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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振民:香港为什么依然重要 ——《“一国两制”与基本法》结语

管理员 发表于: 2017-07-11 12:37  点击:137

 几年前江苏人民出版社向我约稿,希望我写一本关于基本法的书。我也想赶在2017年香港回归祖国20周年之际,出版一本关于“一国两制”和基本法的专著,系统总结20年的实践经验,研究“一国两制”事业发展的规律,探寻中国作为一个崛起大国的治港治澳之道和特区高度自治的“艺术”。但是一直苦于没有大段时间可以静下心来研究、写作。我想,不如把20多年来自己写的几十篇相关文章,加工编辑,汇编成书,这样可以忠实记载20多年来香港发生的重大政治法律事件以及自己当时的解读,让读者对今日香港是如何形成的有一个完整的历史认识;同时把自己这一两年在各种场合发表的最新观察的文章收入,分析今日香港面对的现实问题和挑战,展望未来发展前景,这比写一本学术专著更有历史动感和现实意义。

   没有想到,即便这么一项工作也不轻松。梳理总结20多年对“一国两制”和基本法的研究成果,从中找出学术脉络和中心思想,比重新写作更难。在出版社的极力督促下,现在终于完成了。这里要说明的是,由于要忠实记载20年来的历史原貌,除了个别文章的资料略有更新或者补充外,大部分文章是“原汁原味”的。读者看到的数字或者情况是写作当时的,例如回归前几年、十周年、十五周年时写的文章提到的数字,这不是作者偷懒,而是为了便于与现在的情况比较。每篇文章都注明了写作时间和原载刊物,演讲稿也注明了时间和活动名称。有些文章当时写出来了,没有发表,就只注明写作时间。

   还有,对文章之间有重复的内容,我尽可能进行了处理,但是有些为了保持原文的完整性,没有删节,这里一并做个解释。

   明天,国家最高领导人习近平主席将率最高规格的中央代表团亲临香江,见证回归20年的重要时刻。此时此刻,2017年6月28日深夜11点半,在维多利亚港岸边的办公室里,我刚刚与负责本书编辑出版事宜的戴宁宁女士通完电话,下意识地浏览手机,发现有朋友发来微信文章,标题是“鸦片战争爆发177年后的今天,我国新型万吨级驱逐舰下水”,这引起我的注意:在今天这个特殊的日子,我国完全自主研制建造的首艘万吨级大型驱逐舰下水,这将是亚洲乃至世界目前体型和威力最大的水面战舰,其意义甚至超过我国自主建造的第一艘航母。文章提到,就在177年前的今天,1840年6月28日,英国发动了臭名昭著的鸦片战争(我一直称其为“毒品战争”),拥有近百万军队、当时GDP总量居世界第一的大清国竟然抵挡不住区区一万多英国远征军的进攻,大刀长矛抵不过坚船利炮,两年后这场战争以中国的完败而结束。1842年8月29日,175年前,就在南京签署了中国近代第一个不平等条约,祖国母亲痛失香港岛,一切关于香港的故事就此开始。这个消息让中国的网民沸腾起来,有人马上建议为了牢记当年的国耻,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0周年,今天下水的中华民族首艘万吨级大型驱逐舰应该命名为“香港舰”经过改革开放多年的奋斗,今天我们有了21世纪的坚船利炮,中华民族屈辱的历史将永远成为历史,今天不同寻常!我突然想,这也许解释了为什么南京的朋友那么执着地要出版这本书,万事皆有缘!

   行文至此,作为结语,应该总结一下本书的内容观点。目前,关于“一国两制”和香港问题的讨论,有两种错误认识。有人认为,20年前香港GDP占中国的18.45%,是绝对的老大,2016年占比下降到2.85%,内地个别省市超过了香港;过去30多年,香港一直是内地最大的境外投资来源地,现在内地自己的资金都用不完,还要想办法投出去;现在全国都已经开放,走出去、请进来无需再经过香港,香港作为国家最大国际贸易窗口的功能和风光早已不复存在。这种情况下,香港还有什么用?况且“一国两制”运行起来成本很高,还不如让香港与内地特别是深圳完全融合,变回“一国一制”的常态算了。与此同时,一些极端人士认为,20年来“一国两制”不成功,中央不断“干预”香港“内部”事务,特别是不给“真普选”,香港干脆“独立”、重新回到“两国两制”算了。

