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时代：碎片化的主权
刘明玉*
一、传统国家主权理论
第一次系统地提出具有近代意义的主权理论是法国人布丹,他认为国家区别于其他社会政治组织的根本标志,就在于它拥有至高无上的主权，主权是国家的属性,是国家的本质特性，国家的主权具有绝对性，永久性，不可让渡性和不受侵犯性。其中主权包括立法权，宣布战争与缔结条约权，任命官员权，最高裁判权，赦免权，铸币权，税收权等。从根本上说，布丹的主权理论是为巩固君主的绝对专制权力服务的，他所说的国家主权更多地是指君主在其统治的范围内所拥有的至高无上的绝对权力。
欧洲的“三十年战争”结束后，各交战方于1648年10月在威斯特伐利亚签订了《奥斯哪布吕克和约》和《明斯特和约》，两个和约后来统称《威斯特伐利亚》。根据这一条约，独立的诸侯邦国对内享有至高无上的国内统治权，对外享有完全独立的自主权。此后，国家主权开始具备对内对外的双重属性。主权在国内是最高的权力，它不受任何国内法的约束，国家凭借这一权力可以处理所有国内事务。主权对外是独立自主的，它不受任何外来力量的干涉，也不受外部力量的侵犯。“一个主权国家必须具备对本国政治、经济和领土的自主管辖权，否则就不成其为主权国家。主权是统一的、最根本的权力，国家中的一切权力都从属于主权权力”。因此，主权便成为国家的象征，国家的完整和独立主要体现为主权的完整和独立。基于这样一种性质的国家主权之上的国家体系习惯上被称为“威斯特伐利亚主权体系”
民族国家建立在领土、主权和人民三要素之上，任何独立的政治体要成为一个国家，必须具备一定的领土，国家的领土是独立而不受侵犯的；在这个独立而确定的领域中必须拥有一个至高无上的主权机关，它代表国家的意志，国家的主权不可分割，不受他国的干预；在国家的领土范围内必须拥有足够数量的公民，他们的责任和权利仅受到本国法律和本国政府的保护，他们只有隶属于一个领土国家时才能表达自己的意志，行使自己的权力，因而公民通常等同于国民。马克斯韦伯后来在上述三要素之后，再加上了合法性要素，即国家合法性地垄断国内所有的武装力量。“直到现在，这样的民族国家仍然是现实政治生活的中心，因而也是人们政治想象的基本依托所在。”①
二、全球化对传统主权理论的挑战
（一）全球化：现代性的世界性扩张②
现代性是指西欧17世纪出现的社会生活和组织形态，随后发展到世界范围。其主要驱动力是西欧工业和政治革命的力量。现代性是现代社会或工业文明的简略表达。更具体地说，现代性包括：一、特定的世界观。这种世界观对因为人类的介入而导致的历史转变持开放和肯定态度。二、错综复杂的经济组织，尤其是工业生产和市场经济。特殊领域的政治组织，民族－国家和广泛民主。作为这种特性的结果，现代性与任何先前的社会秩序相比，更具有动态性。它是这样一种社会组织，与先前的文化生活形态不同，是面向未来而不是面向过去的。现代性以资本主义为中心，在现代社会中，经济影响比以往的任何社会形态更突出、深远。现代性的一个特点就是远距离发生的事件和行为会对我们当前的生活产生影响，而且这种影响日益加剧。
现代性时空革命改变了世界的面貌
现代制度与前现代的文化及生活方式的所有方面都是不连续的，把“现代时代”与先前的其他任何时代区别开来的最为明显的特质在于现代性的极度推动力，现代世界是一个“快速飞逝”的世界。
现代社会生活之所以具有独特的动力品质与三组主要因素有关。
1.时间与空间的分离。虽然在所有文化中都存在某种时间计算的既定模式及自身空间定位的方式。没有一个社会，在其中个体没有有关未来、现在及过去的时间感。每种文化也都具有某种形式的标准化空间标志，以表明特殊的空间知觉，因为，在前现代的情景中，时间和空间用过空间的定位而联结在一起。工业革命发生后，机械计时工具广泛使用，并建立世界通行的计时系统以及全球标注化的时区，然后出现了精确绘制的世界地区。他们构成了时间与空间相分离的条件，成了更为宽广的社会体系形式出现的前提。他们不仅如今而且预设了日常生活组织所发起的深刻的结构变迁，更重要的是，这种变迁不仅是区域的，而且是全球化的进程。
2.在前现代社会中以一种松散的形式组织起来的活动模式，随着现代性的出现，而变得更为专门化和精确化，因此通过“符号标志”和“专家系统”将社会组织转化成为一个“抽象系统”，这个抽象系统改变这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关系，使得我们可能将自己的安全与幸福托给种种并不在眼前，并不能够随时受到我们直接监控的专家集团。
