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斯纳对自己的生活感到满意。他不想要更多的钱；在偶然看到莎琳穿着家居的衣服出门倒垃圾这一场景之后没多久，他就娶了她，他们的幸福婚姻已经持续了39年。当被问及是否有何遗憾的时候，波斯纳想了一会儿，说在大学期间，如果没把那么多时间花在看电影上该多好。他说，“我不是任何意义上的天才，我上学早。（16岁的时候就进了耶鲁。）于是我就有许多时间用来工作，我想这是我需要的。如果我有很多的兴趣和活动，我就会损失工作时间，那么自己的事业就会受影响。”

　　波斯纳是知足的，但知足并不是他的目标。他不可能成为自由主义者（就这个词的现有意义而言）的原因在于，就像许多保守主义者一样，他认为寻常的幸福没有吸引力（uninspiring）。对于其目标在于保障衣食无缺的政治学，他没有兴趣。他所爱的是刺激、荣誉以及英雄主义。当他看未来的时候，他看到的是一个理性化的、除魅的世界，这是一个斯堪的纳维亚式的乌托邦，生活于其中的人们都沉闷、知足，天才已经消失。他说，“任何理智的人，以及我自己都不会为了美学的目的，去试图恢复雅典的奴隶城邦、中世纪中期、俄国革命，世界战争等等诸如此类的时代。代价太高昂了。但是生活将缺少风险和滋味。”

　　波斯纳的成长期在纽约度过，先是在曼哈顿，后又迁移到Scarsdale区。他的外亲是来自维也纳的犹太人，他们看不起波斯纳父亲这一边的人（因为他们从罗马尼亚来，比他们穷）。波斯纳说，他们都穷，但是我母亲的家里有卫生纸，我父亲的家里只有报纸。他的母亲是共产主义分子，对收养卢森堡的后代的家庭很友好。斯大林去世的那一天是波斯纳家的哀悼日。波斯纳的母亲在纽约的公立学校任教，而父亲的职业生涯则一波三折，——他年轻的时候和表兄弟们一起在珠宝行做事情，后来，参加夜校学习法律，于是做了刑事辩护律师。二战后，父亲又改行成为放债者，他尤其了解纽约贫民区的第二顺序抵押（second mortgage）。他获得了事业的成功，1948年买下了一辆卡迪拉克，将全家搬到了Scarsdale区。

　　波斯纳变得日益保守（他在三十岁之前还一直认为自己是自由主义者），这让他的母亲感到忧惧。他说，“我们吵的很厉害。我也很恼火。我的妈妈，她是个聪明的傻瓜。人非常聪明，但也极其狭隘。另外一件让我生气的事情就是我担心她的政治信仰会影响我的事业。每当我担任公职的时候，我总是不得不告诉当局我有一位这样的妈妈，她过去可能是共产主义分子。这真是让人心烦的包袱。最后，妈妈老了，忘记了政治，变得非常温和。莎琳和我都觉得如释重负。”在回首红色童年的时候，波斯纳觉得父母是伪君子。谈到他们的激进主义，波斯纳说，“他们只是说说而已。他们希望我和他们一样去过传统的生活。”

　　波斯纳的双亲都活到了九十高龄。他说，“在衰老的过程中，妈妈摔伤了臀部。从前，人摔伤臀部然后死掉的可能性很大；现在，这些伤可以修复。”母亲摔伤之后，他的父亲也没有能力照顾母亲了，于是他的父母就搬到了芝加哥的养老院。在父亲病入膏肓的时候，波斯纳问老龄专家让父亲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医生告诉他说中断治疗必须建立在自愿的基础上。“我父亲多少是清醒的，他想获得治疗，这是不能拒绝的要求。他成长在那样的环境，沿着自己的道路奋斗了一生，放弃、不坚持到最后，这样的观念对他来说一种诅咒。我希望我这一代人能够对这一点更为理性。我愿意选择自己退场的时间。”