   这两种观点都是极其错误的。首先,20年前香港的回归是永久回归,177年前、175年前的历史绝对不会重演,香港既不可能“独立”,也不可能重新“归英”,任何人都必须诚心诚意接受这个政治现实。中国积贫积弱的时候我们都不曾放弃香港的主权,以今日中国之强大更不可能重新丢失领土主权。既然如此,香港作为中国的一部分,在“一国”之下有两种选择,要么继续坚持“一国两制”,要么“内地化”,与内地其他省市一样实行“一国一制”。主张“一国一制”的人,显然没有弄清楚“一国两制”的来龙去脉、精神实质和战略考虑,没有看到保持“两制”不变,不仅是香港繁荣稳定的需要,也是国家发展的战略需要。比如,中国每个城市都可以讲中文,我们还需要增加一个可以讲中文的城市吗?我们缺少的是可以普遍讲英文、可以双语工作的城市,香港就应该保持自己的英语特色。因此,坚持“一国两制”不改变、不动摇,确保“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践不走样、不变形,继续深化“一国两制”的贯彻实施,严格依照基本法办事,完善与基本法实施相关的制度和机制,无论对香港或者整个国家都是最佳选择。我们既不会允许香港“独立”,也不会允许香港“内地化”,“一国两制”是必须长期坚持的基本国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2006年我写过一篇文章,谈香港为什么仍然很重要。今天看来这篇文章的观点仍然不过时。我认为,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香港以其独特的地位一直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尤其在中国与西方沟通方面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由于西方国家对新中国的封锁,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香港几乎是中国与外界联系的唯一窗口,是中国开展外贸的主要渠道,是中国外汇收入的主要来源地。对于西方,香港就像一个巨大的“中国城”(Chinatown),西方人通过香港认识中国;而对于广大的中国腹地,香港就像一个巨大的“西洋城”(Westtown),中国内地人通过香港认识西方,在中国与西方之间,香港发挥着独特的桥梁和纽带作用。这些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步伐的不断加快,西方世界不再必须通过香港才能与中国开展交往,中国也不再必须通过香港与外界联系,香港的地位作用似乎降低了,其重要性似乎不如以前了,中国在迅速现代化,世界在快速全球化,香港会不会被自己的祖国和世界双重边缘化呢?

   我认为,香港回归祖国后,其重要性不仅没有降低,反而无论从国内或者国际来看,香港的地位都在提升。只要香港能够把握中国现代化和世界全球化提供的历史机遇,善加利用“一国两制”的制度优势,在中国与世界之间给自己一个合适的新定位,就不会被边缘化。这可以从香港对国家改革开放、对解决台湾问题和对国际社会三个层面来观察1997年后香港地位的提升。

   第一,“香港经验”仍然是中国内地进行市场经济改革和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参照。香港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地方。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现国家的全面现代化。在这个方面,中国当然可以向西方发达国家学习,但香港经验却是无可代替的。香港有其独特的优势,除了地缘外,她毕竟是一个华人社会,拥有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和法治,加上香港中英文两种语言的优势,对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具有重要借鉴意义。与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比较,中国市场经济改革能够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国人对市场经济并不陌生,因为在中国大地上除了社会主义制度外,本来就已经有了成熟发达的市场经济体系,那就是香港,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则不存在这种情况。相比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在市场经济改革中迷失方向,甚至导致国家崩溃,中国能够驾驭市场经济,能够成功应对国际金融风暴,很快适应WTO的挑战,香港经验和贡献弥足珍贵。这是“一国两制”带来的独特的制度优势。

   今天,尽管中国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现代化建设方面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是这一切还刚刚开始,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尤其在法治和政府管理体制方面与发达经济体相比还有很大差距。作为特别行政区的香港在这个方面仍然发挥着其他地方包括上海所无法代替的作用。此外,香港无论过去、现在或者将来,仍然扮演中国与世界“超级联系人”的角色,前港督威尔逊勋爵(Lord David Wilson)(1987—1992)曾经说香港是“亚洲的国际都会”(Asia's World City),我认为香港首先是中国的世界城市(China's World City),一如纽约之于美国和世界。

   第二,香港经验对解决台湾问题的影响。一个现代化的中国必然是一个统一的中国。香港不仅要为中国的市场经济改革和现代化建设做贡献,而且在最终实现国家统一方面也发挥着独特的作用。尽管越来越多人主张把台湾问题与香港问题分开来处理,不要把香港发生的事情与未来的台湾联系在一起。的确,台湾问题与香港问题很不一样,不应该事事都把二者联系在一起。但是,不管我们愿意不愿意,总是有人拿香港来说事,一定会拿香港来比较,来攻击中国大陆的“一国两制”政策,这二者实际上是无法脱节的。“一国两制”在香港的成功实施,尽管不可能说服所有的台湾人接受它,更不可能改变极端“台独”分子的态度,但是肯定会说服更多台湾同胞接受“一国两制”,至少会使更多的台湾同胞对中国大陆产生更大的好感。因此,无论如何,把香港治理好,确保“一国两制”在香港的成功实施,对于解决台湾问题意义重大。

   第三,回归后香港的国际重要性。中国成功运用和平方式和“一国两制”的模式解决香港问题,对于其他国家也是一个很好的参照。人类发生的很多战争都是因意识形态和宗教信仰不同造成的。不同的人民、不同的种族选择不同的信仰、不同的社会制度这是正常的。任何一种社会制度都是我们中的一部分人对自然、对历史和社会长期思考的结果,都有其产生的客观依据。我们可以不同意它,甚至可以批判它,但是武器的批判不可随意取代批判的武器。人类必须学会与自己的同类和谐和平相处,国与国必须学会共存双赢乃至多赢。“一国两制”就是中国人运用东方智慧提出的解决类似历史遗留问题的中国方案。把“一国两制”的成功经验推而广之,运用于解决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那就是不让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不同成为国家与国家之间不和平的理由,乃至成为战争的借口。“一国两制”的持续成功具有特别的国际重要性。确保“一国两制”的成功和香港的繁荣稳定,不仅符合香港同胞的利益,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而且也符合香港居民中外国公民的利益,符合他们自己祖国的利益,全世界也是“一国两制”的受益者。

