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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剑雄 曹树基 :是学术创新,还是低水平的资料编纂?——评杨子慧主编《中国历代人口统计资料研究》

管理员 发表于: 2017-09-05 10:03  点击:135

    杨子慧主持编纂的《中国历代人口统计资料研究》(以下简称《研究》)一书是一部大型的人口史著作。其内容上迄上古先秦,下至民国现代,各时期分人口活动的自然与社会环境、人口数量、人口分布、人口迁移、人口死亡、人口构成、少数民族人口、人口统计与管理、婚姻与家庭、人口政策、人口思想与人口理论等十一个方面收集资料,洋洋370万字。这部由改革出版社1996年出版的篇幅浩大的煌煌巨著,本应是一部极富学术价值的创新之作。但遗憾的是,占全书篇幅72%的古代各篇,只是一个低水平的、错误百出的资料编纂,从中难以发现编纂者们的学术贡献。

 

 

我们所说的学术创新,指的是对新知识的发现及对前人知识的超越。这一活动的基本要求是,创作者必须明了前人所作工作,并对已有的成果作出恰如其分的分析与评价,从而明确自己所作工作的价值和意义。在这一活动中,应当尽量避免对已有成果的重复,应当将自己的研究置于已有的研究成果之上。也就是说,既以已有的成果作为自己工作的基础,又以已有的成果作为超越的目标。可是,作为主编的杨子慧和古代各分册的主编们并没有做到这一点。

 

在全书的《总论》中,主编列举了几乎所有国内学者有关中国人口史的研究著作。按照学术创作的基本要求,在列举已有的成果之后,理应对中国人口史已有的研究状况作一全面系统的分析;尤其是与本书有关的内容,更应作认真细致的讨论。编者至少要告诉读者,本书的研究是在哪些人的什么样的成果基础上完成的,本书的学术独创大致表现在哪些方面。可是,对于这些重要的内容,主编表现得过于漫不经心。在他看来,构成《研究》一书直接基础的似乎只有梁方仲的著作;而《研究》一书的创新,似乎只是对梁方仲著作内容上的扩充。

 

主编在评述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一书时指出:“这是梁先生辞世前多年潜心研究的成果,为研究我国经济、土地、人口的发展史提供了丰富的重要数据资料。如果说有美中不足的话,那就是本书(指梁著)偏重于历史经济学,而人口只是一个与经济有直接关系的重要侧面,所以有关人口学方面的资料多为人口数量和家庭户规模,其他人口学的资料如死亡、分布、迁移、构成、人口思想、人口政策、婚姻家庭等,都没有涉及。”(第7页)按照这一说法,对资料内容的扩充应该是《研究》一书的创新之一;对这些资料进行研究就成为《研究》一书的创新之二了。

 

那么,该如何看待梁著之前及之后几十年来中国人口史的研究成果呢?主编在完成了列举工作之后,说:“以上论著从不同的层面、角度和时期,对历史人口的不同现象作了研究,较旧中国时期的历史人口研究有了很大发展,丰富了我国历史人口研究,为学科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但毋庸讳言,我国历史人口研究与国际相比,还存在不小的差距,无论研究方法、研究视野,还是研究力度及研究成果,都不尽如人意。”(第8页)这一论述虽说空洞,却也给了读者以下两点信息,一是国内大多数学者的研究并不构成本书的直接基础,二是本书的编纂以赶超世界水平为目标。

 

从学术规范的角度讲,这一提法并无偏差。但是,如果我们细读杨先生列举的书目,就会发现,他对于国际学术界有关中国人口史研究状况的了解,几乎是一片空白。例如,杨先生对于台湾学者刘翠溶所作研究就一无所知。刘翠溶对中国明清以来族谱所载人口的研究即是对历史人口结构的研究,研究的内容包括家族人口的婚姻、生育、死亡及增长等许多内容。大致从1978年开始,刘翠溶发表了一系列专题论文,直至1992年,她的成果最终体现在台湾中研院经济研究所出版的《明清时期家族人口与社会经济变迁》(二册)这一巨著中。按照杨先生的看法,“历史人口研究往往偏重于人口数量的增减变动,这当然是重要的,也是必不可少的。但从人口学角度考虑,就不仅仅是一个人口数量可以涵盖得了的,应当包括人口学的各个方面”。毫无疑问,刘翠溶著作涉及到历史人口学的几个主要方面,是对中国历史人口学的重要贡献。而这一切,并不是自《研究》一书开始的。作为一本严肃的学术著作,尽管所收资料不包括族谱资料,但对于这一领域所取得的成果作出恰当的评价,却是应该和必须的。

 