　　波斯纳说：“我不知道这一点是否适用于所有人。在我的成长期，我的确爱我的父母。他们真的是那种你应当感恩的父母。母亲培养了我的文学修养，父亲帮助我买了自己的第一幢房子，他们是理想的父母。但是我对他们的想法被他们年老的样子主导。我不允许出错：当我想他们的时候，是没有感情在里头的。莎琳说，对于我自己的家庭，我的态度多少有点不自然。但是，许多人都要去面对这些衰老的、可怕的年迈父母。当父母亲在九十高龄去世的时候，他们是那么伤心。他们认为父母的去世是医学的失败，认为医生没有尽到责任。当我的母亲去世的时候，父亲非常生气，他认为医生治疗得不够认真。尽管她去世的时候，她已经不能言语，不能够用手，你很难说她还是一个人。这跟你拥有一只同样智力的动物还不一样。当你看到人到了那样的状态的时候，你不会想，呵，她在花栗鼠的智力水平上。”谈到他对双亲已去世这一事实有何感觉的时候，波斯纳看起来有些困惑，仿佛这个问题对他没有任何意义。“我没有任何感觉”。他说。

　　Martha Nussbaum是芝加哥大学的一位哲学家，波斯纳的朋友。他认为波斯纳的成长环境及其虔诚的、信仰共产主义的母亲是波斯纳如今反叛一切道德主义、在文学中寻找庇护的原因。波斯纳喜欢肆无忌惮的（Scandalous）、不标榜道德的作家，比如司汤达、纪德，事实上，在多种意义上，法兰西的小说更契合波斯纳犀利的风格，对人性的经济学和自利角度的关注。（要注意的是，他可不是美学上的假内行，他最喜欢的影星是梅格·瑞安，喜欢的一部很少有人知道的电影That Darn Cat。）

　　波斯纳是分析师也是美学家；他不单单是聪明的会举反证的人，他精通韵律。一个让他喜欢得到了滥用地步的词是“愚钝”（maladroit）。他觉得那些拙劣、热切的积极分子（activist）就像喜剧演员，他对一派正气的人过敏。他写道：“有人对自己是‘好人’感到自豪，这就是说他们比大多数人要好。但那是骄傲而非道德。这样的骄傲与对地位的追逐有关。”

　　让波斯纳真的看不起的是那些洋洋得意的道德哲学家，他们带着令人目眩的光环，做作地卖弄着学问。他觉得，追问自己的信仰是否正当是一种神秘的、自恋的事情，只有那些不朽的人才会这样做。普通人是不反思的，他们只是单纯地信仰他们所相信的；进而言之，道德反思从来没有说服过任何人改变心意或者寻求另外的行动路径，因此这是一种迷惑人的无用的活动。他写道：“知其道德而为之既不会装点动机也不会增加动力。”（没有人被道德主张说服过，哲学家以外的人从未质疑过他们的信仰，这在那些要从哲学角度批评波斯纳的人看来错得太显然了，对此他们大概用不着举反证。）波斯纳比较了学院哲学家和他所称的“道德企业家”，后者如马丁·路德·金和致力女性主义的凯瑟琳·麦金农（波斯纳虽不同意她的政治学，但很佩服她）：他们依凭纯粹的个人魅力或者修辞的力量，涤荡了人们习以为常的惰性，带来了新的道德。

　　波斯纳在耶鲁主修的是英文。他师从Cleanth Brooks，论文的主题是叶慈后期的诗歌。他仍然可以背诵叶芝的许多诗，用它们作为模板“衡量”自己对于生活事件的反应。例如，想到对名利的追求，他就会想起“选择”中的这一段：

　　有智识的男人必须得选择
　　生活的精致，抑或工作的成就？
　　如果你选择的是后一个，那就得拒绝
　　恰人的广厦，在黑暗中疾行

　　波斯纳说他一直喜欢叶芝是因为诗人是“会飞的尼采”（a full-fledged Nietzschean）。尼采或许是在最深刻的意义上影响波斯纳的哲学家。波斯纳从他那里获得了道德观（人所构建的道德观，而非横空出世的）、伦理观（由那些缺少勇气和想象力去思考自身的俗人坚持着），以及思考风格（喜欢有血肉的语言和震住人的力量）。在解释尼采对他何以有吸引力时，他说：“哦，我担心简短的陈述活会让我要说的话流于稀松平常。是他的这样的思想，一个人应对自己的生活负责。外部的力量和事件都不过是我们创造手活的原材料，结果出现的时候，我们没有权利去批评任何人，因为这是我们造成的，或是源于我们自己的失误。这是一种哲学；或是心理学，它在根本上是乐观的、振作的、向前看的，它关注了自我的主张，指向着将我们从诸如宗教或其他口号等造就的压迫性的框架中释放出来的自由。”

