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 巍
关键词：历史研究 知识考古学 权力系谱学 广义历史学 狭义历史学
历史研究总是在进行自我更新，然而它仍然不可避免地而且适当地受过去的制约。
——唐纳德.R.凯利：《多面的历史》
将法国著名思想家米歇尔.福柯看作一个历史学家可能会有很多人反对。的确，他不太象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历史学家，而且他也经常主动把自己的研究与所谓的历史研究划清界限。更重要的，那些曾经被他的理论攻击过的历史学家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他这样的同事。但即便他的理论看上去与那些称作史学理论的东西多么背道而驰，我也打算找出它们的异中之同。本文中我将就福柯的理论与所谓的史学理论作一番比较，并期待这种比较会带来意外的收获：不仅仅要证明他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历史学家，还要由此揭示经常提及的历史研究的真实内容。这样做的意义在于，今天的所有的关于历史学的学科属性的无谓争执与历史学命运与归属的辛苦探索都可能出于对历史研究本身的狭隘认识。
一、福柯与传统历史学
福柯毕生的研究可以看作是与传统的历史研究针锋相对的，至少他自己这样认为。在他那里，传统的历史学尤其是19世纪以来的历史学充斥着虚假与诡计，它炮制了一个有关于历史不断进步，不断朝向美好目标发展的神话。其中，人被看作是历史的创造者、记录者和解释者，启蒙理性的化身，始终维系着这一神话，成为这一神话的内在根基。因此，这一神话归根结底的是人的神话。作为一种历史的观念，福柯与其同时代的许多法国思想家一样对它可能导致的危险表示极大的担忧，并且致力于粉碎这一人的神话。他立足于不把历史上理所当然的当作理所当然的出发点，试图揭露自诩为客观完美的历史知识中蕴藏的疯狂与愚狂。因而，构成传统历史研究的几个重要前提受到了他的挑战。他认为，连续性、总体性、进步性、目的性是传统历史研究的公设前提，而他恰恰是要发掘历史中的断裂性、分散性、无目的性来瓦解传统的历史研究。根本上，他是要根除传统历史学中的人类学中心论。他指出“人类学作为人之分析确实在现代思想中起着一种建构作用，因为在很大程度上我们仍未摆脱它” ，换言之，以人作为历史的中心成为了历史研究中的无意识。这个“人”被福柯看作是表征知识型的终结，现代知识型崛起的产物。他以维拉斯开兹的名画《宫廷仕女》揭示古典时代的知识型“表征”的终结。他指出在这幅画中“与表象相似的那个人消失了，认为表象只是一种相似性的人也消失了” ，因而，表象本身不能被表象。人的崛起，是笛卡尔以来“我思”的崛起，是作为表征之表征的崛起——人开始成为了知识的客体。正如福柯所言“实际上，只是就人活着、讲着话和生产着而言，人文科学才专注于人” 。这标志着现代知识型的崛起，由于表征的失效，能指与所指不在理所应当的固定在一起，它们之间需要一种中介或粘合剂。这种中介的寻求专注于对事物的深度、历史性、限度的寻求，因此，经济领域中的财产分析转变为对深层的劳动的探索，生物领域由专注于分类转而关注生命现象本身，而在语言的领域开始专注于语言的内在规则。因为生命、语言、劳动与人息息相关，所以人就成为了一切人文科学的中心，这也促成了另一个领域的变化，即人也成为了认知的主体，知识的主体。19世纪以来的这种变化被人们看作是理所当然的，在历史学领域中也是如此。但由于“人自己的整个存在就都与既非从属于人又非类似于人的历史纠缠在一起了”，所以“19世纪显现出来的人就被‘非历史化了’”。4也就是说，由于表征的解体，事物的自身的内在历史凸显出来，原先的事物的秩序被彻底的粉碎了。这样，人成为了从语言、劳动、生命方方面中提取出来的交集，但这却反而使得人不知道自己从何而来，人的起源隐退了。（这种情况下，与其说是起源毋宁说是来源更为恰当。）