或有人说,刘翠溶的著作没有在大陆出版,其论文也从未在大陆发表,《研究》一书的主编未加注意是情有可原的。那么,何炳棣的《1368—1953年中国人口研究》一书,居然会被编者遗漏,那就太不应该了。这本1959年于美国哈佛出版的著作的中文译本,也早已于1989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是一部国际汉学界和国内史学界公认的经典著作。该书对于600年间中国人口数据、人口调查制度、人口与土地的关系、人口与自然灾害、人口分布与迁移等问题的论述,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可以说,任何一个从事中国人口史研究的学者,都不可忽视这本著作的价值。我们还注意到,在主编列举的书目中,包括了葛剑雄、姜涛等人的著作,而葛、姜两人对于何炳棣著作的讨论,是相当系统而详细的。姜涛的著作对刘翠溶著作的评述也是相当细致的。如果杨先生真的认真读过他所列举的名家著作,就不会也不可能遗漏何炳棣的著作。我们怀疑主编先生对已有成果的评述仅在于列举书目,其中大部分的著作,他可能并未阅读,难怪该书《总论》对于已有成果的分析会显得如此空洞无物,苍白无力。这一说法可能过于尖刻,但读者只要读一读该书的《明代编》、《清代编》对于明清时期人口的论述,就会发现分卷主编对于明清人口诸问题的具体论述,还处于前何炳棣时代。

 

正因为《研究》的编者不读或不认真研读与此专题有关的学术著作,所以他们对于自己从事工作的学术背景缺乏了解。他们不知道在何炳棣、刘翠溶等学者的研究之外,西方的一流学者也对中国人口史的研究取得了一系列成果。如施坚雅著《19世纪四川的人口——从未加核准的数据得出的教训》(见施坚雅《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城市研究》,吉林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的长篇论文,对清代四川人口统计制度、四川的人口密度、人口增长、户均人口和性别比都作过相当精彩的分析。李中清自八十年代以来发表的一系列有关中国区域人口及皇族人口的研究,也可称为本专业的典范。除此之外,大陆也有学者对于中国人口史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如葛剑雄的《西汉人口地理》一书,除了对西汉时期的人口数量加以研究外,还对这一时期的人口调查制度、人口迁移、人口结构——包括婚姻、生育等内容、民族人口等问题均进行过深入的研究,是本专业第一部断代人口历史研究专著。姜涛的《近代中国人口史》对于近代中国人口调查制度的考订,尤其是对于太平天国战后的人口统计数据有非常独到的见解,离开了姜涛的工作,对于这一时期人口数据所作任何整理工作往往显得滑稽可笑。《研究》一书显然不是这一领域中的开山者。

 

行文至此,我们对于主编所称“我国历史人口研究与国际相比,还存在不小的差距”的判断更觉不解。这是指我国学术界对中国人口历史(或历史人口)的研究水平低于国际汉学界对中国人口历史的研究呢,还是指中国或国际汉学界对中国人口历史的研究水平低于西方学者对西方人口历史的研究水平?就我们目前所知,上述六位学者有关中国人口史的研究著作,并不低于西方学者对西方人口史的研究水平。至于西方人口史家所使用的方法与汉学家及中国学者使用的方法有所不同,也不是我们评价两者水平高低的标准。中国学者和海外汉学家所面临的资料和西方人口史学家所面临的资料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因而采用不同的分析方法是无可非议的。换言之,主编先生所推崇的西方学者所使用的“广义逆向预测法”、“仿真人口模型”等并不一定适用于中国历史人口数据的分析,尤其不适用于中国古代人口数据的分析。但是,这并不能说明中国人口学家和国际汉学家的研究水平比西方人口学家的水平要低。

 

 

主编在全书《总论》中自称《研究》首先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他解释说:“历史人口数据资料的搜集远比想象中的情形要困难得多。最大的困难是数出多门。同样一个朝代、同一个年份,不同的典籍会有不同的数据记载。有的是由于统计口径不同所致,有的则是传抄中的讹错所致,还有一些说不清的原因。遇到这种情况,究竟以哪一种典籍、哪一种数据为准呢?其次是有的典籍中的数据并非当时人们直接记载,而是后世学者的追记,其可信度究竟如何,难以判断。最典型的如《帝王世纪》中记载的汉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的全国人口数,经常被作为最有权威的数据来引用,而且被当做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全国性人口数据。实际上,这个数据并非西汉平帝当朝史官所记,而是出自魏晋间人皇甫谧(215—282)之手。皇甫氏又是从何得到这个数据的呢,至今史无定论。我们既不能称此数为皇甫氏杜撰,又不能称其数出无据。因此,肯定或否定都需要有足够的证据,尤其对历史史实更应如此。”(第9页)

 

且不论将历史唯物主义解释为“遵照了历史记载的本来模样,有哪一级数据就记录哪一级数据”(第9页)是多么荒诞,仅就杨主编这段文字而言,就可以让所有的专家大惊失色了。皇甫谧的《帝王世纪》中所记西汉平帝元始二的全国人口数,是抄自《汉书·地理志》的,这一人口数据不存在来源不清的问题。汉平帝元始二年的全国人口数,之所以被作为最有权威的数据来引用,是因为这一数据来自《汉书·地理志》,而不是出自魏晋间人皇甫谧。这是一桩确确凿凿的事,从未有人对此怀疑过。杨先生的说法实在荒唐。不仅如此,更令人莫名其妙的是,被杨先生作为典型批评的这项数字却一再出现在正文的《上古至秦汉编》中,说明作为主编的杨先生甚至连自己主编书中的这部分内容都没有看过。这一切,难道就是主编先生标榜的“历史唯物主义”?

