我看,说这是她老师伯希和审正过的。我说那也不一定没有问题。当时草草阅过,指出几条错误。她可能没全记住,正式出版,还有十几处有问题,然则伯希和也不能保险。夫人这本书同她另一本讲米芾的书,都显出功力,有参考价值。

另一件事是《魏书·释老志·释部》的英文译注,原有魏楷 先生的译注,是博士论文,受梅光迪先生同伯希和指导,很可观。 后来有郝立庵在日本参加冢本善隆对这部分的讲读会,因魏楷先 生未分析“常乐我净”为四事,就另起炉灶,用英文改译。我的书评是与陈观胜博士同写的,我只指出中文解释的问题,有多少处魏楷错了,多少处郝立庵错了,多少处两位都错了。最末我加重说明,如果一本书或一个文件,已有前人认真处理,纵然过了50年,后人再作译注,必须参考前人之作。这条规矩,颇为同行前辈所赏。

与陈观胜教授合写书评是一乐,因为他的佛教史非常高明,又会梵文、巴利文、藏文, 当时是同僚,合作方便。另一位合作的是柯立夫教授。他会的文字很多,蒙文蒙古史在今日已是唯一的泰斗。他主持HJAS有年,那时我几乎是书评编辑(review editor),有意无意地与《通报》争先。书评确有人注意,例如德国汉学家福·赫伯特(Herbert France)所著《汉学》一书,就列举我不少书评。

1940年起的十年,是我打入西洋汉学界最用力的时期。1951 年春哈燕社社长叶理绥教授由社中赠我旅费,做三个月的欧洲旅行,访问英、法、荷兰等地汉学中心(拜山),在巴黎、伦敦看敦煌卷子。先到巴黎,拜访戴密微(Demiéville)教授,住的旅馆就在他府上旁边, 谈论极投契。还会见罗都尔(des Rotours)先生,我评过他译注的《唐书·百官志》、《兵志》;白乐日(Balazs)先生,我评过他的《译注隋唐食货志》。白乐日以后不时见面,他的德译唐食货志问世甚早。他与魏特夫(Wittfogel)同学,都注意大问题,认为史学与社会科学应携手并进。他中年逝世,汉学界失一巨子,深可悼念!

荷兰莱顿的戴文达(Duyvendak)与法国的戴密微同是欧洲汉学领袖,年辈相当,又同编《通报》,当时并称二戴,两位都是古道热肠。戴文达常被哥伦比亚大学邀请,我旁听过他讲梁武帝与佛教。有一次美国东方学会在纽约开会,戴文达讲但丁《神曲》中之地狱与罗懋登《西洋记》之地狱,主张后者可能受了前者影响,说其中有似是外来的金钱与椰瓢(鬼所持者)。我不知《西洋记》中所提是黄边钱,当时在讲后说中国原有金银钱之金钱,不足为外来影响之证,椰瓢待考。后来在《醒世姻缘传》查到老黄边,是一种好铜钱,又查到关于椰瓢的文献,不止一处,寄与戴文达。蒙他在《通报》刊为通讯,我的《汉学论评集》也收入作为纪念。我常说戴文达先生是君子,此等处最见他老人家的气量,能容忍后辈。

(后来他还帮我写《西伯利亚之汉镜》一文,见《通报》与《汉学散策》。)

1951 年在莱顿重晤(魏楷译“有朋自远方来”之来为 return,此处合用)戴文达教授,在汉学研究院讲皮黄戏,学生旦净老旦小生各种嗓音,念“汉学研究院”五个字,颇受欢迎。戴教授介绍说 :“杨君弓上搭箭甚多,不止史学,语学论汉字分独用(free) 合用(bound)为前人所未发。”(实则 Bloomfield 已有相近之论。)另外快晤何四维(Hulseve)先生,他精于汉律,通各种语言,导我出游竟日全说国语,命我随时改正,实则无懈可击。后来继任院长,退休后住瑞士。

在英国伦敦见西门·华德(Walter Simon)、卫理(Waley),都是前辈。已退休的艺术史教授叶慈(Yetts)陪我到老人休养院 去看由剑桥退休的 Moule 教授。出乎意外,Moule 突然问我 :“你想我们西洋人真能读懂中文吗?”我说 :“焉有不能之理,只有深浅之别而已。”后来我写卫理白居易传评介,也挑了些错误(如“圣人”之用法),可能他还满意。

在牛津做了德效骞的客(住宿舍 )。吴世昌在大学做 reader(近于教授,讲课,教授可讲可不讲,但要预备考题)。剑桥教授夏伦 Haloun(在柏林与陈寅恪为友)甚忙,抽暇快晤。

