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前两章里，我已把七巧板或者一块一块地或者分组地向诸位作了介绍；为了解释的方便，分组时的次序是随意排列的。现在再把七巧板重新搭起来。这是本书第三卷，也是最后一卷的目的所在。“世界的时间”这个标题足以表明我的宏愿：把资本主义及其演变和手段同一部世界通史联系在一起。
一部历史也就是按时间顺序排列的一系列形式和经验。世界的整体是指15至18世纪期间形成，并逐渐对人类的全部生活，对世界的各种社会、经济和文明施加影响的那个统一体。可是，世界具有不平衡的特性。目前存在的以富裕国家为一方和以不发达国家为另一方的形象，大体上也适用于15至18世纪。从雅克·克尔到让·博丹，到亚当·斯密和凯恩斯，富国和穷国当然并非一成不变；历史的车轮已向前滚动了。但世界的规律没有多少变化：它在结构上仍分成富国和穷国。世界是同普通社会一样的等级社会，普通社会可以从中看出自己放大了的形象。宏观和微观最终都有相同的结构。为什么?这正是我试图要说明的问题，但是否能够做到，我还没有把握。历史学家往往着重观察事情的经过，很少问为什么，往往考察重大问题的结果，但不追究其原因。正因为如此，历史学家应该以更大的热情去发现经常被他忽略和轻视的根源问题。
一
这里有必要再次把术语确定下来。我们必须使用“世界经济”和“经济世界”两个词，后一个比前一个更加重要。“世界经济”是指整个世界的经济，或用西斯蒙第的说法，“全世界的市场”。“经济世界”是我根据德语的“Weltwirtschaft”生造出来的，这里的经济只占世界的一个局部，但又单独构成一个整体。很久以前，我曾写道，16世纪的地中海是个独立的经济世界(Weltwinschaft)，也可以说，是个自在的世界(用德语是：ein Welt für sich)。
经济世界是个具有三重意义的现实：
——经济世界占据一定的地域，并有一定的界限，界限的变化相当缓慢，但毕竟有变化。每隔很长的时间，界限甚至必定被打破。15世纪末以后的地理大发现可算是一个例子。1689年，在彼得大帝的推动下，俄罗斯对欧洲经济的开放也是一个例子。今天，假如中国和苏联干脆、全面、彻底地实行经济开放，西方经济世界的界限也将会被打破。
——经济世界总有一个中心或极点，这在过去是城邦，在今天则是都市(指经济都市，在美国是纽约，而不是华盛顿)。同一个经济世界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可能有两个中心并存：奥古斯都、安东尼和克娄巴特拉时代的罗马和亚历山大；基奥贾战争(1378—1381年)期间的威尼斯和热那亚，18世纪荷兰灭亡前的伦敦和阿姆斯特丹。两个中心必有一个要被淘汰。1929年，经过短期的游移，世界中心毫不含糊地从伦敦迁到了纽约。
——任何经济世界都分层划区。腹心层是指中心四周的地区，如17世纪阿姆斯特丹充当世界中心时的联合省(不是联合省的全部)；1780年伦敦彻底代替了阿姆斯特丹后的英格兰(不是英格兰的全部)。随后是环绕腹心层的中间层。最后是广大的外层，在经济世界特有的分工中，外层处于从属、依附的地位，而不扮演伙伴的角色。在这些边缘地区，人们往往过着炼狱或地狱一般的生活。它们的地理位置足以说明其原因。
以上过分简略的陈述显然需要进一步解释和论证。我的第三卷书正是做了这一件事，但诸位也可在伊玛努埃尔·沃勒斯坦的《近代世界体系》(1974年在美国出版，后由弗拉马里翁出版社以《15世纪至今的世界体系》为题在法国出版)中看到一个确切的概貌。对这位作者的个别观点和一、二条主线，我并不始终同意，但这并不要紧。我们的观点基本上是一致的，虽然在伊玛努埃尔·沃勒斯坦看来，除欧洲外，别无其他“经济世界”，欧洲经济世界建立的时间是在16世纪以后，而我认为，早在欧洲人认识整个世界以前，即在中世纪乃至古代，世界已经分成几个有结构的、有中心的经济区域，也就是说，分成几个共存的“经济世界”。