3.时空的转型伴随着社会系统的抽象化，驱使人类的社会脱离了固有的规则或实践的控制，因此出现了彻底的反思性。现代社会的反思性是人类经由社会实践和检验而构成的，并根据社会实践所获得的新信息而加以修正，从而逐步改变他们的社会特性。它促使人类将其在现代社会实践中不断获得新的知识应用于社会生活的情境之中，因此成为推动社会制度组织转型的建设性因素。
全球化：现代性的一种世界性扩张
全球化是指世界范围内的社会关系以这样一种方式强化，即本地发生的事件将对遥远的地方产生深远的影响，反之，远方发生的事件也将影响当地人的生活。全球化缩短了时空的概念，它面向全球，将世界作为一个整体，而不是仅仅局限于对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社会思想与行为进行重新调整。信息和通信技术的产生与发展是全球化的驱动器，它们使信息更自由和快捷地流动并以尽可能快的速度形成真正具有全球化的理念。可以看出“全球化”成因首先不是政治决策的后果,而是基于科学和技术的进步。但政治并非毫不参与这一过程，而是创造了全球化所赖以依存的框架条件。
（二）全球化与削减中的主权
1、从理论上：全球化型构着国家主权
“全球化最重要的后果之一是时空的重组。”在安东尼·吉登斯看来，这便是现代性在全球传布所逐渐型构的全球抽象社会生活模式。具体而言，就是某一地区的社会生活已经成为影响另一地区社会生活的因素，这样，民族国家内部具体的社会生活将不再完全依赖于熟稔的人际关系，而依赖于一种全球网络。当具体的社会生活超出民族国家的限制而影响到另一民族国家的社会生活时，前一种生活就“脱域”（dis-embedding）于民族国家的边界，并在影响到另一种生活时“再嵌入”（re-embedding），于此，时空的统一性对日常生活不再具有特殊意义。“脱域－再嵌入”的生活模式依赖于所谓“专家系统”（expert system）和“象征标志”(symbolic tokens)，即它依赖于专家所提供的知识以及由自发或建构所形成的抽象媒介（如货币），而不再完全依靠于民族国家所提供的手段。
由于“脱域－再嵌入”的生活模式存在对专家和符号系统的高度依赖，因而面临着不可规避的“风险”（专家不能保证万无一失，对符号的信心也非时刻都存在），但是，这一风险已无从由民族国家所能控制，也无从由它来化解此风险可能带来的不良后果。因此，在全球化时代，民族国家既不能将社会生活限定于边界之内，也不能在本国边界范围内解决社会生活中由于风险所带来的困难。而是在风险共存各主权国家全球紧密依赖的情境下实现共同治理。这就意味国家权力要受到“人类共同利益”的一定的限制。再者时间、空间概念的高度抽象及虚拟化，跨越地区的行为完全仅依赖虚拟空间在“没有时间的时间”中即能够完成，这样传统主权国家的领土边界无形中被祛除而变得毫无意义，传统主权理论将接受全球化过程的改造。
2、实践层次看，全球化下主权被侵蚀和削弱
英国学者罗伯特吉尔平（Robert Gilpin）所指出的：“无论是支持全球化的人还是批评全球化的人都认为，各国的日益一体化导致了民族国家在经济、政治和文化上的独立程度的降低或者国家主权的丧失。各种团体和个人都说全球化引起经济独立的结束、政治民主的消融和文化趋同的衰落。他们甚至指责说，各国经济一体化意味着本国团体，甚至整个社会，不再能把握自己的命运而要受制于外部强大的经济和技术力量。”乌尔里希·贝克也说：“人们既可以否定、攻击全球化，也可以为它欢呼，但是无论人们如何评价全球化，涉及的都是这样一种强势理论：以领土来界定的社会领域的时代形象，曾在长达两个世纪的时间里，在各个方面吸引并鼓舞了政治、社会和科学的想象力，如今这种时代形象正在走向解体。”
戴维·赫尔德认为全球化对现代民族国家的深刻影响集中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的分离：第一，民族集体自决的观念不再仅仅局限再民族国家的边界内。就其活动和动力而言，很多最根本的、能够决定政治利益和政治结果性质的经济、社会、文化和环境力量与过程现在已经超越了单一政体的范围。第二,我们不能再把有效政治权力的核心等同于国家政府和民族国家;民族国家和国家政府都被限制在自由区域和全球范围内的政治权力所形成的复杂网络中。第三,当然,虽然许多国家的权力是高度集中的,但它们经常体现和包含在不断变化的新政治权威形式中。国家主权并没有崩溃,但这种权力的实质———国家进行统治的实际能力———正在改变其形式。一种新的政府和治理形式正浮出水面,它用不可分割的、领土上排他的公共权力形式取代了国家权力的传统概念。第四,公共物品的培育和强化越来越要求协调的多边行动。同时,跨国问题的解决可能经常需要国内的重大调整。由于政治权威的分散和多层治理的增加,国家政治的背景已经发生了变化。第五,国内事务与外交事务、国内政治问题和国外问题的区别日益模糊。