 

再来看看《研究》一书编辑资料的第二个原则:坚持以官修正史、官书为主,兼顾其他册籍。据主编的解释,这一原则可以具体表述为:“历代人口数据资料皆以官修正史和官书为主要搜集对象,在此前提下兼顾其他典籍和著述。”(第9页)可以这样说,这一原则的确定正是《研究》一书的最大失误。因为,官修史书和官书中记载的户口数据,大部分已为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土地、田赋统计》一书所收录。作为一本严肃的学术著作,本应在搜集历代人口数据的工作上超过前贤。为此,编辑者就必须“从卷帙浩繁的典籍、方志、类书、册籍、实录、档案、家谱、学人著述之中”去搜集资料。主编先生认为这一工程浩繁而不可完成,因此就有了上述偷懒的原则。这一偷懒原则的确定正是《研究》一书的编辑者不思进取的表现,它违背了学术研究必须创新的基本要求。依我们的观点,从正史以外的各种典籍、方志、类书、册籍、实录、档案中收集数据,正是目前人口历史学界所需要展开的工作。以明清人口史为例,我们不仅需要从《明实录》中搜集全国性的人口数据,还需要从中收集区域性的人口数据。对于地方志中的人口数据,我们可以确定一些基本原则加以筛选,如对于数据的时点,我们可以大致以明代洪武时期、清代乾隆后期和嘉庆、道光时期的数据为主,兼及其他;对于数据的范围,我们可以明清时期的府为单位,兼及其他。这些基本原则的确定,来源于对于明清人口历史学研究的基本状况的了解。若对于有关的学术研究的背景一无所知,当然也就无从确定适当的编纂原则了。这种工作无疑比从官修政史和官书中搜集资料要困难得多,但有意义得多,所搜集的资料对历史人口的研究者也有用得多。

 

在我们看来,无论是辑录官修史书中的人口资料,还是辑录其他文献中的人口资料,对于历史资料的选取,都应当遵循基本的史料学原则:即应该引用最原始的、第一手的资料。这是基本的史料学常识。当然,如果篇幅允许,将第二手的、甚至是错误的资料编入作为参考,也未尝不可(当然应当有所说明),但作为“研究”就毫无意义。例如,讲西汉元始二年汉朝有多少户口,认真的研究者都知道应该引用《汉书·地理志》,而不会根据皇甫谧的《帝王世纪》,因为《汉书》问世在前,而且前人早已指出皇甫谧的数字是抄自《汉书·地理志》,且又抄错的。如果这可以当做杨先生的一时失误,书中大量类似的错误就不能原谅了。如第 105页《西汉的人口迁移·政治因素的迁移》一节,已引《史记》、《汉书》刘(娄)敬传“徙所言关中十余万口”,又引了《朱子大全·答王子合》“徙齐楚大姓数十万于长安”。朱熹是南宋人,他对西汉初人口迁移的说法毫无史料价值,而且将“十余万”说成“数十万”,将“关中”说成为“长安”。试问,哪一位稍有历史常识的人会采用朱熹的说法?这难道是编者研究的结果吗?再如编者在两汉部分经常大量引用《册府元龟》、《通典》、《通考》、《东汉会要》、甚至《古今图书集成》这类清人编的类书,这些资料都大同小异或完全相同,一望而知是抄自《史记》、《汉书》,作为“研究”而编,有这样的必要吗?这难道也可以算作“以正史为主,兼顾其他册籍”吗?

 

顺便提一句,作为资料汇编,对于资料的核对应该是非常严肃认真的事,但编者们却是太马虎了。如在第33页《西汉时期的农业》中有这样一段话:“武帝末年[征和四年(公元前89年)],悔征伐之事,以赵为过搜粟都尉。大农置工巧奴与从事为作田器,二千石谴令长三老力田及里父老善田者受田器,学耕种养苗状。至赵过发明之耦犁与耧犁之使用效率,尤为显著,所谓用力少而得谷多也。(《汉书》卷二八,《地理志》)”不用说《汉书·地理志》中根本没有这句话,就是整部《汉书》中也找不出这段话来。其实,到“学耕种养苗状”以前的几句是从《汉书·食货志》中摘来的,不过每句中间都隔了几句,编者却没有加任何省略号。后面几句一看就知道是后人的解释,编者却不管三七二十一拼在一起了。

 