　　本科学业结束之后，波斯纳想过继续读英语文学专业的研究生，但最终决定去哈佛法学院。在那里，他招致了权威们对他的持久敌意，因为他在《哈佛法律评论》七十五周年的宴会上邀请了一位演讲者，此君曾写过一篇激烈抨击哈佛某教授的书评。（波斯纳还以为人们会高兴看到他。）许多年过去了，波斯纳供职过斯坦福和耶鲁法学院，但唯独没有在哈佛工作过。

　　在波斯纳从法学院毕业的时候，事实上，直到1960年代，他一直都认为自己是自由主义民主派。他投票给肯尼迪、约翰逊和胡佛（从那之后他开始投票给共和党）。他曾经做过最高法院大法官威廉·布伦南的助理。（有一次，因为误解了布伦南大法官的指示，他写了一份与其判决背道而驰的意见；这意见写的太有力量了，于是布伦南和最高法院就改变了他们的想法，接受了它。）在助理工作结束之后，他去了联邦贸易委员会，在那里做了时任司法部长的Thurgood Marshall的助手。

　　然而，在1960年代末，波斯纳开始向右转，因为他不喜欢学生运动造成的无序状态。1968年，在任教斯坦福的时候，他遇到了来自芝加哥大学的两位保守主义的经济学家，Aaron Director和乔治·斯蒂格勒。波斯纳曾一度到了视保守主义者为恶魔的地步，他却很惊异的发现他喜欢这两位。他的最初结论是：政治学和人格是没有关系的，而后，当他对经济学兴趣日益浓厚的时候，他发现自己赞同他们。次年，他来到了芝加哥大学。

　　大约与此同时，另一位日后获得诺贝尔奖的芝加哥经济学家格里·贝克（Gary Becker）发表了一篇文章分析特定法律对犯罪人行为的影响，他假定犯罪人都是理性的。波斯纳读了贝克的文章之后，明白了刑法乃至所有法律都以某种方式创设了人们的行为动机。法律不是在游戏之后才露面，表达对已经过去的事情的姿态的，——它的首要职能是设定规则、分配惩罚，主导游戏的进行。那么，显然，最重要的事情是这些规则和惩罚正在现实中创设着怎样的游戏。波斯纳质疑的是，为什么法官花那么多时间谈先例和正义，而不是真实世界的后果，仿佛他们对“法律”的惟一责任是抽象意义上的，仿佛法律存在于生活之外的真空世界。

　　另一篇文章也触动了波斯纳，这篇或许更为著名，它呼吁一种后果导向的民法进路，这就是另一位芝加哥经济学家和诺贝尔奖得主罗纳德·科斯1960年发表的“社会成本问题”。科斯提出，假设一条铁路靠着一位农场主的土地，火车会放射火花危害临近铁轨的庄稼；再假定如防止火花溅出铁路方面要花100美元安装某种装置，而被毁坏的庄稼价值仅为50美元。传统上，从法律角度思考的人会认为这一个案涉及相冲突的财产权，会认为铁路充分利用铁轨的权利胜出农场主充分利用土地的权利，或者相反，从而受到损失的人情况更糟。但是，科斯指出，更为有效的方式是铁路补偿农场主（比如给他60美元），来获得放射火花的权利：如铁路支付60美元，它就不用花100美元来安装防止火花的装置，而农场主将从土地获得60美元而非50美元，于是两者的状况都得到了改善。科斯的文章表明以财产而非道德荒漠作为思考权利的基点更有意义。

　　在波斯纳和另一些人审视以前的法律运作的方式及其后果的时候，他们发现了一种奇怪的现象：尽管其意见汇编构成了普通法的那些法官大多在谈权利和义务，事实上，他们判决的方式却在试图创设自由市场所创设的结果。比如，在铁路和农场主这个案件中，法官或许会认为他在平衡相互竞争的权利；但是，很可能的情形时，他的判决与如科斯那样的经济学家所呼吁的恰好相同。在波斯纳看来，经济效率或许是数世纪以来推动法律发展的隐性力量。法律设想自己独立于市场之上，传输着它自己的权利和义务观念；但是，始终如一的是，市场的引力更强大，它会在法官不知晓的清醒下形塑法官的观念，他们以为自己在做不同的事情的时候，其实他们是经济学家。