英国国际政治学权威学者苏珊·斯特兰奇如此谈论民主国家及其主权的被侵蚀、被削弱和被局部替换：“国家正变得在经济和社会中同其他实体（政府间组织、非政府组织、跨国公司等）分享权威……在国家内部，中央政府的权威正越来越由地方和地区的权威说分占……国家权威已经泄漏——向上面、向旁边和下面泄漏”；尽管总的来说国家仍是全球体系总最有势力、最为关键的权威来源，“但它们正在愈益变为内囊空虚或漏洞百出的。”③
随全球化国际/跨国交往急剧发展和非国家行为体在数量/活动领域和作用三方面迅速增长，民族国家极其主权受到越来越广泛、越来越深入的侵蚀和削弱，其传统功能的履行愈益被非国家行为体局部替换。④
第一、民族国家及其主权所以从“上面”和“旁边”被侵蚀、削弱和局部替换，根本上是在当代不少领域和问题上，它无法提供、或者无法靠单个国家的努力来提供种种为人类总体、国际社会、有关各国和不同国家的个人和社会群体等等所需要的价值，或简言之全球“公益”（Pulic goods）。民族国家及其主权从“上面”被侵蚀、削弱和局部替换，是指政府间甚或超国家的组织来提供全球性“公益”，这在所有场合都意味着国家的权能、政策选择自由和行动自由受到或大或小的限制。“接受重大的国际调节，即对它们自主的限制。它们不得不与其他国家协同或相应地来确定国内经济调整，而不能自行其事。” ⑶所谓从“旁边”来侵蚀、削弱和局部替换民族国家及其主权，则主要涉及跨国非政府（包括跨国公司）地运作对国家和世界政治机理地影响。它们所从事的大量经济、技术、社会、文化、宗教、意识形态等类活动不仅跨越国界，而且有许许多多是国界之内法律上的最高权威—国家主权难以或无法控制的。这些交往往出自民族国家不能、往往也不愿满足的多种多样跨国价值需求，其一大结果则是凝聚为由非政府组织体现多种多样跨国体制化安排，而此等安排代表着有关问题和功能领域“虽非反对各国政府，确是将取而代之”。⑤
第二、民族国家极其主权从“下面”被侵蚀、削弱和局部替换：一国国内地方或地区性的经济群落同别国内同类的群落之间，越来越经常地发展出特别紧密、并且相当体制化的体制化联系。这种突出格局的极端影响一方面鼓励出功能性的局部独立、甚或完全的政治独立要求。第二破坏整体统一的国家主权概念和单一的国家人格。在全球化趋势中，民族国家之下的多种力量渐次形成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劈开、穿透或者渗透民族国家界限的无数经济关系、社会联结、交流网络乃至身体和情感认同，并且相应地削弱了民族国家的权威和领土、主权原则作为世界政治根本组织原则的地位。不仅如此，在许多方面，民族国家及其主权的被侵蚀和被削弱还可以更往下追溯到个人层次的原因。
第三、最广泛、或许也是最有效地侵蚀和削弱民族国家及其主权地是全球化当中地跨国经济，特别是跨国公司及其为首地跨国自由市场经济力量地运作。 “公司能够在任何地方安营扎寨，资本可以像飞鸟般轻而易举地跨越国界，通讯以光速进行并且几乎勿需任何称本。在这样地时候，各国政府除了学会与看不见地手公出外别无选择。在全国层次上限制自由放任经济地福利国家创始出来以后一个世纪，自由放任经济体系正在全球层次上出现……在抵抗市场的打击方面，国家现在像当时的村镇那样处于很不利的位置。”⑥
从总体上说，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愈演愈烈的全球化进程至少正 在从以下8个方面改变着民族国家的主权。 1)超国家组织对国内政治生活的影响日益增大。一些重要组织如联合国、世界贸易组 织、国际货币基金、世界银行等开始深度超越各主权国家的传统边界，对民族国家的国 内政治经济进程产生直接的重大影响。特别是联合国及其所属的各机构，在全球治理中 的作用有了突破性的拓展。国际组织权力的加强与国家主权的削弱，是同一进程的两个 不同侧面。 2)跨国公司不仅操纵着经济全球化进程，也在相当程度上左右着民族国家的国内政治 。全球市场和跨国组织在本质上与传统的国家主权观念是相冲突的，资本的全球流动和 跨国公司的全球活动客观上都要求冲破领土和主权的束缚。