《研究》一书编辑的第三个原则是坚持综合抽象的方法。主编解释道:“在搜集历史口户数据资料的基础上,对一定时期的人口现象,从其全部总和及联系中进行综合抽象,概括出最基本的规律或特点,从而得到一个较为全面、完整的认识,反映出研究者的学术观点和研究发现,为尔后的研究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HTK〗第10页〖HT〗)我们揣想,这大概就是编者们所称的“研究”了。然而,按照学术研究的一般常识,要从大量的人口数据中概括出最基本的规律或特点,首先要对历史人口数据进行大量去伪存真的复原工作,而这一工作恰恰是《研究》一书所不能承担的。如主编在阐述第一原则时就曾说:“在我们的这部著作中,所有能够搜集到的历史人口数据我们都如实地记录下来,维持了历史的原样。遇有同一年份的不同数据,也都分别注明出处;对同一数据的不同出处在其主要出处外,也分别注明其他出处。数据范围,包括了全国和郡、州、道、府、县等不同区划,基本上是遵照了历史记载的本来模样,有哪一级数据就记录哪一级数据。”(〖HTK〗第9页〖HT〗)很显然,这是一个照单全录的原则,并不包括对资料的鉴别和筛选。对于同一年份的不同数据,研究者究竟根据哪个数据展开自己的论述呢?对一个人口历史学家来说,没有对资料的认真鉴别和筛

选,如何能据以展开自己的立论呢?

 

所以,全书主编和分卷主编所得出的中国历史时期或各特定时期人口运动的基本规律和特点,就不可能有什么新发现。先让我们来看看主编在《总论》中对中国人口历史发展总规律的认识吧。杨先生说:

 

众所周知,人口与自然环境、社会环境、政治环境有着紧密的联系,特别是在封建主义历史时期。几千年的封建王朝更迭,客观上造成了王朝与人口同步运动的戏剧性规律。王朝创始时的开明政治和宽松政策,给社会、经济和人口发展带来了机遇。而王朝走向衰败时,封建主义找不到根本变革社会的出路,无法起死回生,只好重蹈历史的覆辙,等待新王朝的崛起。在这朝代更替的过程中,必然要经历一番大的战乱,兵燹离乱,祸起萧墙,以至闹得鸡犬不宁,不仰马翻,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这样,旧王朝国家机器的崩溃便由新王朝国家机器的建立和巩固取而代之。社会经济机制则通过战乱大量杀伤人口或造成人口逃佚来调整各种比例关系,重新造就一个有生命力的发展环境。封建主义就是通过这种周期性的改朝换代的调整,使其绝处逢生而得以延续。历代人口在无数次的朝代更替中,同样也表现出与王朝同步的周期性规律,正所谓“天不变,道亦不变”。而真正阻止或改变人口周期运动的是资本主义势力的萌芽和发展。直到18世纪初期,中国历代人口才跳出周期性圈圈,进入一个新的阶段。(第10—11页)

 

概括之,主编发现的中国历史上的人口变化规律实际上可表述为“王朝兴衰与人口兴衰同步周期运动”。这一所谓的“规律”的发现可追溯到“让步政策”的讨论,也可追溯到轰动一时的封建社会的周期振荡学说,近则可以追溯到赵文林、谢淑君所著《中国人口史》(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的第十三章第二节所作论述。将赵文林等的工作与杨先生的观点作一比较是合适的,因为他们都是从人口史的观点出发考虑问题的。赵、谢对于人口增长或减少的原因考虑得远比杨子慧复杂。他们将人口波段与朝代波段的重合,解释为社会剩余劳动规律的作用。只是赵、谢无法计算全体劳动者有效劳动可能提供的剩余劳动时间,故不能使其理论建立在扎实的研究分析的基础上。将杨先生的理论表述与赵、谢的理论思考作一比较,可以说,杨先生的认识实际上是从赵、谢的研究向后退步。

 

至于杨主编提出的资本主义势力的萌芽和发展终止了人口周期与王朝周期的同步运动的新观点,更是让人感到突兀和不解。一般的观点是,长时期的和平环境,玉米、番薯等新作物的引入,通过移民对于边远地区及山区的开发等,才是清代人口增长的真正原因。而这一切,都与所谓的资本主义萌芽浑不搭界。按照学术规范的要求,杨先生对于自己提出的新观点,理应加以详细的分析和证明。可令人遗憾的是,全书仅《明代编》在“资本主义萌芽”的小标题下,罗列了若干条关于商业发展之类的资料,别处就不见有关的论述了。杨主编的观点究竟靠什么来支撑的,只有他自己才知道。

 

是否各分编的主编们关于各个时代人口发展的规律性论述要比主编做得好一点呢?按照《总论》的介绍,该书各编的各章前均有一个“概述”,研究者在“概述”中对某个朝代的某个人口现象作了宏观的概括性分析研究,揭示出某个人口现象最基本的特点和规律,同时也阐述了研究者的观点和评价。而实际上,各章“概述”除了不注出处地引用一些前人已有的成果外,自己发挥的部分往往是低水平的,甚至是错误的。

 