这些共存的经济世界天各一方，极少交往，因为每个经济世界各有其辽阔的边缘地带，为从事贸易而穿越边缘地带一般无利可图。彼得大帝登基前的俄罗斯就是这些基本上自给自足的经济世界之一。截止18世纪，无边无际的土耳其帝国也是一个经济世界。相反，查理五世皇帝或菲力浦二世时代的德意志帝国虽然幅员广大，却不构成一个经济世界，从帝国诞生起，它就包括在活跃的欧洲经济的范围之内。早在克里斯托弗尔·哥伦布1492年的旅行前，欧洲加上地中海及其向远东伸出的触角已经构成了一个以威尼斯为中心的经济世界。它将随着地理大发现而扩大，吞并大西洋诸岛和沿岸，逐步深入美洲内陆，并将与印度、南洋群岛和中国等依然独立的经济世界加强联系。同时，在欧洲内部，经济中心将由南向北迁移，先后转到安特卫普和阿姆斯特丹，请注意，并非转到西葡帝国的中心塞维利亚和里斯本。
因此，我们可以在世界的历史地图上放一张透明纸，用铅笔大致描出每个特定时期中各经济世界的区划。由于这些经济世界变化缓慢，我们可以从容不迫地去研究它们，观察它们的活动方式和掂掂它们的分量。这些经济世界揭示了世界历史的奥秘。我们将仅仅回顾这一历史奥秘，因为我们的任务只是指出，欧洲从开始对外扩张以后历次建立的经济世界何以能说明或不能说明资本主义的活动及其自身的活动。我们首先想说，这些典型的经济世界曾是欧洲资本主义以及后来的世界资本主义的母型。总之，我将朝这个方向一步一步地慢慢进行解释。
二
我们不是去发现历史的奥秘，而是去说明它。用吕西安·费弗尔的话来说：“我们赋予历史以尊严。”这已经很不容易。我这里着重分析经济世界中心的转移和区域划分，正是出于这个道理，想必诸位是明白的。
每次中心需要转移，都有新的中心形成，似乎经济世界没有中心就不能生存。但是，正因为中心的形成和转移很少发生，它的意义就尤其重大。以欧洲及其附属地区而言，14世纪80年代形成了以威尼斯为中心的经济世界。1500年前后，中心突然从威尼斯跳到了安特卫普；接着于1560年左右又回到地中海的热那亚；最后，于1590至1610年间迁往阿姆斯特丹，欧洲地区的经济中心将在那里稳定两个世纪。1780至1815年间，中心再转到伦敦。它于1929年越过大西洋迁往纽约。
在欧洲世界的时钟上，命运的钟声曾响过五次，每次中心转移都是在斗争、冲突和强烈的经济危机过程中实现的。一般说来，总是经济恶化给了已经岌岌可危的旧中心致命的一击，并确认新中心的出现。这一切显然没有数学规律性可循：一场旷日持久的危机是一次考验，强者经受得住，弱者支持不下。中心并非在一次危机的打击下立即垮台。相反，17世纪的危机往往最后对阿姆斯特丹有利。我们近几年来正经历着一场强烈而持久的危机。假如纽约在考验中倒下(我个人并不这么想)，世界将会制造或找到一个新的中心；如果美国能像预料的那样经受考验，它将变得更加强大，因为在我们经历的恶劣环境中，其他国家的经济遭到的打击可能比美国更大。
总而言之，似乎中心的转移一般与持续的全面经济危机相联系。因此，我们显然必须透过这些危机去研究中心转移如何进行这个难题，而整个历史进程也正取决于中心转移的方式。为了避免过于冗长的说明，我们不妨比较仔细地分析一个例子。由于安特卫普作为世界中心的地位并不巩固，在政治上接连遇到打击和挫折，地中海地区于16世纪下半期又重新扶摇直上。在这以前，从美洲矿区运来的大批白银主要从西班牙经大西洋转运佛兰德；1568年后，白银改道运往地中海，热那亚又上升为经济中心。从直布罗陀海峡往东的整个地中海地区经历了一次经济复兴。但所谓的“热那亚时代”为时很短。局势接着开始恶化，在半个世纪内曾是欧洲商业中心的热那亚皮亚琴察交易会于1621年已丧失其主角地位。地中海再次沦为二等地区，这在地理大发现后是十分合理的，地中海后来也长期停留在这个地位。