　　而今，波斯纳很有影响，他对法律的描述成为不言自明的东西；现在的许多法官就像经济学家那样思考，因为波斯纳是这样说的。但在波斯纳之前，法官像经济学家那样思考这方面的最著名事例是勒尼德·汉德在1947年的United States v. Carroll Towing Company案的判决。这个案子的情形是一艘船在缺乏监督的情况下撞到了另外一艘船上。为判断谁应承担责任，汉德给出了一个公式，规定只有在一个人花费在预防事故上的成本低于事故的成本乘以事故发生的概率的时候，他才应被认定为是疏忽的。换言之，不应要求以个人竭尽全力地设置所有可能的安全设施；只有在合乎成本的预防和风险之间作出合乎情理的计算，才能要求一个人对自己的行为负责。（现今和波斯纳一样担任联邦法官的Guido Calabresi，在一篇发表于1961年的文章中以相似的方式主张，法院应当通过让本应可以极其便宜的方式避免事故的当事人负责来最大程度地降低社会承担的事故成本。与贝克和科斯的文章一道，这篇论文在法与经济学开创的时刻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尽管法律业已和波斯纳的芝加哥学派的自由市场理论密切结合，但波斯纳仍然认为还有一些需要矫正的缺乏效率的领域：比如，反垄断法。他质疑，反垄断法真的会防止如定价那样的、限制市场的活动吗？抑或，它们不过是通过给公司桎梏上无用的规则来限制市场？波斯纳对反垄断立法所持的怀疑主义立场促成他在1999年被任命为政府与微软之间的反托拉斯诉讼的调解人。（任命波斯纳是因为希望双方都能够接受他，微软接受他是因为他反感反垄断法，政府接受他是因为他反感威胁自由市场的类似卡特尔的行为。）他的其他思想影响则没有这么大。

　　例如，波斯纳不认为种族歧视必然会消失，因为这在经济上是没有效率的。在他看来，某些歧视可能是合理的，因为它会降低信息成本：如果雇主认为某一种族普遍与某些不好的特征相关，那么这种歧视就没有因糟糕的经验而对某个牌子的牙刷产生歧视来的合理。

　　直至波斯纳写了数十篇经济学进路的法学论文之后，他才开始有真正的影响。他在1973年出版了著名的《法的经济学分析》（现在已出第五版），树立了法与经济学作为独立领域的地位。在反垄断法中，法与经济学成为强大的影响因素，从而，到了1977年的时候，波斯纳和他的朋友威廉·兰德斯和安备鲁·罗森菲尔德成立了一家叫做Lexecon的咨询公司，为律师事务所和公司提供经济问题方面的咨询。这个公司做得非常成功，给波斯纳带来了可观的收入。但在1981年他被任命为法官的时候，他不得不放弃对它的控制。

　　近些年来，波斯纳将自己的研究收缩到如下问题，法律可能制造什么样的效果，——尽管从前他一度有更为宏大的目标。二十年之前，他主张自由市场不仅是有用的工具，而且也是有道德价值的，因为它们把物品分配到那些最需要的人手中，需要的程度按出价的多少来衡量。立刻，他遭到了许多人的批评，比如法哲学家罗纳德·德沃金。德沃金指出愿意为某物付高价并不表明愿望同财富那样多；进而言之，根据波斯纳的逻辑，无论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一个人的贫困，没有钱的人就是一文不名。在这一点上，波斯纳退却了。当然，这不是他一贯的风格。