以各篇第一章《人口活动的自然与社会环境》中的“概述”为例,作者在不长的篇幅中,企图归纳这一时期的自然与社会环境变化的规律和特点。然而,在这些领域中,当代学者已经有了现成的研究成果,其水准已大大超越前人,但《研究》的作者却不闻不问,非要自己撰写低水平的“概述”,引用一些不恰当的甚至是错误的资料,得出一些莫名其妙的结论。如《隋唐五代编》第一章的“概述”,理应按照主编的规定叙述当时的“疆域和行政区划”,但实际上一句话也没有提到。而在资料中引的一些史料根本说明不了隋唐五代的疆域,行政区划更无法说明。说句不客气的话,作者自己也弄不清这些问题,为什么不老老实实参考或引用一些历史地理著作中现成的内容呢?例如,关于历史时期的自然灾害、疆域政区、人口迁移、经济开发等领域,历史学界和历史地理学界已有不少新著发表,作者如能采用,肯定要比现在那种“概述”的水平高不少。

 

以后各章中的“概述”则是关于各人口现象的理论解释。如在《上古至秦汉编》第二章的“概述”中,作者论述“人口数量增减变化与人口发展的客观规律性”这一主题时,引用了所谓“史籍记载”的“禹平水土为九州,人口千三百五十五万三千九百二十三”之类出自皇甫谧《帝王世纪》的荒唐之言。对于诸如东汉时期的人口数,也是不加辨别随意引用。编者自称“在我们辑录本章有关资料时,亦将古代及近现代的学者对一些有争议的人口数字,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不同看法的意见,依其原样,原封不动地进行辑录,姑妄存之,以利于进一步对这些数字和意见进行辩正。”(〖HTK〗第52页〖HT〗)作为辑录资料是可以的,但在编者的所谓“研究”中,对前人认为明显有误的数据不加说明地随意使用,就违背了学术研究的一般准则。

 

对于前人成果的忽视和对于所有人口数字的轻信,同样反映在其他各篇中。《隋唐五代篇》第二章《人口数量》对唐代“人口数量变动的特点”的概述,居然就是将正史中的户口数罗列一下,却没有提出任何稍具数量概念的结论或估计。如果作者自己没有这样的能力,对数十年来各种论著中有代表性的意见,如杨主编在《总论》中提到的几种著作总该列举一二吧!这样的资料罗列也能算是“研究”吗?

 

再以专家评审中颇得好评的《明代编》为例,作者在“明朝各个时期人口数量的变化及其特点”一切中说:“《明实录》各朝代所记载的户口数字,仍是我们今天研究明朝人口最基本、最重要的数据。根据这些数据的变化,可以分析明朝人口数量变化的特点。”(第908页)作者并不知道,何炳棣早以充足的论据有力地证实,明代中后期的人口数,已在很大程度上转为对全体人口中部分人口的统计,以后更转化为对一种基本不变的纳税单位的统计。凭借《明实录》中的人口数据大谈什么明代人口变化的特点,是完全错误的。

 

由于《明实录》所载人口数并没有反映明代人口的增长,所以,明代后期的全国册载人口要比实际人口少得多。万历年间的册载人口并未比洪武时期的册载人口有多少增加,但就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等被学术界公认为资本主义萌芽因素最多的地区来说,册载人口则有大幅度的减少。这一数据完全不能支持主编先生关于资本主义萌芽促进人口发展的理论。所以,尽管《明代篇》在第一章第六节列有《资本主义萌芽》的标题,但在有关人口现象的“概述”中,却不见将“萌芽”与人口现象联系起来。如果硬要加以联系的话,只能得出相反的结论。

 

《清代篇》的主编对于清代人口史的研究背景也是同样陌生。如他在陈述“清代人口数量变化的基本特征”这一主题时说:“清代人口统计口径经历了两个阶段,一个是顺治八年至雍正十二年的人丁统计法,即只统计当时全国16—60岁的男性;第二阶段从乾隆六年至清末,统计对象为全国所有人口,时称‘大小男妇’。”(第1070页)如果他认真阅读过何炳棣的著作,断不会将清代前期的“丁”作如此解释。这一解释是清代人口史学研究的倒退,建立在这一解释基础上的任何分析都是没有学术意义的。

 

在该书做得最好的《民国编》中,其有关人口数量变动的“概述”也未对资料进行认真的鉴别,该篇的“研究”也是失败的。限于篇幅,我们不再对其他各篇的情况一一加以说明。看来,主编在《总论》中所说按照历史记载的原样记录数据的方法,实际上已经变成了按照历史记载的原样进行历史人口分析的方法了。这还有什么科学性可言?!

