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小刚的《天下无贼》出来了，我忽然想到了贾樟柯的《小武》。这两部片子都在描述贼的生活，尽管前者的贼似乎都是贼中“大腕”，而后者的贼只是一个无名小卒。它们之间到底有什么偶然但又是内在的关联呢？我开始思考这个问题，不是因为刻意，而是因为两部电影共同的一个醒目标志——“贼”，触动了我。
“贼”，是制度为个人贴上的标签，是作为话语的制度对作为某种身份的个体贴上的特殊话语印记。因为“贼”的存在危机了别人，从而危机了整个制度的生存，所以必须用话语征服话语。在福轲看来，话语是知识和权力结合在一起的制度建构及意识形态建构。话语的生产过程，就是权势（支配力、控制力、强力、冲创力等）启动了话语，话语日积月累，成长为学科，学科又孕育了公共机构（如学校、医院、监狱）的过程。话语体现了社会和个人的斗争，人在其中经常处于被权势话语所支配、所征服的地位。话语是一种无微不至的行动，是渗入，也是征服。
这样的说法比较抽象。还是让我们转到这两部电影当中。
《小武》的主角是一个游荡（我不用“挣扎”一词）在生存边缘的小人物。他是汾阳县城的小偷。原来的朋友小勇成为了当地企业家，要结婚了却没邀请他，小武感觉很不开心。在一个卡拉OK歌厅，小武认识了梅梅。他们成为朋友，关系微妙。小武甚至买了个戒指要送给梅梅，但梅梅忽然不辞而别。小武到把戒指送给母亲，但母亲竟悄悄将戒指给了二哥的对象。小武和父母闹翻，他重新成为小偷，最终被抓获，拷在大街的电线杆旁，行人都来观看。
小武的命运与其说是徘徊在生存的边缘，还不如说是徘徊在制度话语的边缘。贾樟柯曾说，他拍小武的目的之一是留下时代的记忆。可以说，正是这种记忆的裂痕使《小武》一片中具有了两套话语的对峙：一套是混乱的制度话语，它有一系列具体的表现，即在小武谋生的县城里打上的所有变革时代的痕迹：小品、流行歌曲、卡拉OK、地方电视台、广播里对“严打”的通报、寻呼机、房屋拆迁、人们的穿着和步伐等。可以把这些制度话语成为“大的话语”，说其混乱，是因为它们是传统的制度话语和现代的制度话语的混杂。这种话语的“转型色彩”可以在背弃小武的朋友小勇的一番话中展现出来。小勇在小武说他靠走私香烟和出卖小姐赚钱，和“贼”一样不正当时，他用了这套颇具时代特色的制度话语为自己辩护：“卖烟不叫走私，那叫贸易。开歌厅也不叫挣歌女的钱，那叫娱乐业。”
另一个话语就是这套制度话语在小武身上凝聚并发生内在紧张而展现出来的个体话语，可以称为“小的话语”。比如，虽然小武是“贼”，但他也需要寻找传统的亲情、友情和爱情，在这当中维护自己起码的良知和尊严。但是，另一方面，他的这一套话语又时时碰壁，以前患难的朋友不愿认他了，父母亲情看来也靠不住了，爱情远走高飞。“贼”的话语身份成为小武摆脱不了的宿命。《小武》以极为写实的制度剧烈变迁为话语背景，展示了制度加在个体身上的永恒话语：一方面是命运的飘忽不定，另一方面却是命运别无选择的宿命。
其实，小武也在不断证明自己“贼”的“话语”的合法性。他说，“我就是个手艺人，凭手艺吃饭”，另一方面，他也为这种话语的不正当性有内在的不安，所以他才会把失主的身份证又放到邮箱。但越是这样，越显得这种个人话语在制度话语空间挤压下的微弱。他是无法在自己的“职业话语”里找到所需要的尊严的。小武始终处于被控制和被摆弄的局面。他有梦和追求，但都一个个破灭，最后留下了麻木。
