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存诚译 
（《中国近世史》东京：弘文堂，1947年[第2版，1948年]，10+247页。 
《中国史学史》，东京：弘文堂，1949年[第2版，1950年]，7+7+656页。） 

        这是日本最伟大的汉学家内藤湖南教授（1866—1934）的两部遗著。两书都是他克绍箕裘的贤嗣乾吉编辑的。（更早的遗著《中国上古史》[东京，1944年]也是内藤乾吉编辑的。）就《中国史学史》而言，编者感谢了著名书志学家神田喜一郎给予的许多帮助。 

         两书都是以学生所做内藤的讲课笔记为基础编成的。神田在《中国史学史》的跋语中说，内藤上课是从来不带讲义的，只是非常偶然地会带一张小卡片作为提示，课程都在他脑海里。这位教授不带讲义，却总是用一个布包袱把参考书带上课堂，大多是大大小小的汉文书籍。（这使人想起陈寅恪教授，他在清华大学上课的方式与此完全相同。）在讲课当中，他会不时地一边继续讨论，一边打开这些书诵读其中的段落，有条不紊且轻而易举。从这些描述中，读者就不会奇怪，学生在他课堂上做的笔记就能编成这样优秀的书籍。内藤乾吉在前言中说，《中国近世史》所根据的是从1920到1925年的讲课笔记 ；而《中国史学史》则是依据 1919 至1921年和1925年的讲课笔记。 

        《中国近世史》包含的是对于宋代和元代历史的概述。书名字面意思是“中国近代史”，似乎会被某些学者所误解。然而，此书的意义恰在于作者对中国历史上的“近代”时期——更确切地说，“近代”若干时期 ——所做的定义。为了证明他使用“近世”一词的合理性，他指出了宋代以来各时期的下列特征：（1）贵族的衰落与绝对皇权的崛起；（2）人民地位的上升（从贵族的奴仆、佃户变为皇帝的臣民）；（3）开始实行科举考试，它至少在理论上是对任何公民开放的；（4）出现了以政策主张或知识背景的差异而划分的政党；（5）货币经济的增长；（6）出现独立诠释经典的趋势；（7）平民文化伴随着文学艺术新形式、新媒介而兴起。内藤承认，这些特征有的起源于唐代，但他们只是在宋代才成为主导，并在明清两代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随之他又建议把宋、元两代的中国历史称为“近世前期”，而称明、清历史为“近世后期”。这种分期法在日本广为流行，似乎是可以接受的。 

        与《中国近代史》仅为概论不同，《中国史学史》是一部全面而详尽的论述。事实上，这是现代学者在这一课题上最宏大的著作。汉语的标准著作是金毓黻的《中国史学史》（重庆，1944），有329页。而贾德纳（C. S. Gardener）博士的《中国传统史学》（Chinese Traditional Historiography [Cambridge, 1938]）有120页，目前仍是唯一的英语著作。 

        内藤关于清代史学的论述（第375—584 页）尤为透彻。其中包含许多有用的评论和有趣的细节。或许是因为内藤太熟悉他所讨论的这一时期了，以致对于某些他的同代人不免过于严苛。例如，他认为王先谦（1842—1918）的《汉书补注》就没有什么价值，因为只是利用了其他学者的成果（第456页）。这似乎文不对题了，因为称作“补注”或“直解”的注疏集成之类，其主要价值恰在于它们是一些便捷的工具书。在这一段论述结尾，有几行谈到“史评”（第583页），我发现下面这些话相当奇怪：“梁启超，不知其意而妄作者。”这指的显然是梁启超1922年的《中国历史研究法》。（桑原骘藏在《支那学》2.12[1922]第883—900页上有对此书严格而比较公正的评论。）尽管有某些错误和遗漏，这本著作至少对初学者还是有用的。内藤的批评似乎不必这样粗暴。另一个疑点是关于较早17世纪的一位学者胡承诺的。他著作的《绎志》（包括在《湖北丛书》中，第79—86卷）分19章，包括65篇论文，涉及哲学、政治、文学等各种题材。第54篇题为“史学”，内藤拿来和王夫之（1619—1692）的历史论文做了对比（第391—403页）。在一定意义上，胡承诺和王夫之是可比的：胡是湖北人而王是湖南人。而且他们的著作都是在清代中叶，在他们死后许多年，才得以刊布的。不过，胡承诺关于历史的意见在独创性方面似乎远逊于王夫之，因此其影响也小得多。恰巧，恒慕义博士编辑的《清代中国名人录》（Eminent Chinese of the Ch’ing Period [Washington, 1944]）中，“王夫之传”占据了接近四栏的篇幅（第817—818页），而胡承诺和他的《绎志》提都没有提到。 

（原载《远东研究季刊》第12卷，1953年） 

文章来源：杨联陞：《汉学书评》，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246--249页。

转引日期：2017年12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