由此，在对即最接近自我，又最远离自我的起源进行思考这个无限的任务中，思想发现了人并不与使人存在的一切同时代，人也不与人据以所是的一切同时代；但人处于一种权力内部，这个权力使人散开，使人远离他自己的起源，但又在也许总是被躲避的一种逼近中向人允诺他的起源。……这个权力是人自己存在的权力。5
现代意义上的历史研究正是据此开始。在这个起源隐退与对起源溯求的“无限的任务中”，历史学家们形成了一套特有的方法，这些方法集中表现为对同一的追求，对差异的掩埋——这种对人起源的追求本质上源出于启蒙元叙事，因为“人”本身就是启蒙话语的产物。自笛卡尔以来，“我思”成为了主体的标志。“我思”等同于“我在”在根本上促成了人是理性的动物这一说法。也就意味着一切历史都是一部我思的历史，或一切历史都是理性史。这恰恰揭示福柯在《知识考古学》中攻击思想史的另一种意味，即它可能不是对思想史这一历史学分支学科的攻击，相反可能是对历史学本身的攻击。从他凌厉的攻势中完全可以透见对西方逻格斯传统的深恶痛绝。完成人的起源的探求，无疑是个“无限的任务”，那么这种探求的任何自称为定论的东西都不可避免的是虚假的。他指出“对暗中的诞生、遥远的关联、在表面变化之下滞留的持久性，借助无数盲目的同谋的缓慢形成的分析，是对这些渐渐的衔接起来又突然在作品顶端上的全部形态的分析。起源、连续性、总体化，这就是思想史的重要主题，也正是由于这些主题它才同某种现在看起来是传统的历史分析形式重新连接起来”。6因此，人的历史是假历史，人是一种没有历史的存在。显然，瓦解这种历史的最好的办法莫过于宣布“人之死”。所以，“福柯之历史，人并非本体论及认识论上享有特权之生物，亦即非是历史借以运行之实物或历史轨迹绕行之对象，若就历史来说，毋宁说人是一种尴尬意外之物”。7
相应的，福柯提出了传统历史的替代物——一种真实的历史。这种历史的最大特点表现为主体的去中心化和时间的非连续性。它在福柯早期的研究中被当作话语的历史。话语史意在颠覆“我思”的历史，它试图说明“我思”根本上是话语实践的产物。因此，他首先剥夺了“我思”对知识的专有权：知识不在作为“我思”的成果，相反我思受制于知识，我思在知识中形成。他所指的知识并非认识的产物，“这是不同的对象的构成范围，它们能或不能获得科学的地位；也是一个空间，在这个空间里，主体可以占据一席之地，以便谈论它在自己的话语中所涉及的对象；还是一个陈述的并列和从属的范围，概念在这个范围中产生、消失、被使用和转换”。8这时，对人的隐退的起源的追寻被研究知识的可能形式，梳理知识的线条所取代。而知识的创造者，话语理所应当的取代了人。这种方法被福柯称作知识考古学（Archaeology Of Knowledge）。考古学研究的最大特点就是摒弃“是什么”与“为什么”的问题，它研究的是“如何可能的问题”。因此，它既拒绝探寻历史事件的内在奥秘，也拒绝对历史事件的起源无限上溯。它只关注于事件的表面，它试图确定这一事件（而不是那一事件）是如何占据现在这个位置的。因此，他的研究方法具有明显的反解释，反总体，去中心的特点9。总的来说，知识考古学试图构画另一幅历史地形图。这幅新的历史地形图基本的构图原则就是取消历史中连续与断裂的对立，赋予连续与断裂同一性。传统史学与话语史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对待连续与断裂的态度不同。话语史中，连续与断裂被赋予同一的性质，它们都是话语实践的形式。“断裂对考古学来说不是它分析的基础，不是它从远处指明的界限，它既不能确定这个界限，也不能赋予这个界限以某种特殊性：断裂是人们赋予那些涉及某一种或某几种话语形成的一般规律的名称”。10相反，传统历史学将连续与断裂彼此对立，为了追求同一，追求连续性，有必要将差异掩埋，将不符合历史单线进步、不使历史成为无穷远处确定的某一主题的逐步实现的过程、不使理性及其化身——人成为历史的中心的东西彻底剔除出去。福柯对这种连续的历史的攻击并非象某些人所说的是肆意制造断裂，把不连续性作为目标来追求。他之所以强调要发掘历史中的断裂，是为了强调断裂——与连续同一的形式应有其本来的地位。而传统史学正是把连续作为目的来追求才导致它虚假性，打破连续与断裂的对立本质上是追求真实的历史。知识考古学以话语取代人的位置，因为话语的运动不以人的愿望为转移，而取决于一个特定时期的知识型。知识型是一个时期所有知识关系的总和，是“话语实践实证性中使认识论形态、产生科学、也许还有形式化系统的话语实践联系起来的关系整体”。它不但是某一时期历史知识的组织原则，也是这一时期历史的观念的组织原则，直接决定人们如何可能言及历史。因为话语实践是无目的的，所以知识型的出现与交替也是偶然的。这是一种散乱的以话语实践为中心的历史，取消了“我思”对历史的至高无上的地位。