 

 

再来谈谈其他部分的资料收集。

 

以《人口分布》为例,人口分布的一个重要指标是人口密度。先不论在各时点人口数字未预确定的情况下如何论述人口的密度,仅就现存状况而论,编辑者至少要对历史时期各政区单位的面积作出精密的测量,而后再除单位人口。遗憾的是,编辑者不愿做这样吃力的工作,而是照抄梁方仲书中的人口密度数据。梁氏当年使用的数据,或引用20世纪30年代劳干的数据,或系中山大学地理系据顾颉刚等编校的《中国历史地图集》用方格求积法测算得来。

 

近几十年来,中国历史地图的编绘已经取得了巨大的进展,求积的方法也有了很大的进步。编者完全可以根据谭其骧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重新测算历史时期各政区的面积,而不必引用过时的资料。对于一些根据谭图作出的成果,作者也是知道的,但不知什么原因却不愿直接引用。如两汉的“人口密度”表都采用梁方仲书中的,而梁书的面积是劳干的数据。葛剑雄《西汉人口地理》和《中国人口发展史》中有两汉人口密度表,面积据《中国历史地图集》测算,自然比梁表精确,编者却不用。如果编者认为葛著的质量不高,完全有选择的理由,但在概述中却又说:“人口密度较高的为济阴郡和甾川,每平方公里达261人和247人之多。而人口数量和密度最小的则是江南未开发的地区和西北、东北、西南边区地带,……如位于今广西东部的郁林郡,人口数量仅7万余人,每平方公里只含05人左右。”(第70页作者没有注明出处,但肯定不是来源于梁书,读者不妨比较一下:

 

 梁表有关数据 葛书有关数据

 

济阴郡 223.2 261.95

甾川郡 158.7 247.85

郁林郡 0.6 0.56

 

结论不言自明。同一类的问题在别处也有所见,如在同编第五章《人口死亡》的概述中,作者说:“到公元57年,经21年时间休养生息,人口才恢复到3 100万,可见光武统一时,全国人口确实已降到了3 000万以下。”(〖HTK〗第125—126页〖HT〗)但在第二章《人口数量》的概述中只引用了《后汉书·郡国志》注中该年为2 100万余的数字。而《中国人口发展史》第119页早已指出:“东汉初的建武末年应该有3 048万,而不是户口数上的2 100万。”不过说作者都不注意新成果也未必,如在这个表格一个不重要的地方,即在东汉桓帝永泰二年的50 066 856这一数字的出处《帝王世纪》下注了“《中国人口史》一书认为《帝王世纪》引文将‘口五千六百三十六万六千八百五十六’写成‘口五千六万六千八百五十六’,写掉了‘百三十六’四个字”。在不说明出处的概述中可以采用别人的成果,而在注明出处的资料中却不用这样现成的成果,而要用自己也不采用的内容,或者只采用别人的不重要的改正,这种治学态度实在令人费解。

 

至于说到各篇均设的《人口迁移》一章,我们于1993年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简明中国移民史》后,又于1997年出版了六卷本《中国移民史》,这两部著作中所引不同历史时期各种人口迁移资料,大大超过《研究》一书的内容,故不再置评。我们也注意到,主编在《总论》所列书目中,并没有包括我们所著并于1993年底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著作。不见为不知,我们不想对编者有过多的苛求。我们想指出的是,这部分内容编辑也存在错误。有的资料,编者根本没有看懂原意,就糊里糊涂地编入书中。如《汉书·地理志》中“定襄、云中、五原,本戎狄地,颇有赵、齐、卫、楚之徙”,所指是秦朝及西汉对北部边疆的移民,作者却将它放在西周、春秋、战国部分(〖HTK〗第101页〖HT〗),大概将赵、齐、卫、楚当做春秋时的诸侯国了。

 

关于各篇均设的《人口死亡》一节,大体分为战争死亡、灾荒死亡、瘟疫死亡和杀婴四个部分。关于战争中人口死亡的问题,一般的历史工作者可以详细地阅读中国通史或各断代史、战争史的有关书籍。关于灾荒死亡,则有多种灾荒史的研究著作可供参考。至于瘟疫对人口的影响,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对于这一问题的研究,中国的历史学界尚处于起步阶段。

 