   其实,香港不是依然重要,而是永远重要。上述这些分析固然有很多道理,但是,最根本的一点应该是,属于自己的国土不应该仅仅用经济利益来衡量其重要性,不是富了就重要,穷了就不重要。我们国家尽管很大,但是每一寸土地都不是多余的,都同等重要。1793年英国国王乔治三世派使团向乾隆皇帝请求“相近珠山地方小海岛一处,商人到彼,即在该处停歇,以便收存货物”。对此,乾隆皇帝在给英国国王的敕谕中严正指出,“天朝尺土俱归版籍,疆址森然。即岛屿沙洲,亦必划界分疆,各有专属……此事尤不便准行”,坚决加以驳回。在中华民族接近全面复兴的今日,香港与祖国其他地方一样,永远都重要,与祖国永远不分离。

   总之,香港1997年回归祖国不是“一国两制”的终点,而是一个起点。同样,今年香港回归祖国20年也不是“一国两制”的终点,只是一个起点,而且是更高的起点。处理好香港问题,确保“一国两制”持续成功实施、基本法全面落实,对于国家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对于实现台湾与大陆的统一有重要意义,对于其他国家乃至对于建构一个和谐和平的世界秩序也具有相当的重要性。无论就国家层面或者国际层面而言,香港的地位都在上升,作用都在加大。对于国家而言,“一国两制”是全新的开创性事业,已经积累了很多经验,还需要解放思想,大胆做依据宪法和基本法应该做的事情,真正承担起中央作为主权者的责任。对于香港而言,也要解放思想,把握历史机遇,善加利用“一国两制”和基本法提供的各种便利和好处,找准自己在国家中和国际上的合适位置,认真研究如何把香港现有优势与中国现代化和全球化的需要结合起来,不断扩大现有优势,发展新的优势,搭上国家现代化的快车,与祖国一起迎接全球化的挑战,香港才不会在国家现代化的伟大事业和全球化的浪潮中被人遗忘,被双重边缘化。

   回顾总结20多年研究“一国两制”与基本法的历程,我有两个出发点:其一,把“一国两制”和基本法当成一门科学来研究,我坚信一切社会科学研究必须采取科学的立场、态度和方法,这样才不至于泛政治化,误国误民,伤人伤己。作为学者,我热爱真理,追求真理。我只求讲出自己真实的想法,讲实话,讲真话。我不追求华丽的辞藻,也不奢望语不惊人死不休。后来我才知道,一个人这样做要付出不小的代价。我的一些学术观点,有时会被人误解、曲解、攻击。即便如此,我还是要这样做,不会改变自己对真理的终极追求,不会改变自己的学术风格和志趣。

   其二,热爱祖国,这是任何一个学者应该有的基本政治取态。法国19世纪著名科学家路易·巴斯德(Louis Pasteur)是微生物和细菌学的奠基人,他讲过科学没有国界,成果是属于全人类的财富,但科学家是有祖国的。他还说,科学家没有必要在意当下人们是辱骂还是称赞,而要考虑多年后后世的评价。在很多国家,不管左中右派,不管建制派还是反对派,都共同坚守的政治底线就是“爱国”,爱国是光荣的,不爱国是可耻的。例如在美国选举中,共和、民主两党都对爱国没有争议,大家在这一立场上团结一致,谁也不敢在国家安全方面说三道四。参选人比的是谁更爱国、谁更能维护国家安全,这就是美国的“政治正确”。

   这也应该是一切做学问的人必须坚守的底线和学术伦理。永远拥有一颗赤子之心和家国情情,对人民和大地真诚的热爱,应该体现在一切学术研究之中。特别是中国学者,关心中国人民,让中国人民幸福,能够理解中国问题,这本身就是对人类莫大的贡献。因此,任何学科的学者都应该爱国爱民。正如著名诗人艾青在《我爱这土地》中的诗句:“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清华校园中矗立着闻一多先生的塑像,下面镌刻着他的一句名言:诗人主要的天赋是爱,爱他的祖国,爱他的人民。我以前在清华大学的同事、来自香港的何美欢教授毕生奉献给中国市场经济法治建设和优秀法律人才的培养,她的座右铭就是“一切学术为中国”。

   自然,这也是我20多年来研究“一国两制”与基本法的根本出发点和立足点:追求科学,追求真理;热爱香港,热爱祖国,热爱“一国两制”事业;为了香港,为了祖国,为了人类和平进步。

   2017年6月28日深夜于香江之畔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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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引日期:2017年7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