所以，贾樟柯的《小武》给我们留下了记忆，却没有给人以希望。这种命运虽然主要通过小武这个“贼”的形象集中体现，但它对 “贼”之外的普通个体同样适用。所以，片中老实做小生意的人受到制度话语的冲击，店铺要被拆迁了，他也不得不以自己的话语问道：“旧的拆了，新的在哪呢？”在这里，我们看到的只是个体话语的迷茫和无奈，在这种情况下，个体话语所依托的制度话语同样也是让人捉摸不定、看不到希望的，这就是电影《小武》的对制度话语和个体生存话语的写实、在写实中透露的飘忽和不安，我称之为“从实到虚”：过去留不住， 未来盼不到。电影通过个人话语的真实困境，实际上反映出对制度话语的悲观，一切似乎都有些虚无飘渺了。
与《小武》借助记录片式的现实话语展现一种“没落话语”相比，《天下无贼》却试图以一种虚构的“天下无贼”的制度之梦、“贼”们的后现代式话语来捍卫主流的制度话语和传统伦理信念，比如良知的复苏、比如感人肺腑的爱情。在表面的颠覆后面，展现的是对制度话语的希望和信心。我称之为“从虚到实”：本来是一种虚幻的、理想的制度追求，却被电影演绎为可以做到的实实在在的制度生活，一种个人话语的各得其所。
《天下无贼》中的制度话语其实是隐去的，不像在《小武》中那样，我们可以直接看到制度话语的一些声音、形象方面的具体符号。《天下无贼》中的制度话语通过渗入到每一种个人话语而表现出来，这些话语大体可以分为三种，它们在一个人的身上往往有所交叉：第一种是对制度的颠覆性话语，这种颠覆恰好来自作为个体的“贼”说着和制度话语同样的意识形态化的语言。比如黎叔教训其手下说的这些话：“说了多少次了，要团结”；“这次出来，一是通过实战考察队伍，而是选拔新人”；“有组织，无纪律”；“二十一世纪什么最贵？人才！”；“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你，黎叔很生气，后果很严重”，等等。本来是“充满正义”的制度话语，现在“贼”同样说得理直气壮。这种颠覆力量当然是非常强烈的，它们以“黑色幽默”的方式证明了制度其实并不那么神圣。
第二种话语是对“贼”这种身份的确认和矛盾并存的话语。与小武在现实的艰难生存状态相比，《天下无贼》中的贼公贼婆们似乎并不大为生存发愁，黎爷这一伙贼甚至在火车上都有自己的豪华包厢。在这些贼眼中，“贼”似乎不仅仅是一种职业，而且是一种荣耀、一种尊严、实现自己精神追求的最好方式。黎爷本来吩咐手下“这趟车不打猎”，但后来他们之所以要偷傻根的六万块钱，主要不是为了生存，而是为了证明自己的能耐。因此黎爷一方和王薄王丽一方才要展开贼与贼之间的大比拼，展示各种奇幻的技艺，看谁是“武林第一”，看谁的境界更高。也正因为如此，黎爷才对火车上抢劫的两个蠢货说：“我最烦的就是你们这些打劫的，一点儿技术含量都没有。”这和小武说的“我就是一个手艺人”，其味道是完全不一样的。这里已不是为自己的职业正当性辩护了，而是充满了对自己职业的自豪感。
然而，在用话语确认“贼”的身份的同时，“贼”并不是那么心安理得。因为制度话语赋予贼的社会地位是注定不能改变的。所以，作为贼的王薄才对自己的身份无比焦躁。他一想到傻根居然不相信世上有贼，便说：“我得给他上一课，这小孩，目中无贼，气死我了。”他和王丽吵架时，骂到：““你真把自己当菩萨啦？你是贼，做一万件好事也是贼。下辈子也别想翻案。”最后这种心态甚至成为一种声嘶力竭的咆哮：“他凭什么不设防？他凭什么不能受到伤害？”在自轻自贱和自我保护的背后，是一种极度的脆弱。这种复杂矛盾的心态投射到外部，当然是在为自己的话语找理由的同时，也在用行动实施对不公平制度的直接反叛。