(次年游此,夏伦教授逝世,遗命请柯立夫继任,柯不去,又正式请我,我也不愿意去。白乐日来信 :知君不欲以 Cambridge England易Cambridge Mass.。后来戴文达谢世,也有人问我是否愿去莱顿,也谢了。)

在剑桥主要是做李约瑟的客(宿舍规矩不同,早餐时同桌有寒暄者,有只自看报者)。看他所藏的书。谈到赫连勃勃“蒸土筑城,锥入一寸,即杀作者,而并筑之”,他大有兴趣,立刻检出《晋书》原文,要我口译,他在卡片上打字。其勤真不可及。那时的助手是王铃,有时在郑德坤博士家会晤,郑讲考古与艺术,是哈佛前辈。 后来李约瑟等的大著第一册(近于通史)出版,我在HJAS有长评,指出若干错误。再会面时就有些冷落了。

卫理告诉我,他评此册说其中有许多错误(many mistakes),李约瑟告诉卫理:“你必须再举二十多条错处才可以说许多错误。”卫理说:“我又寄给他十几条,也就罢休了。” 由此可见,书评用数量词,特别要慎重。如 a few 是三五个, several 就多些,可说五七个,some,a number of 若干(前者较少)都有分别。定冠词 the 的使用,更是重要。西洋人自己有时也不敢定,有人说如果可冠可不冠之时以不用为宜,亦是一法。

李约瑟、王铃合著第一册讨论沈括,提到《忘怀录》,有游山水必备之器物的单子。有一处需要泥船(mud boats),我觉得奇怪,检书原来是泥靴(mud boots),可能王铃发音欠准确,李约瑟没听清,致误。不过,若依常情推测,亦可能猜出此类错误,只是他们做的是开荒的工作,一年不知要看要译多少书,岂能毫无失误 ! 读者要心存恕道。我对于李约瑟的巨著还是十分敬佩的!

结末讲一个我几乎搞错的关于序数的事。曾有一位印度学者,英译龙树的《大智度论》,要我对照汉文审阅(他的大名是Romanan,译注早已出版)。我看到一句“如无名指,亦长亦短”,他把无名指译为第二指(second finger),我觉得奇怪。没敢说他错了,先问他无名指所在,他指对了。我说何以是第二指,他说:“我们是从小指起数的。”大家也许说是倒数,但正倒何以为定?

又查字典此字可说ring finger,可是第四指,也可是第三指,那是不算大拇指,实在不简单。

有人喜欢问你在某一门学者中,是第几名。我想最方便的回答是第二名,可以正数,可以倒数。反正最好的第一名同最坏的最末都让给别人,无咎无誉,也许是处世之道吧。

讲完,主席宣布可以讨论,有两位先后发言,虽有内容,略嫌冗长。一位是胡钟吾先生,说井田之制,有关国防。另一位未得大名,主旨似说文学史乃至文艺也应有书评,我自然同意。他提到《胡笳十八拍》。我想他必然知道这与《悲愤诗》(五言及骚体)都传为蔡琰文姬之作,不过专家认为尚有问题。大陆在 1959 年出了一册《胡笳十八拍讨论集》,收了三十多篇文章。郭沫若有六篇,赞成《胡笳十八拍》是蔡文姬所作。刘大杰、刘盼遂等都反对。双方都举了证据。我个人认为中华书局此书,无妨影印,以免有人见了,改头换面,取为己有。

又,耶鲁大学中文系教授傅汉思(Hans Frankel)对蔡琰《悲愤诗》有研究有译注,曾来哈佛讲读,结束说,看来嫁与胡儿,未必非才女之福,听众为之莞尔,傅夫人是书画词曲四者兼长鼎 鼎大名的才女张充和。汉思教授的幽默甚为中肯。

附记,有人问 :国外写书评有无稿费?答 : 学报没有,给抽印本的也不多,但如是有名的大报副刊,特别是文学副刊,酬报可能甚丰,但也看评者的地位。学报邀人写书评,往往限字数,先得评者应允才寄书来。若是长篇评论,可以投稿,学报认为可取才收入。书评之前可就内容加一题目,引起编者读者注意,实已近似论文。著作目录书评可以列入。

写书评可以长学问,交朋友,今日虽无科举,新进亦颇愿有大力者推荐,为己而亦为人,何乐而不为哉!

 

 

文章来源:杨联陞:《哈佛遗墨》,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136--150页。

转引日期:2017年12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