在克里斯托弗尔·哥伦布探险后一个世纪，地中海终于没落，间歇期之长令人惊讶，这正是我在很久前出版的关于地中海的一部厚书中提出的一个核心问题。开始走下坡路的日期应该定在哪一年?是1610、1620还是1650年?没落的经过又怎样?依我之见，这后一个问题更加重要。理查德·拉普在一篇文章里(1975年在《经济史杂志》发表)正确而出色地解决了这个问题。这是多年来我读到的最漂亮的文章之一。文章向我们证明，从16世纪70年代开始，地中海地区受到了北方商人的骚扰和劫掠。北方商人没有依靠印度公司和远洋冒险完成资本的原始积累；他们觊觎地中海的现成财富，肆无忌惮地巧取豪夺。他们让廉价产品，有时让冒牌货涌进地中海，故意模仿南方的优质纺织品，甚至盖上世界公认的威尼斯商标，送到威尼斯的普通市场上销售。地中海的工业在这一打击下同时失去了顾客和信誉。诸位不妨设想，假如一些新兴国家有可能向美国倾销它们打着“美国制造”招牌的产品，夺走美国的国内外市场，过二、三十年或四十年以后，将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总之，北方商人的胜利并非因为他们会做生意或是工业竞争的自然结果(虽然工资低廉对他们是个有利条件)，也不是因为他们走上了宗教改革的道路。十分简单，他们的政策就是夺取原来的优胜者的地位，暴力也是手段之一。列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曾谴责了瓜分世界，但这种瓜分并不如他所想的那样是件新鲜的事，这在今天的世界仍然是个现实。在中心或在中心附近生活的人总是对其他人拥有种种权利。
这里提出了第二个需要解决的问题：任何经济世界都分成几个向心区，离中心愈远，条件愈差。
华贵、财富和幸福集中在经济世界的腹心。那里有光辉灿烂的历史。有高价格、高工资、银行、高档商品、有利可图的工业和资本主义的农业；那里是长途贸易的起点和终点，也是贵金属、硬通货和金融期票的汇集处。那里有遥遥领先的现代化经济。15世纪的威尼斯，17世纪的阿姆斯特丹，18世纪的伦敦或今天的纽约都是这样。尖端技术以及基础科学十分普及。“自由”业已建立，既不完全是神话，又不完全是现实。诸位可以想到所谓威尼斯的自由、荷兰的自由或英格兰的自由!
与腹心地区相邻的中间地区是腹心地区的竞争对手，那里的生活水平降低了一级：自由农民和自由人的数量较少，交换尚有缺陷，银行和金融组织不够完备，往往受外界控制，工业还停留于传统形式。18世纪的法国就是如此，生活水平不能与英国相比。大腹便便的约翰牛吃的是肉，穿的是皮鞋，而瘦小的苯伯雅克吃面包，穿木屐，面目黧黑，未老先衰。
边缘地区的情形更不如法国。以1650年前后为例，世界的中心就在荷兰(阿姆斯特丹)。中间地区或二等地区包括波罗的海和北海地区、英格兰、莱茵河和易北河流域的德意志、法兰西、葡萄牙、西班牙、罗马以北的意大利。边缘地区是北欧的苏格兰、爱尔兰和斯堪的纳维亚，汉堡和威尼斯一线以东的欧洲，罗马以南的意大利(那不勒斯、西西里)；欧洲在大西洋彼岸占有的美洲也是典型的边缘地区。如果加拿大以及英国早期的殖民地不算在内，整个新大陆当时实行奴隶制。同样，中欧的边缘地区，直到波兰甚至更远，属于“农奴制的第二期”，就是说，那里的农奴制在与西欧的农奴制一起废除后，于16世纪实行了复辟。
总之，作为经济世界，欧洲于1650年同时存在着多种社会形态，从荷兰的资本主义社会直到农奴制社会，以及最低级的奴隶制社会。这种同时性或共时性构成所有问题的关键。资本主义其实就靠这种阶梯为生：外层地区供养内层地区。特别是腹心地区。所谓中心，难道不就是整个建筑的拱顶，就是资本主义的上层建筑吗?从相互关系的角度进行观察，中心依靠外围的供应，但外围又屈从中心的需求。正是欧洲在新大陆复活了和推行了古代的奴隶制，并根据自身经济的需要，“诱使”东欧推行“二期农奴制”。由此可见伊玛努埃尔·沃勒斯坦的论断的重要性：资本主义是世界不平衡发展的产物，它必须在国际经济的配合下才能发展。地域的广阔无垠，条件的优劣不一，这是产生资本主义的前提。如果在狭小的地域内，资本主义就不会如此茂盛地生长。如果没有别人为它充当奴仆，它也许会寸步难移。