第三种话语是维护传统的伦理、制度和美好人性的话语。这里面具体体现为三类人：一类是直接代表制度话语的反扒警察，他的话语优势地位使他在这里不用发出多少具体的声音，他的行动就是对制度话语的维护；第二类是王丽以及后来的王薄。王丽怀上了孩子，也体验到了做“贼”的话语代价。她开始想过正常人的生活，也想为孩子积点德。可以说，是个人话语和制度话语的碰撞使她以及后来的王薄恢复了良知。他们在车上保护着傻根，知道王薄付出生命的代价；第三类人当然就是傻根了。他五岁就从河北来到青海，在寺庙干活。在他的话语里，不相信有贼。他说，在家乡，看上牛粪，划个圈，过几天去拣，还在那，他就是在那种制度话语的环境中长大的，“俺就不相信，狼都没伤过我，人还会害我？”所以他不用对这个世界设防。他活在天下无贼的梦里。
《天下无贼》就是这三种话语的交锋并且最后一种话语最终获得胜利的故事。黎叔等贼被绳之以法；王薄用生命实现了自我的拯救，也拯救了传统的爱与正义；王丽在悲泣中守候孩子降生的希望；而傻根的钱终于是物归其主，他的梦在两个贼的呵护下，终于没有破碎。每个人的命运似乎都在制度话语的安排之下各得其所。冯小刚导演用高明的手腕护卫了主流的制度话语，宣扬了正必压邪、爱是永恒的意识形态诺言，也实现了他利用制度话语对制度和观众的征服：他获得了主流制度的认可，他从观众中大把大把地收钱，突破一个个票房记录。在宏大的制度话语之下，暗自窃喜的是冯导自己名利双收的个人话语——又一次地颠覆！
这就是《天下无贼》的“从虚到实”。制度话语使每个人都有了自己一套自认为深刻、洋洋自得的生存哲学：黎叔的、王薄的、傻根的。虽然每一个个人话语都是脆弱的，但都得到了维护，从而印证着制度话语的牢不可破。因为每个人所使用的话语资源都是制度话语赋予他的，哪怕是颠覆制度的话语资源。这是猫捉老鼠的游戏，是贼（制度这个“大贼”）喊捉贼（既捉小贼，也捉大贼）。这的确是冯小刚拍得最感人的一部电影。人们怀着乐一乐、且学几句“智慧”的经典台词的心态走进了影院，大家都满意而归；而且这回还被其中所交织的深厚的爱感动得一塌糊涂——王薄死了，怀着孩子的王丽使劲吃着烤鸭，吃得泪流满面。 但是，笑了哭了以后，人们走出影院，回到真实的各自的生活，一切都是一样的忙碌，人们又有新的期待，期待同样的制度话语来年再征服我们。然而，这样一种生存哲学的浅度不也反映了对决定自己生存境况的制度话语进行思索的浅度吗？
我们关于“贼”的叙事看来该告一段落了。《小武》想要留下一个真实的时代记忆；《天下无贼》想要告诉大家其实这个世上有贼，用王薄的话说，要让大家“知道这个世界”，否则，隐瞒生活的真相才叫大恶。无论记忆还是真相，都是试图为我们所处的时代提供一种见证、一种视角。一边在书写是绝望的心灵史；一边在欢唱希望的赞歌。透过他们不同的眼睛，我们窥见了制度话语和个人话语在这个时代、这个国度的交织与错位。我们欣慰地看到了部分真相，但从中还远远寻找不到出路。小武今后如何生活？傻根、王丽及她的孩子在经历了这场考验后，他们真会在希望的制度话语中永葆平安？等等，这些疑问永不消失，但两部电影都没有给我们解决，因为真相是不可逃避的，因为真相往往是严酷的。只要是生存，就会带来生存的问题，但只要是在制度下生存，就应该对制度保持不断的质疑。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的制度话语和个人话语的关系，不应当是制度话语对个人话语的征服或抛弃，也不应当是个人话语对制度话语的颠覆和反叛，当然更不应当是制度话语和个人话语的合谋，而应当是两者互相的参与和创造，是在相互的直面和反思中保持个人话语和制度话语的独立自主而健康的成长。我相信它们的关系不仅仅是一团死水或冲突不断，而是充满再生的机会。这是一种出路，虽然在这条路上如何去走，我们也不可能提供先知先觉的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