当国家的领土疆界和主权性质与资本的全球要求相矛盾时，跨国公司和其他跨国组织就会想方设法使国家的主权要求从属于资本扩张的要求。3)国家权力开始分层化和中空化，国家在权力体系中的核心地位受到一定程度的动摇 。在世界范围内，与经济全球化进程相伴随的政治发展趋势之一，便是政治上的分权化 。这种分权化从两个方向对通常集中于中央政府的传统国家权力进行分流。其一是纵向 的权力分流，即传统的国家权力开始明显地在全球层面、地区层面、国家层面和地方层面分化。其二是横向的权力分流，即国家权力的多元化。 4)国家的传统职能受到了严重的限制和削弱。作为经济全球化基础之一的世界市场的 形成，使得国家原来对市场的调节和管理职能在很大程度上让位于跨国组织，在世界市 场面前民族国家往往变得无能为力。诸如跨国公司的设置和投资策略、全球金融市场的 规制、在全球劳动分工和资本缺乏控制的背景下单个国家的税基等问题，都难以完全由民族国家单方面决定。 5)国际因素已经成为制约国内政治发展的基本变量。全球化几乎将世界上的所有国家 纳入到国际政治经济紧密联系的进程和全球的互动网络之中，那些自我封闭的国家几乎 已经成为国际社会的弃儿，民族国家的国内政治进程在很大程度上开始受到外部因素的 直接影响。对内的改革与对外的开放，成为民族国家政治发展同一过程的两个不同方面 。任何国家，即使是十分强大的国家，在就重大国内事务进行决策时，也必须充分考虑到国际环境对这些决策可能产生的影响以及这些决策对国际社会可能产生的影响。 6)全球问题的增加使得国家权力的边限在一定程度上开始变得模糊。全球化使得一些 原来的国内问题成为国际问题，反之，一些原来的国际问题成为国内问题。所谓的全球 问题涉及到生态保护、动物保护、疾病控制、大规模杀伤武器的控制，等等。所有这些 全球问题同时也是个别的民族国家所面临的国内问题。作为国内问题，任何国家有权按 照自己的选择进行管理和处置，它不受外部力量的干预；但作为全球问题，每个民族国家在处理它们时又必然受到国际社会和其他国家的制约，必须与国际社会共同担负起全 球治理的职责。在这种情况下，国家权力的传统边限就显得有些模糊不清。7)民族国家的认同遭到了危机。民族国家认同是人类社会中具有核心意义的政治认同 ，它是公民政治支持、政治服从、政治忠诚和政治归属的基础。一方面，全球化进程对 民族国家根深蒂固的制度、传统、文化、价值产生了强烈冲击，有时甚至直接影响到国 民的身份和利益，从而使得许多国民产生出一种无所适从的感觉。另一方面，全球化进 程使得更多先进的价值、文化和制度具有超越民族国家的普遍性，日益获得各国人民的 认可和接受，开始出现一种所谓的全球认同。 8)全球化正在重塑国家的自主性。全球性与自主性是全球化进程所产生的相互对立但 相互依存的属性，全球化在产生全球性的同时，也制造着自主性。全球性表现了同质性 ，自主性表现了异质性。自主性是在全球化进程中产生的对全球性的一种抗体。全球化并没有消除国家的自主性，相反它凸显了国家的自主性。然而，全球化正在赋予国家的 自主性以新的意义，社会的自主性逐渐开始取代国家的自主性。
3、国家主权被弱化之后果
⑴以国家放弃对国民相当大部分至少直接的经济和社会责任为实质内容的这一调整、改造和扬弃，（注：一位学者甚至称之为国家取消它与公民之间的社会契约的一些关键成分，将其让给跨国力量。见ibid,p.162.）或者广而言之全球化潮流中民族国家主权的被削弱和被局部替换，引起了一些带有根本性的政治和伦理道德问题。国家政府权威的衰减和跨国势力权威的上扬，加上不同类权威的愈益交错和重叠，会造成责任界限模糊，从而“使人难以要官员为决定承担责任，因而民主将变得不易维持”.⑦
⑵“社会福利国家妥协面临终结”与资本主义始终相伴随的一个问题：怎样才能有效地发挥自我调节的市场的配置功能和发现功能，而不致造成背离民主制自由社会的一体化条件的不平等分配和社会代价？在西方混合经济中，国家可以在社会中总产值中支配很大的份额因而拥有转移支付、补贴，乃至实行有力的基础设施政策、就业政策和社会福利政策的活动余地。调节式的国家可以一方面借助刺激增长的措施。另一方面借助社会福利政策，同时促进经济的活力，保障社会一体化。但是，在激烈竞争自由放开的全球化的经济框架中，民族国家要保持其国家竞争力，就不可能再继续福利国家的政策，而只能走国家自我限制塑造力量的道路，即采取有害于社会团结、使社会的民主稳定性面临严峻考验的“削减“政策”⑧，而且“随着国家的塑造力量转让给跨越地域的、不受约束的市场，民族国家的政治活动余地便不再受其他民族国家（或其他类型的行为者如大银行、跨国公司）的战略决策限制，而是日益受体系相互依赖性的限制。