就我们已经完成的几篇论文来看,所涉及的资料远远不是《研究》一书所能涵盖的。关于杀婴,正史和官书中的史料太少了,研究者断难从此得到很多的帮助。至于各篇均列的人口政策、人口构成、少数民族、人口统计与管理、婚姻与家庭、人口思想各章内容,我们不再一一评述。至于其中存在的大量错误,也不是一篇书评所能完成的。其中大量的错误在于编者并未读懂原文,如《上古至秦汉编》第六章《人口政策》第五节《西汉的人口政策》中“休养生息”的第一条就是:“汉王屯荥阳,萧何发关中老弱未傅者悉诣军”(第164页),连老弱和未成年人都征召入伍了,还能说是“休养生息”吗?又如同章中第一节《上古的人口政策》引了一条《尚书》中《周书·梓材》中的资料:“已!若兹监。惟曰:‘欲至于万年惟王,子子孙孙永保民。’”出处注着“(屈万里:《尚书》,《周书·梓材》)”(第155页),不知何意;而将这条资料列为“增殖”,说明编者根本没有弄清原意。同页列入“养老抚幼”的一条更奇怪,不妨照原样抄下:“皇帝清问下民鳏寡有辞于苗(帝尧详问民患皆有辞怨于苗民清问马云清讯也)。(《尚书》卷十二《吕刑》)”编者根本没有断句,大概他自己也没有读通。括号中是《尚书正义》的注本,不加断句更不知所云。如果编者真要按括号中的解释,那就是:“帝尧详问民患,皆有辞怨于苗民(今译:帝尧很详细地询问百姓有什么不满,大家都对苗民表示怨恨)。‘清问’,马云:‘清讯也’。”最后两句中,马是马融的简称,这是他对清问的解释。这一段话与“养老抚幼”有什么关系?莫非编者见到“鳏寡”两字就望文生义了吗?正如编者见到“子子孙孙”就理解为人口增殖一样?又如西汉的少数民族部分将《史记·大宛列传》中的资料完全照抄,以至安息、大月氏、大夏、条支、康居、奄蔡都照录不误。但这些国家或民族都已在西汉疆域之外,与西汉的人口有什么关系?

 

撇开各章中的错误不讲,大体说来,编者采用的是举例子的方法,每个部分罗列若干条史料。与专门的著作相比,这些资料显然是太少了。研究者并不足以据此作出有分量的成果来。相反,如果有初入专业者按照《研究》编排资料的方式从事研究,就会发现从上古至清末,除了人口数量外,其他人口内容几乎没有什么变化。如果只读这本“著作”所列资料,并企图从中提炼出有关中国人口发展的理论或观点来,是不可能的。因为,在我们看来,除了《民国编》以外,其他各篇都不是以专业研究者为对象的。

 

说到这里,我们还想指出,《研究》一书所附历史地图,除了民国一幅注明出处外,其他都没有说明是根据什么改编的,难道编者还有能力自己编绘历史地图?这些地图显然是根据现成的地图抄袭简化的,可是却不懂编绘历史地图最基本的常识,没有一幅注明标准年代,这样的地图对研究历史人口有什么参考作用?《中国历史地图集》各册到1988年就全部出版了,老老实实加以引用或简化,必要时就再请教一下内行,不是更好吗?

 

最后,我们还想指出的是,《研究》一书中的错别字可以用惊人两字来形容,随便翻翻都能发现不少。如《册府元龟》的“册”字,在第29页上错为“卅”,在第49页上有四处全部错为“州”。“赐”应该是常用字,很多地方竟印成了“■”。诏书之“诏”多次错为“昭”,陵县之“陵”错为“林”。始元六年之“元”错为“示”,冻国栋(一书作者名)之“冻”错为“陈”,《西汉会要》之“会”错为“尝”,蒙遗德之“德”错为“片”,等等,实在不胜枚举。这样的资料谁还敢参考引用?

 

 

在该书各编中,《民国编》的编纂显得不同凡响。除了编者在“概述”中过于轻率地使用未经辩正过的人口数据外,该篇对资料搜集的完备程度,远远超出了同类的著作。只是从我们的观点来看,民国时期有相当一批记载有民国人口数据的县志为其忽略,其中不乏一批极有价值的人口调查资料。如果能够遍收这类资料,《民国编》的内容就会更加丰满。

 

古代各编的编撰何以与《民国篇》有如此巨大的差距?仔细阅读编者的名单,就会发现其中的奥秘。我们注意到,《研究》一书各篇的编者大多是人口学、经济学方面的研究人员。尽管其中大多数编者具有高级或中级职称,但他们的专业本不在于此。也就是说,这部著作的古代部分基本上是由一些非专业人员编撰的。除了个别编者以外,大部分编者从未从事过中国古代人口史方面的研究,在专业杂志上,也从未读到过他们的论文。就是主编本人,我们也未读到过他有关中国古代人口史方面的研究论文。因此,要求他全面把握中国古代人口史资料的编纂,显然是不切实际的。这部书的古代部分如果说有什么价值的话,只能说它显示了一群非专业人员涉足其他专业时的毅力和勇气。

 

《民国编》的编辑要比古代部分好得多。这是因为,民国时代是距今最近的一个时代,在资料的搜集上,不存在古代史中常见的专业困难。参与编辑工作的学者对这些资料原本就比较熟悉,主编杨子慧先生本来也就是民国人口史方面的专家。与中国古代人口史相比,人口史学界对民国时期的人口史研究相对薄弱,这一切,都是《民国编》的资料搜集能够超越前人的基本原因。或许可以说,《民国编》是专业工作者劳动的结果,而古代各编则是非专业工作者“玩票”的产物。

 

很显然,这一研究成果从总体上说是不合格的。问题在于,这样一部不合格著作怎么能够通过专家委员会的审查和鉴定?仔细阅读书首所列各位专家意见,发现除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所学术委员会所作评审外,其他四位专家有两位是本所的人口学家,外请的二位评审委员中没有一位人口历史学家,虽有历史学家介入其中,但也不是从事人口历史研究的专门家。