这个论点改变了解释资本主义何以产生的习惯模式：奴隶制被农奴制所代替，农奴制被资本主义所代替。它提出了同时性和共时性，这个别出心裁的解释确实具有重大意义。但它不说明，也不可能说明一切。至少不能说明近代资本主义的起源——我想说的是欧洲经济世界以外的情形——这个我认为至关重要的问题。
确实，直到18世纪末出现真正的世界经济前，亚洲也曾出现过几个稳固、强盛的经济世界，我这里想到的是中国、日本、印度加南洋群岛，以及伊斯兰地区。可以说，这些经济世界同欧洲之间的联系不多，仅涉及几种奢侈商品——胡椒，香料，特别是蚕丝——，而且用现金支付，交易额在当时的整个经济中只占微不足道的比重。这些交易虽然数额有限，但全都置于大资本的集中控制之下，这不是也不可能是偶然的。我甚至认为任何经济世界往往要受外界的影响。欧洲的大事记特地记载了以下的日期：华斯哥·达·伽马于1498年到达卡利卡特；荷兰人科内利乌斯·豪特曼于1595年在爪哇大城市万隆停泊；罗伯特·克莱夫于1757年在普莱西取得胜利，孟加拉从此落在英国手里。没有人会认为这样的记载有什么不对。命运长着一步跨七里的长腿，它能从远处施展影响。
三
我已经向诸位谈到欧洲的经济世界以及先后创立和活跃这些经济世界的中心。应该指出，在1750年前，这些中心始终是城市或城邦。人们完全可以说，于18世纪仍主宰着经济世界的阿姆斯特丹是作为历史极点的最后一个城邦。在它背后的联合省不过是个影子政府而已。阿姆斯特丹自行其事，并像灯塔一样照亮从安的列斯群岛到日本海岸的整个世界。随后，从启蒙时代中期开始，出现了个不同的新时代。作为新的主宰，伦敦不是一个城邦，而是大不列颠诸岛的首都，民族市场赋予它不可抗拒的力量。
这里涉及到两个阶段：城邦的建立和统治；民族国家的建立和统治。有关事实这里将一笔带过，不仅因为大家都已了解，我在前面也已谈到，而且因为在我看来重要的只是要观察事实的整体，并通过这种观察，以新的方式提出和说明资本主义的问题。
截止1750年前，欧洲总是围着一些主要城市(威尼斯、安特卫普、热那亚、阿姆斯特丹)转；由于它们扮演的角色，这些城市也就变成庞然大物。然而，其中任何一个城市在13世纪都还不能主宰经济生活。这不等于说，欧洲当时不是一个有结构、有组织的经济世界。一度被伊斯兰征服的地中海已对基督教重新开放，与东地中海地区的贸易使西欧得以建立起向远方扩大其影响的据点，没有这样的据点，显然就谈不上名副其实的经济世界。两个先进地区分别形成，各据一方：南方的意大利和北方的尼德兰。整体的重心介于两个地区之间，就在中途的香巴尼和布里，那里的交易会加上一个大城市(特鲁瓦)和三个中等城市(普罗旺、奥伯河畔的巴尔、拉尼)构成了人为的城市群。
说这个重心悬在空中，这未免言过其实，因为它的位置离巴黎不远，当时正值圣路易王朝盛世，巴黎不但是重要的商埠，那里的大学也大放异彩。研究人文主义的史学家朱泽培·托发南以《没有罗马的时代》为标题写了一部书，他用这个书名没有错，这是指13世纪，罗马已把文化王国的地位让给了巴黎。但在当时，巴黎的光辉显然与香巴尼热闹、活跃、几乎接连不断的国际交易会有关。北方尼德兰地区——即从马恩河畔到须德海的广大地区——用家庭作坊生产的棉麻毛织品换取意大利商人的胡椒、香料和钱财。这些交易虽然仅限于奢侈品范围，但也足以开动商业、工业、运输和信贷的庞大机器，并使这些交易会成为当时欧洲的经济中心。
香巴尼交易会于13世纪末日趋没落，其理由很多：地中海和布鲁日之间于1297年实现了直接通航，海上运输从此压倒了陆上运输；辛普朗和圣戈塔山口为德意志城市开放了南北通道；意大利城市的工业化：这些城市原来仅仅为北方的呢绒坯料染色，如今开始自己制造，佛罗伦萨的毛织业日趋兴旺。尤其重要的是，伴随着黑死病的流行，14世纪的严重经济危机将席卷欧洲：香巴尼交易会上实力最强的意大利将胜利地经受这场考验。它重新成为欧洲生活当之无愧的中心。它将主持南北之间的各种交换，远东的货物通过波斯湾和红海来到了意大利，来自东地中海的商队优先为它打开欧洲的各个市场。
