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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联陞 :内藤湖南:《中国近世史》和《中国史学史》

管理员 发表于: 2017-12-15 09:47  点击:91

王存诚译 
(《中国近世史》东京:弘文堂,1947年[第2版,1948年],10+247页。 
《中国史学史》,东京:弘文堂,1949年[第2版,1950年],7+7+656页。) 

        这是日本最伟大的汉学家内藤湖南教授(1866—1934)的两部遗著。两书都是他克绍箕裘的贤嗣乾吉编辑的。(更早的遗著《中国上古史》[东京,1944年]也是内藤乾吉编辑的。)就《中国史学史》而言,编者感谢了著名书志学家神田喜一郎给予的许多帮助。 


         两书都是以学生所做内藤的讲课笔记为基础编成的。神田在《中国史学史》的跋语中说,内藤上课是从来不带讲义的,只是非常偶然地会带一张小卡片作为提示,课程都在他脑海里。这位教授不带讲义,却总是用一个布包袱把参考书带上课堂,大多是大大小小的汉文书籍。(这使人想起陈寅恪教授,他在清华大学上课的方式与此完全相同。)在讲课当中,他会不时地一边继续讨论,一边打开这些书诵读其中的段落,有条不紊且轻而易举。从这些描述中,读者就不会奇怪,学生在他课堂上做的笔记就能编成这样优秀的书籍。内藤乾吉在前言中说,《中国近世史》所根据的是从1920到1925年的讲课笔记 ;而《中国史学史》则是依据 1919 至1921年和1925年的讲课笔记。 

        《中国近世史》包含的是对于宋代和元代历史的概述。书名字面意思是“中国近代史”,似乎会被某些学者所误解。然而,此书的意义恰在于作者对中国历史上的“近代”时期——更确切地说,“近代”若干时期 ——所做的定义。为了证明他使用“近世”一词的合理性,他指出了宋代以来各时期的下列特征:(1)贵族的衰落与绝对皇权的崛起;(2)人民地位的上升(从贵族的奴仆、佃户变为皇帝的臣民);(3)开始实行科举考试,它至少在理论上是对任何公民开放的;(4)出现了以政策主张或知识背景的差异而划分的政党;(5)货币经济的增长;(6)出现独立诠释经典的趋势;(7)平民文化伴随着文学艺术新形式、新媒介而兴起。内藤承认,这些特征有的起源于唐代,但他们只是在宋代才成为主导,并在明清两代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随之他又建议把宋、元两代的中国历史称为“近世前期”,而称明、清历史为“近世后期”。这种分期法在日本广为流行,似乎是可以接受的。 

        与《中国近代史》仅为概论不同,《中国史学史》是一部全面而详尽的论述。事实上,这是现代学者在这一课题上最宏大的著作。汉语的标准著作是金毓黻的《中国史学史》(重庆,1944),有329页。而贾德纳(C. S. Gardener)博士的《中国传统史学》(Chinese Traditional Historiography [Cambridge, 1938])有120页,目前仍是唯一的英语著作。 

        内藤关于清代史学的论述(第375—584 页)尤为透彻。其中包含许多有用的评论和有趣的细节。或许是因为内藤太熟悉他所讨论的这一时期了,以致对于某些他的同代人不免过于严苛。例如,他认为王先谦(1842—1918)的《汉书补注》就没有什么价值,因为只是利用了其他学者的成果(第456页)。这似乎文不对题了,因为称作“补注”或“直解”的注疏集成之类,其主要价值恰在于它们是一些便捷的工具书。在这一段论述结尾,有几行谈到“史评”(第583页),我发现下面这些话相当奇怪:“梁启超,不知其意而妄作者。”这指的显然是梁启超1922年的《中国历史研究法》。(桑原骘藏在《支那学》2.12[1922]第883—900页上有对此书严格而比较公正的评论。)尽管有某些错误和遗漏,这本著作至少对初学者还是有用的。内藤的批评似乎不必这样粗暴。另一个疑点是关于较早17世纪的一位学者胡承诺的。他著作的《绎志》(包括在《湖北丛书》中,第79—86卷)分19章,包括65篇论文,涉及哲学、政治、文学等各种题材。第54篇题为“史学”,内藤拿来和王夫之(1619—1692)的历史论文做了对比(第391—403页)。在一定意义上,胡承诺和王夫之是可比的:胡是湖北人而王是湖南人。而且他们的著作都是在清代中叶,在他们死后许多年,才得以刊布的。不过,胡承诺关于历史的意见在独创性方面似乎远逊于王夫之,因此其影响也小得多。恰巧,恒慕义博士编辑的《清代中国名人录》(Eminent Chinese of the Ch’ing Period [Washington, 1944])中,“王夫之传”占据了接近四栏的篇幅(第817—818页),而胡承诺和他的《绎志》提都没有提到。 

(原载《远东研究季刊》第12卷,1953年) 

 

 

文章来源:杨联陞:《汉学书评》,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246--249页。

转引日期:2017年12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