 

毫不客气地说,这些评委和人口所的学术委员会所作出的学术鉴定,完全是非专业化的,缺乏起码的学术水准。如专家公认此书为“大型系列专著”、“大型专著”、“系统完整的研究著作”,甚至中国社科院人口研究所学术委员会评审意见也称此书为“目前国内关于上古至现代的第一本历史人口学专著”。这是很不严肃的,完全不符合实际情况。因为,书中的主体资料是辑录的原始资料,而概述部分除了编者所犯的低级错误外,基本上都是不注出处的他人研究成果的归纳,连作者都承认是一种“编著”。且不说此书的质量如何,即使就学术规范而言,此书也不能归入“学术专著”。

 

此书评审于1995年,此前赵文林的《中国人口史》、葛剑雄的《中国人口发展史》早已出版,两书的论述范围都是从古至今的,即使学术质量都不如《研究》一书,至少也不能称它为“国内关于上古至现代的第一本历史人口学专著”,人口所学术委员会的专家们莫非根本不知道外界的出版情况?如果知道,怎么可以如此不负责任呢?人口所学术委员会的评审意见还说:“该书研究工作是在对数据资料分析的基础上进行的,不存在著作权争议问题。”言下之意,书中论述的结论都是作者自己根据“数据资料”分析研究出来的。这完全不符合事实。前面已经指出,概述部分主要是归纳别人的成果,而采用别人的成果又不注明出处的地方很多,包括书后所附的历史地图。真要讲著作权的话,笔者就可以指出此书的侵权行为。

 

如果真要将《研究》算作研究专著,作者们还要做许多工作。这是因为,资料和研究本来是两个概念。当然,资料汇编不能没有研究,否则就是毫无意义的抄录,而且在原始资料很多不可能全部收录的情况下,确定取舍、详略的标准和选录的过程就必须建立在研究基础之上。但资料汇编毕竟不同于研究,一般说来,作者不必对资料本身负责,只要告诉读者如何使用以及主要的注意事项就可以了。研究就不同了,研究者必须对他所采用的资料加以判断和说明,至少不能是简单的资料排列,对于资料的性质、原始资料中的错误都应该指出并加以详尽的说明。梁方仲的《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是一部未全部完成的遗稿,尽管梁先生对编纂的数据作过深入的研究,但他还是将这部书定为资料汇编,在《内容凡例》第11条中他声明:“本书作为参考工具书性质,宜尽量提供材料,但求详备,不嫌毛举。诸凡数字的核对,史实的考异,以及专名诠释、版本校勘等,均于附注中记明。材料的不同出处,亦于‘资料来源’栏中备列。”作为一部资料汇编的工具书,此书是当之无愧的,所以出版以来备受好评。至于一些学者将此书当成研究历史人口的现成数据,不加分析地直接引用,那是没有明白梁先生的本意,应该由他们自己负责。相反,杨子慧先生主编的《研究》一书,名为“研究”,却没有对资料进行哪怕是最简单的研究。与梁方仲先生的著作相比,《研究》一书作为资料汇编也没有合格。

 

同样,评审意见之三称此书为“迄今唯一的断代史类的人口学术著作,填补了我国历史人口学研究的空白”。这在逻辑上是讲不通的。所谓“断代”就是分朝代或分阶段,此书明明是自古至今的。如果一定要将“断代史类”解释为在一本书的内部分朝代或阶段论述,那么大多数通史都是这样处理的,学术分类上也没有“断代史类”这样的名称。如果是指前者,葛剑雄的《西汉人口地理》出版于1986年,是国内外公认的第一本中国断代人口历史研究专著,此后还有好几种断代人口历史研究专著问世。如果是指后者,《中国人口史》和《中国人口发展史》都是按时代划分的。我们有把握说,凡是《西汉人口地理》已经涉及的部分,《研究》一书没有哪一方面能够超过,相反,基本质量远不如十年前出版的《西汉人口地理》。这能算填补空白吗?

 

评审意见之五对《明代编》的评价中有“由于明代又是我国资本主义萌芽的时代,故其研究价值也非常重要”一句。如上文所述,除了主编在《总论》中有一句提及此题,作出一个相当大胆的理论假设,且《明代编》的编者在这一标题下列了十几条有关明代商业、手工业的资料外,并不见有其他更多的论述。这一评价真不知从何谈起。

 

此书语言文字方面的错误不知有多少,评委却称颂为“文字表述准确生动”,不知他们真正看过没有?

 

至此,我们已经大体明白,一群主要由非专业人员编撰的并由非专业人员鉴定通过的“著作”是如何问世的。也许正是因为主编者缺乏专业水平,以至将外行所作的“专家评审意见”列于书首,才使我们多少可以揣想,一个基本失败的课题通过评审并得以出版的秘密。

 

文章来源:《历史研究》1998年第1期

转引日期:2017年9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