意大利的领先地位实际上长期由威尼斯、米兰、佛罗伦萨和热那亚四大城市所分享。只是于1381年热那亚战败后，才确立了威尼斯并不稳固的统治。这个地位维持了一百多年时间，威尼斯当时是与东地中海贸易最主要的商埠，欧洲各国纷纷涌向那里，以取得远东的稀有产品。安特卫普于16世纪代替了圣马克城(威尼斯别名)的地位：这是因为葡萄牙取道大西洋进口大批胡椒，货栈设在安特卫普，斯凯尔特河口的海港就成了大西洋和北欧贸易的主要中心。后来，由于种种政治原因，中心又转往热那亚；这些原因与西班牙对尼德兰的战争有关，说来就一言难尽了。圣乔治城(热那亚别名)的福运不靠东地中海的贸易，而靠与新大陆和塞维利亚的贸易，美洲源源不断运来的白银使该城成了欧洲的白银集散地。姆斯特丹终于使人人都能满意：它的领先地位持续了150多年，影响所及从波罗的海直到东地中海和马鲁古群岛，原因主要在于它一方面牢牢控制着北方的商品，另一方面又迅速占据桂皮、八角等细香料在远东的所有产地。这些接近垄断的贸易使它几乎能为所欲为。
我们且把这些城邦搁下，赶快来谈谈有关民族市场和民族经济的大问题。
民族经济是国家根据物质生活的需要和改善，把一块政治地域改造成为统一的、协调经济地域，使各项活动都朝同一个方向发展。最初只有英格兰取得了这项成果。谈到英格兰，人们总要想起种种革命：农业革命、政治革命、金融革命和工业革命。在这张单子上，应该再加上一项，即创造民族市场的革命，无论用什么名称都可以。奥托·兴茨在批评桑巴特时首先强调了这一变革的重要性；原因在于国土狭小的英格兰拥有较多的运输手段，除近海航运外，还有密集的内河和运河网以及众多的车辆和役畜。英格兰各郡通过伦敦互换产品或出口商品，因为英格兰的内地税卡很早已被撤消。最后，英格兰又分别于1707年和1801年与苏格兰和爱尔兰实现了统一。
人们或许会想，同一成果在联合省也已实现，但联合省国土逼仄，甚至养不活本国居民。荷兰资本家完全转向国外市场，不把国内市场放在心上。至于法国，它面对着太多的障碍：经济落后、国土辽阔、收入微薄、内部联系困难，中心尚未完全形成。可见，在当时的运输条件下，领土过大的国家势必极其分散。爱德华·福克斯在一部引起众多争议的著作里，曾不太费力地证明，当时至少有两个法兰西：一个是沿海的法兰西，在18世纪经济高涨的鞭策下，它表现十分活跃和机灵，但与内地联系不多，注意力转向外部世界；另一个是内陆的法兰西，它恋土守旧，目光短浅，对国际资本主义的经济利益无动于衷。照例总是这第二个法兰西掌握政权。处在内地的巴黎是国家的政治中心，却不是经济中心；自从里昂于1461年开办交易会后，它长期扮演了经济中心的角色。16世纪末，中心曾开始向巴黎转移，但没有成效。只是在1709年萨缪埃尔·贝尔纳破产后，巴黎才成为法兰西市场的经济中心；接着，巴黎交易所于1724年改组，法兰西市场开始发挥作用。时间已经晚了，尽管马达在路易十六时开始快速开动，却已经不能左右整个法兰西的局面。
英格兰的情形要简单得多。那里只有伦敦一个中心，从15世纪起，在迅速形成经济和政治中心的同时，伦敦得以自由支配英格兰市场，换句话说，能根据本国大商人的需要安排英格兰市场。
另一方面，岛国地位帮助了英格兰脱离外国资本主义的干预。由于托马斯·格雷欣于1558年创立了证券交易所，英格兰摆脱了安特卫普的牵制。自从1597年封闭了汉萨同盟在伦敦的商行和取消其特权后，英格兰便抛开了汉萨同盟。1651年颁布的航运法又使英格兰脱离开阿姆斯特丹。当时，阿姆斯特丹基本控制着欧洲贸易，但英格兰拥有对它施加压力的一个手段：由于风向的关系，荷兰帆船总是需要在英国港口停靠。这显然是荷兰不得不接受英国的贸易保护措施的原因。总之，英格兰比欧洲任何其他国家都更能保护其民族市场和新兴工业。英格兰对法兰西的胜利很早已露端倪(1713年的乌得勒支条约)，于1786年全面暴露(艾登条约)，于1815年达到登峰造极。