　　波斯纳论述的主题包罗万象，因而被邀在各种场合讲演，既有著名法学院也有一些形形色色的协会及其分支，以及主题狭隘的团体。那次在芝加哥举行的美国律师协会的年会上，波斯纳尤其受欢迎。他觉得拒绝太多邀请未免不太礼貌。于是，在会议那一周期间，他总要穿着灰色的套装，打上格子花呢的领带，戴上他的防晒草帽，去听那些冗长的介绍，为读者签名，还要在照相机前摆pose（他的fans经常要跟他合影留念），应付那些邀他在如巴西那样陌生而没有吸引力的地方演讲的邀请。他同意去演讲的一个组织者称Scribes。波斯纳从未听说过Scribers，但他赞同其目标，即鼓励有个性的法学著作，于是他就接受了邀请去参加午餐聚会。

　　或许，波斯内对法律修辞重要性的感觉甚至比Scribes成员对更注重辞藻的时代的怀旧更为强烈。例如，在谈布什—戈尔选举的书中，波斯纳宣称最高法院在作出有利于布什的判决这一问题上的主要问题在于其修辞的脆弱。在实用主义的意义上，它是正确的，因为它避免了政治危机的危险，但法官的失误在于他们没有能用令人信服的法律术语掩饰其实用主义的判决。他觉得，可用的技巧是对判决背后的实用主义动机尽可能地坦白，而与此同时用得体的形式主义的法律语言来加以修饰，从而使得判决能够通过合法性的检验。波斯纳相信，在一个理想状态的世界中，每个人看待大法官的态度都会如他自己那样实用主义，而法官们将能够坦白地谈他们的推理过程，就像他心目中的英雄奥利维耶·文德尔·霍姆斯那样；但与此同时，修辞意味着乐趣。

　　在过去的大约十年中，波斯纳自称实用主义者，这意味着他认为在不兼容的道德立场之间作出选择的时候，没有客观的方法。实用主义有一种他觉得有趣的不虔诚意味。他说，“政治学是关于仇恨的科学。它关注的就是怎么样团结朋友，剔除敌人。自由主义的致命缺陷在于它的如下观念，如果我们和讲情理的人打交道，我们就能够在一切问题上达成一致。但是，你不能回避的是：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它是自然和人性的基本组成部分，存在于暴风雨和人际关系之中。”

　　波斯纳喜欢说的是，法官并不认为道德问题只是策略问题。例如，他声称，在布朗诉教育委员会案中，法院作出的反对隔离的判决完全是基于工具主义的理由的，即：隔离已被证明会伤害黑人学生的尊严，——尽管大多数人会认为黑人的尊严是法律正当性的道德因素，这一点在1954年毫无疑问。波斯纳最坚持也是最纷繁的一个确信就是，实践完全“实用主义”的法理学是可能的。他论证说，既然没有客观的方法去发现模糊法律的确切含义，那么法官应避开夸张的道德言说，尽管去作出合乎情理的、有利于社会福利的判决。他没太注意这样一个显然的事实，判断何为合乎情理和有利于社会福利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不可避免地要牵涉到道德原则。这个问题已被波斯纳提出过许多遍，他也多次作出让步，但他总是不断地滑向原来的地方。

　　对此，波斯纳多年来都没有找到解决之道，不过最近他在读卡尔·施密特，并找到了一个答案。施密特是20世纪早期的德国政治学学者，他认为不存在解决道德和政治争议的客观方法，因为所有的信仰都是某个特定民族或文化群体的信仰，不存在能够调和它们的普遍理性。施密特得出结论说，保障稳定性的惟一途径是从社会中排除那些信仰与大多数人不同的人，他用这一观点支持纳粹将犹太人排除在司法机关之外的做法。在波斯纳看来，这一邪恶的血统降低了施密特的理论，他用施密特的逻辑来主张相反的结论。在正在写作的《法律、实用主义和民主》一书中，波斯纳主张，既然美国存在着诸多不相容的观点，既然将这些观点融入一套和谐的法哲学是徒劳的，那么解决之道在于保证这些不同的观点都有代表它们的法官。（在这个意义上，很奇特的，施密特和波斯纳都赞同了文化多元主义观：他们都认为不同的人群总会有不同的观点，而普适理性不过是一种迷思（myth）。波斯纳推理道，作为个体的法官从来都不可能弃置他个人的好恶和本能，那么，解决的办法就是设置诸多本能存在冲突的法官，但愿，最终他们的观点将会相互抵消，获得接近公平的结果。当然，这种哲学不是用来安慰将面临不利结果的特定被告的；波斯纳认为，那只是多元社会的生活本质，说到底，用反启蒙主义的自由原则话语将它覆盖是毫无意义的。