由世界上无数市场参与者的个别决策凝成的结果构成种种关联，人们虽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估计这些关联，但是还不弄不清如何影响战略对手的行为。跨国模式使人注意到如下情况：即使最强大的政治行为者也变得依赖于市场，他们对市场框架条件的影响可能越来越小。”在一个国家单独实行凯恩斯主义“已行不通了。问题不仅如此。一旦放弃社会福利国家的政策，势必要造成贫富差距扩大和社会分化；而社会分化又势必破坏自由的政治文化，丧失民主的基础。
⑶ 全球化的“民主赤字”使国内政治民主受到损害
全球化使国内政治卷入到了全球治理进程当中,然而全球治理中普遍的“民主赤字”的存在使国际治理的民主化决非坦途。因为全球治理中国家之间的义务担当与权利享用不是依据平等的民主方式，而主要根据民族国家之间的力量对比进行。某种程度上，国内相关政治将成为国际体系中权力对比下讨价还价和妥协的产物。也就是说，全球民主的缺失在国内政治日渐国际化的情境下，由于国内政治的运作不是经由国内的民主程序进行的，公民在涉及国内政治问题上没有太大的影响力与决策权，因而国内民主将深受其害。⑨
⑷非传统安全：全球化作为一种全新具有变革意义的世界发展模式，民族国家彼此渗透融入形成新型国际关系之时也随将改变安全研究理论范式的革命。（Ken Booth,Security in Anarchy:utopian realism in Theory and Practice.Internaional Affairs,vol.63,no.3,1991,pp.527-545;国际关系的变迁使安全理论已不仅仅立足于军事安全为主的传统国家安全，即便是国家安全问题，也 涉及国家制度、经济、环境、生态、资源、网络和信息，以及社会中人的安全等方方面面。“非传统安全”的问题领域分下五类：一是人类为了可持续发展而产生的安全问题，包括环境安全，资源利用，全球生态问题以及传染性疾病的控制和预防；二是人类社会活动中个体国家或个体社会失控失序而对国际秩序、地区安全乃至国家稳定所造成的威胁，包括经济安全、社会安全、人权、难民等问题；第三类是跨国界的有组织犯罪，如贩卖人口、毒品走私等；第四是非国家行为体对现有国际秩序的挑战和冲击，最典型的是国际恐怖主义；第五类是由于科技发展以及全球化所产生的安全脆弱性问题，例如网络安全、信息安全以及基因工程安全。这些安全问题所影响的不只是几个国家，而很可能是国际社会的绝大多数成员；解决这些问题也不能只靠几个国家，而需要国际社会所有成员的共同努力。
三、民族国家主权的自在价值
在全球化的强势冲击下，传统理论定义的主权思想日渐碎化，但与此同时我们应当同样清醒地看到,民族国家及国家主权在国内和国际政治生活中仍处于核心的地位并且起着核心的作用,国家及其主权的基本功能并未消失。国际合作和各种政治共同体也许可以超越和限制国家权力，但还不能完全取代它。哈贝马斯自己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要使利益协调和普遍化的程序以及传造性地策划共同利益的程序制度化，不能靠根本不受欢迎的世界国家这一组织形式来实现，而要靠以前各主权国家的自主、自愿和独特性来实行。”⑩保罗·赫斯特和格雷厄姆·汤普逊的观点具有相当的代表性。他们认为,从经济上说,世界经济仍然是一个国家间的体系。从政治上说,尽管民族国家的治理能力已经被大幅度削弱,但它仍然在国内和国际治理中起着关键性的作用。具体地说,在他们看来,民族国家在全球化条件下仍然起着以下五个方面的重要作用:1)国际经济与超国家的全球化经济模型并不一致,民族国家在国家和国际层次的经济治理过程中仍将扮演重要角色。2)新的国际市场治理形式和经济活动仍然与民族国家直接相关,但对它的角色要求是全新的;国家的传统“主权”职能正在逐渐削弱,而代之以一种新的“主权”。3)尽管国家对领土的排它性控制被国际市场和新传播媒介削弱,但它依然在确保领土控制和人口规制方面起着核心作用;人口要比货币、商品或观念缺乏流动性,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仍然是“国家化的”(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ｉｚｅｄ),依赖于护照、签证、居住地及劳动资格证,没有任何别的机构能够取代国家。4)虽然国家不再能够垄断所有治理职能,但在各种层次和各种类型的复杂治理中,民族国家在其中仍然拥有独特的、重要的和持续性的作用。5)从国际层面看,民族国家也是所有国际规制的合法性源泉。如果没有民族国家,国际法就不能运行。