随着伦敦地位的上升，欧洲和世界的经济史翻开了新的一页，因为英格兰确立的经济优势(进一步扩展到政治优势)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在这个长达几个世纪的时代里，世界被分成以城市为中心的几个经济世界，尽管欧洲野心勃勃和跃跃欲试，它毕竟不能操纵世界的其他地区。英格兰成功地代替阿姆斯特丹的地位，已不再是对过去的简单重复，而是对过去的超越。英国在征服世界途中经历了种种艰难、曲折和波澜，但它保住了优势，克服了障碍。欧洲的经济世界在把其他经济世界挤垮的同时，终将称霸全球，并且以世界经济的身份出现，地球上任何障碍都将在英国人面前，甚至在欧洲人面前退让。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1914年。生于1875年的安德烈·齐格弗里特那时已有25岁，他随身只带一张名片充当身份证，竟得以周游世界；事后很久，世界已边界密布，他回忆这段往事，感到十分有趣。这是英国统治下的和平的奇迹，相当多的人显然为此付出了代价。
四
我们下面还应该谈谈英国的工业革命，这场革命给岛国带来了青春和新的活力。诸位不用担心，我不会莽撞地陷进这个至今困扰着我们的历史大题目中去。工业革命始终以咄咄逼人的气概变革着我们周围的一切。请诸位放心，我将仅仅介绍这一巨大变革运动的初期，决不介入英美历史学家挑起的争端(其他国家的历史学家也参与了这一争端)。何况，我的问题范围有限：我想指出英国的工业化在多大程度上同我描绘的格式和模式相符合，在多大程度上同突变丛生的资本主义的发展史相融合。
必须说明，工业革命本身就是用词不当。从词源上讲，“革命”是说一个轮子或星球的转动，是一种快速运动，刚开始转动，就知道它很快要结束。可是，工业革命是典型的慢速运动，初期几乎不被人注意。亚当·斯密生活在工业革命的初期，却没有察觉它的迹象。
当前的情形难道不正好说明，工业革命是个缓慢、困难和复杂的过程?我们亲眼看到，一部分第三世界国家在工业化进程中经历闻所未闻的困难，遇到无数挫折，速度之慢似乎出人意料之外。有时，农业跟不上现代化的步伐；熟练劳动力的数量或国内市场的需求不足；有时，本国资本家不愿在当地投资，宁肯向国外输出资本，因后者更加可靠和更加有利可图；官员贪污浪费，进口技术不能适应，价格过高，影响成本，或者必要的进口不能由出口作补偿：由于这个或那个原因，国际市场不欢迎这些国家的出口产品，它们因而束手无策。在工业革命已有模式可循，不必自己创新的条件下，尚且产生这种种失利。可见，事情说来容易，做来就难了。
所有这些困难情形其实也反映了英国以前的工业化经历，就是说，早在英国前，许多在技术上显然已经可能的革命遭到了失败。托勒密时代的埃及已认识到蒸汽的力量，但仅仅以此为玩乐。古罗马掌握的工艺技术在上中世纪被埋没了几百年，到12和13世纪才复活。就在这个复兴时代，欧洲推广了风磨和古罗马已有的水磨，神奇地增加了能源，这已经是一次工业革命。中国大约在14世纪发现了焦炭炼铁，但这场潜在的革命却没有下文。16世纪，矿井深处开始安装一系列起重和抽水工具，这些作为现代工厂前身的设施一度对资本有诱惑力，但终因工效不高而很快被放弃。17世纪，煤炭的使用在英格兰日益扩大，约翰·内夫正确地指出这是英国第一次工业革命，但这场革命不能扩大范围和带来广泛的变革。至于法国，工业进步在18世纪表现明显，技术发明接连不断，基础科学与海峡对岸的英国相比也毫不逊色。总的说来，英国在跨出了决定性的一步后，一切似乎就水到渠成，这正是世界第一次工业革命提出的引人入胜的问题，是世界历史的最大裂缝。但是，为什么这一切在英国发生呢?