　　Scribes位处边缘，文学灵感的提升并非法律这一行优先关注的事情；所以午餐是在“内陆旅馆”的一处很难找到的角落的一个小房间里举行的。波斯纳面色苍白地站立在讲台之后，面无表情地看着寥落的听众。他告诉他们，有一个陈旧的犹太人的笑话可以很好地概括他对法学写作乃至法律的看法。一个人穿过东欧的犹太人区，偶然看到了一位mohel的橱窗（波斯纳解释说mohel就是那些做割包皮手术的人）。他惊讶地注意到橱窗挂满了手表。这个人就问这位mohel，“为什么是手表呢？”mohel回答说：“呵，你要我在那儿放什么？”手表，波斯纳轻轻地皱了皱鼻子，手表就是大多数法律论述的内容，——夸张、程式和爱国热情充斥于其中。如果法官有足够勇气去坦白说话（他们只需停止滔滔不绝地制造有关伦理学的废话，开始谈真实世界运作的方式），那么他们就会取下手表，在他们的橱窗上挂上别的东西。

　　早秋的一个周六的早晨，波斯纳和莎琳带上他们四岁的孙子Nathaniel去了动物园。Nathaniel那天下午有个约会，于是波斯纳急着去动物园为的是节省时间。他去的实在太早了，然后就过于放松乃至开过了动物园的大门很久，一直到了镇上，波斯纳才注意到开过了头。但他们一行三人还是在开门前45分钟就到了动物园。当时雨下的很大，于是他们就呆在汽车里，然后又站在售票亭的屋檐下等候，不由得心情郁闷、瑟瑟发抖。

　　事实上，动物园让波斯纳觉得头痛，这可不是第一回了。他把收养猩猩的材料寄到了动物园，可是动物园给他的是一张普通的猩猩明信片而不是他要收养的那只猩猩的照片。波斯纳沮丧的发现，他不能够收养某只特定的猩猩，而是要向某个基金会提供捐献，然后他能够在时间共享的活动安排中有权利照看猩猩的一部分。知道了这一点，他觉得自己太天真了，甚至有点觉得动物园欺骗了他，但是他很快放下了这些情绪，去咨询有关收养一只完整猩猩的事宜。

　　动物园开门了，波斯纳、莎琳和Nathaniel直奔猴山而去。猴山里头是露天的山洞，各种各样的猴子在那里呆着，有的坐着，有的在奔跑、呼啸。波斯纳注意到了一对小黑猴，他们在打架，同时用单手在树枝之间攀援。波斯纳，这位过马路总是小心翼翼的老先生不由得紧张起来，他转身一脸焦虑地对莎琳说。“他们会受伤的，它们像马那样奔驰、玩耍，或许会跌下来的。”

　　莎琳纠正他说：“它们是猴子。”

　　Nathaniel说，“我想做个猴子。”

　　等他们离开猴山的时候，雨下得更大了。但是，这没有降低波斯纳的兴致，一路上，他都在想，自己不虚此行。

　　猩猩们被圈养在一块有篱笆的空地中，中心有一块巨大的岩石，其间分布着一些山洞。大多数猩猩都躲在洞中避雨，但是有三只猩猩并肩站在外面的树枝上，静默地承受着风雨。这是为什么呢？波斯纳被这情景吸引，不由得沉思起来。这种行为真是对理性的藐视。他想，是它们喜欢雨吗？可是它们的表情说明它们并无此意。是它们太傻了，不懂得挪挪地方吗？或者，它们在领受某种意义上的惩罚？抑或，它们的这种苦行表征了某种意义上的猿类的斯多葛主义？如果这三只愚蠢的、或有罪的、或怀着斯多葛情结的猩猩中恰好有他要收养的那个，那又怎么办呢？波斯纳注视着矗立在树枝上的那三个湿淋淋的、静止不动的精灵，看了大概一分多钟。然后，满怀疑惑地走开。

　　　　　　　　　　　　　　　　　　　　　 Larissa MacFarquhar

　　　　　　　　　　　　　　　　　　　　　《纽约客》2001年12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