虽然全球化正在各个方面改变民族国家的面貌。民族国家应适应时代的变化并作出相应的调整，以重新塑造自己的面貌并维持作为国际体系最重要单元的功能。“全球化没有带来‘ 国家的终结’,反而推动了各种调整战略的出现,而且在某些方面推动了更加积极的国家的出现.因此,国家政府的权力不一定被全球化削弱了,相反正在重组和重构,以迎接在一个相互联系更紧密的世界中治理过不不断复杂的挑战”
首先，民族国家应开放自己的边界，以合作而非完全自助（self-help）的方式谋求国际协调，使国内事务和国家利益与国际公共事务与国际利益相互调和与促进。其次，应强调社会自治并使其在全球范围内获得繁荣。显然，一个相互包容的全球社会将有助于国际体系的稳定与和谐，并且有助于形成新的公共领域，从而使政治权力从腐败中获得新生。对于民族国家而言，它在失去了对社会的全面监控时，却获得了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与重建自我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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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大学理论法学研究中心硕士研究生。邮编：130012。
①俞可平 《经济全球化与国家主权》，学习时报 20040119
②吴士余主编、梁展编选：《全球化话语》，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Anthony Giddens,The Consequense of modernity,london,polity,1990;Ulirich Beck,What is Globalization?London,polity Press,2000.乌.贝克、哈贝马斯等著：《全球化与政治》，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版。
③Susan Strange,”The Defective State,”Daedalus,V。124(Spring1995),pp.56-57。
④时殷弘：《论民族国家及其主权的被侵蚀和被削弱——全球化趋势的最大政治效应》
⑤Lung-chu chen,An Introduction to contemporary International Law(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89),p.224)
⑥Nicholas Onuf,”Intervention for the common Good,”in Gene M. Lyons and Michael Mastandunoteds,Beyond Westphalia?(Baltimore: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95),p53
⑦John LewisGaddis,”Living in candlestick Park,”The Atlantic Monthly,April 1999,Para.12.
⑧拉·达伦多夫《德国政治与国际政治杂志》1996年第9期 把这种做法称为自相矛盾之举：“问题在于要把三个本来无法天衣无缝地联系在一起的东西硬捏到一起，即第一，要在世界经济的风浪中维持并强化竞争力；第二，同时不能牺牲社会团结和互助；第三，要在自由社会的条件下并通过它的制度来做到这一切”
⑨乌.贝克，哈贝马斯等著：《全球化与政治》，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版。
⑩哈贝马斯：《超越民族国家？》，第83页。J.Rosenau,Along the Domestic-Frontier(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