英国历史学家在对这些问题的研究中各执一词，使外国历史学家无所适从，但调和这些见解也并不容易。唯一可以肯定的是，传统的、简单化的解答都已被排除。越来越多的人倾向于把工业革命看作一个整体现象，一个起源深远和发展缓慢的现象。
我刚才谈到当前不发达地区经济发展中的困难和混乱，相比之下，以使用机器和大生产为特征的英国工业革命却在18世纪末至20世纪初使国民经济取得了高速的发展，没有发生任何卡壳和阻塞现象，这难道不是最令人奇怪的事吗?英国农民被迫离开了家乡，而乡村的生产力仍得以保持；工业家获得了他们需要的熟练或不熟练的劳动力；尽管物价上涨，国内市场继续在发展；技术也跟着发展，不断提供需要的服务；国外市场一个接一个地对它开放。甚至利润降低——例如棉纺工业的利润在第一次高涨后的急剧下跌——也没有引起危机：已积累的庞大资本转向别的部门，铁路代替了棉纺业的地位。
总之，英国经济各部门满足了生产突然膨胀的要求，没有出现任何故障和停顿。这难道不是整个国民经济的一致行动吗?况且，英国的棉纺业革命是在普通生活的土壤中萌芽的。多数发明由工匠做出。工业家往往出身低下。投资最初数额较小，也容易借到。发动这场惊人变革的不是伦敦的商贾巨富和金融资本。伦敦只是在1830年后才着手控制工业。这个例子足以使我们看到，正是市场经济、基础经济和小工业的生命力和创造性以及生产和交换的全部活动才为未来的所谓工业资本主义奠定了基础。工业资本主义的成长壮大取决于它的经济基础。
然而，没有使英国当时能横行世界的外在环境，英国革命的进行肯定不能如此顺利。大家知道，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在很大程度上起了促进作用。棉纺业的繁荣之所以经久不衰，是因为新市场的开辟不断在注入后劲：葡属美洲、西属美洲、土耳其帝国、印度等等。整个世界无意中为英国革命充当了有效的帮手。
因此，在资本主义和工业革命的起源问题上，内因论者(用社会经济结构的变革作解释)和外因论者(用帝国主义对世界的剥削作解释)之间的争吵在我看来是无的放矢。剥削世界不是单凭自己的意愿就能做到的。必须事先慢慢积聚，但可以肯定，力量的加强也必须以剥削他人为条件。正是在这双重过程中，自己与他人的距离便逐渐拉大。两种解释(内因论和外因论)错综复杂地胶合在一起。
到了这里，是我作结论的时候了。以上论述是否能使诸位信服，我没有把握。在结束我的演讲前，根据自己对以往世界和资本主义的看法和解释，我现在还想告诉诸位我对当前世界和资本主义的认识，是否能使诸位信服，我更没有把握。但是，解释历史必须联系今天，必须通过联系今天来证实对历史的解释。难道不是如此吗?资本主义的规模当然今非昔比，作为基础的交换和生产手段也相应大大改观。但从大处着眼，我觉得资本主义的本质没有彻底的改变。
我可用以下三个理由作为证据：
——资本主义始终建立在开发国际资源和潜力的基础之上，换句话说，它的存在具有世界规模，至少它的势力向全世界伸展。它当前的大事就是重建这种一统天下的局面。
——资本主义始终拼命依赖法律的或事实的垄断，尽管它在垄断问题上受到狂暴的攻击。用今天的话说，垄断性组织继续绕开市场。如果认为这是新事，那就错了。
——此外，资本主义并不如人们通常所说统辖整个经济或全部社会劳动，它从未完整地把前者或后者纳入资本主义体系：我对诸位谈到的物质生活、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的三个层次，现在仍然具有重大的分类性和解释性价值。为了明白这个道理，只要从内部去认识位于这三个不同层次的某些特殊活动就够了。在底层，即使欧洲至今还有许多自给自足性质的和不列入国家统计范围的生产和服务项目，还有许多手工业作坊。在中层，以成衣工为例，他在生产和销售方面服从于严酷无情的竞争规律，稍有疏忽或努力不够，就会遭到灭顶之灾。在最高一层，我可向诸位举我所了解的两家大公司为例，一家法国公司和一家德国公司。它们名义上在欧洲市场互相竞争，但它们对定货送到这家或那家公司竟毫不动情，因为不论通过什么途径，只要取得利益，它们就能共享。
通过以上的事实，我证实了自己的观点(我个人也是慢慢才赞同这个观点的)，就是说，资本主义不折不扣地是最高层的经济活动或向最高层上升的经济活动的副产品。这种手段高强的资本主义凌驾在物质生活和市场经济这两大基层之上，并体现着高利润区域。我把资本主义当作一个制高点。诸位可以因此责备我，但持这种观点的人并不就我一个。列宁在1917年所写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曾两次断言：“资本主义是发展到最高阶段的商品生产。”几万家大企业掌握一切，千百万小企业无足轻重。这在1917年显然是真理，但在很早以前也是真理。
报刊作家、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往往过分重视历史规模和历史前景，这是个缺点。许多历史学家把他们研究的时期当作既有开端又有结束的独立存在，这难道不是犯同样的错误吗?目光敏锐的列宁在同一本小册子中写道：“自由竞争占完全统治地位的旧资本主义的特征是商品输出。垄断占统治地位的最新资本主义的特征是资本输出。”这一断言很值得商榷：资本主义始终具有垄断性，商品和资本不断在同时流通，资本和信贷历来是取得和征服国外市场的可靠手段。早在20世纪前，资本输出曾是佛罗伦萨(13世纪)以及奥格斯堡、安特卫普和热那亚(16世纪)的日常现实。到了18世纪，资本在欧洲和世界的流通已很迅速。金钱的各种狡诈手段并非于1900或1914年问世，这难道还用我来说吗?无论过去和现在，资本主义都玩弄这些手段，它的本领和力量正是能够从一种狡诈手段和活动方式转到另一种，能够根据环境的需要多次改变策略，同时并保持或基本保持自己的本质。
今天，无论在资本主义世界或在社会主义世界，人们不愿把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区分开来；作为一个普通的人(并非作为历史学家)，我对此感到遗憾。在西方，每当有人攻击资本主义的罪恶时，政治家和经济学家便回答说，这是自由兴业和市场经济的必然伴侣，在相对意义上是最小的弊端。在我看来，事情完全不是如此。根据目前的动向，即使在苏联，也有人觉得社会主义经济过分刻板，主张给它较多的“机动”(用我的话说，更多的“自由”)；对于这种担心，人们回答说，这是破除资本主义祸害的必然伴侣，在相对意义上是最小的弊端。我认为事情也完全不是如此。但是，我心目中的理想社会又是否行得通呢？我想它在世界上绝对不会有很多的拥护者!
我的演讲本想到此结束，但作为历史学家，我还有一句心里话要讲。
历史始终是一门正在形成、正在被超越和需要重头开始的科学。它的命运就是所有人文科学的命运。我认为，我们撰写的历史著作在过了几十年后就不再有价值。我们知道，任何一本书写成后都不是一锤定音的。
我对资本主义和经济的见解建立在大量查阅档案和图书的基础之上，但我引用的数字毕竟还不够多，相互的联系也不够紧，重质量甚于重数量。表现生产曲线、利润率、储蓄率的图表，企业的资产借贷表或固定资产损耗概算表都极其少见。我曾向我的同事和朋友打听这方面的情况，但收效甚微。依我之见，朝这个方向努力可能是条出路，从而超脱我因没有其他选择而做出的解释。把极其复杂的经济和社会现实分成三个方面或三个层次固然便于人们理解，这种划分势必会牵强附会或削足适履。随着机器的出现，经济增长率发生了变化；为了懂得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其实应该抓住经济事实的整体。从整体上、总体上去研究历史应该是可能的，如果我们能够把宏观经济计量和宏观经济这类现代方法纳入到以往的经济领域中去。研究国民收入(虽然很小)的运动，重新认识史学先驱勒内·巴雷尔关于17和18世纪的普罗旺斯的著作，确定“国家预算和国民收入”之间的关联，根据西蒙·库兹涅茨的建议，衡量毛收人和纯收入之间在不同时代的不同差距(我以为，库兹涅茨的假设对理解现代经济增长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以上是我希望年轻的历史学家去做的事。在我的著作里，我已间或打开一二扇窗，人们从窗口仅仅可以看见这些问题的远景，这显然是不够的。还必须群策群力地从事广泛的调查。
当然，这不等于说明天的历史将是不折不扣的经济史。经济计量至多能帮助研究国民收入的起伏波动，却不能衡量已有的国民财富总额，而这一总额是可以和应该加以研究的。对历史学家说来，对其他人文科学和所有客观科学说来，始终有一个新大陆有待发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