1968年“五月风暴”促使福柯的思想产生重大转折（也有人认为是他研究的进一步深入）。他开始继承和发展尼采的“谱系学”（genealogy）。“谱系学已不视人为历史之制造者，不视人为历史知识中尝赋予记述特权之物。谱系学以身躯来取代人”。他开始质疑一种独立于权力之外的纯而又纯的知识的存在，或者是一种自由自在的话语实践的存在。他的目光从知识转移到了权力。他开始探讨作为权力的非思对我思的制约。虽然他不再大量的使用考古学的术语（陈述、档案、知识型等等），但并不意味着他放弃了考古学研究，只不过他发现“权力的多种运作方式体现的最明显，但也最难以识别的地方就是话语”11，因而他开始探讨权力对话语的影响。不过，此时他已经放弃了考古学中的话语自主的理论，他开始用考古学方法研究权力的运作。福柯认为，“权力能够生产。它生产现实，生产对象的领域和真理的仪式。个人及从他身上获得的知识都属于这种生产”。12换言之，权力生产历史。历史知识是权力的产物，权力决定历史的话语的运作，因而，权力成为了“我思”的组织原则（不再是知识型）。权力建构“我思”取决于在考古学研究中被福柯放逐，抹煞的历史主体的复归。这个主体不再是昔日的“人”，不再是那个至高无上的“我思”，他们成了驯服的身体。
古典时代的人发现人体是权力的对象和目标。我们不难发现当时对人体的密切关注的迹象。这种人体是被操纵、被塑造、被归训的。……“人是机器”这部大书是在两个领域内同时撰写的。一是解剖学—形而上学领域。……另一个是技术政治领域。……该书将柯解剖的肉体与可操纵的肉体结合起来。肉体是训顺的、可以被驾驭、使用、改造和改善。但是这种著名的自动机器不仅仅是对一种有机体的比喻，他们也是政治的玩偶，使权力所摆布的缩微模型。13
这里，福柯所讲的权力并不等于政治权力及君主权力。它不是某人的所有物，并不断的在社会各阶层之间流动。它被福柯称作“归训权力”。它以最精细隐微的方式作用于人，“通过‘训练’把大量混杂、无用、盲目流动的肉体和力量变成多样性的因素”并且“这是一种恭谦而多疑的权力，是一种精心计算的，持久的运作机制”14，福柯把充满这种权力的社会称为“归训社会”。他认为这种社会起源于监狱，是监狱模式的扩散。 它通过层级监视、规范化裁决、检查而温和的作用、渗透在身体的每一个细节上，乃至于坐姿，站姿，服装的搭配，饮食的禁忌，无时无处不体现着这种“微观权力”的塑造。其最大特点就在于“个体性向下递增”，即越处于社会的下层，就越显示其特殊性，越受到权力的关注。因此，归训权力是自下而上的形成的。例如社会学中讲的边缘人及社会失范现象。福柯指出“归训的方法揭示了一种被连续整合的线性时间”，“历史的进化性质就是在那个时候形成的，而在今天已深入人心，对于许多人来说已不言而喻”。15这恰恰反证了历史成了一部权力塑造身体的历史。至此，身体取得了对“我思”的优先性，历史成了一部身体史——身体被权力记录的历史。克里福特认为“缘此，系历史来描述人，而非人撰述历史”。16
我简要的总结一下福柯的历史学主张与传统史学主张的尖锐冲突：两者的根本冲突是关于历史主体的冲突。传统历史学把人（我思）放在了历史的主体地位，而福柯认为主体性是权力/话语的产物，因此他放逐了人，迎回了受奴役的身体。这种冲突使福柯致力于构画新的历史地形图（他先是致力于话语史后来又倾心于权力史），并且决定了福柯与传统历史学家关于“什么是历史的”进一步冲突。这种对待历史的态度的不同决定了两者的方法截然对立，传统历史学寻求历史的连续性、整体性、目的性，而福柯却为确定非连续的、局部的、偶然的历史奋斗终生。
二、历史研究的一般特点
福柯的史学主张基本上站在传统历史研究的每一个重大前提的反面，那么他理所当然的不被看作一个“真正”的历史学家。但这样一个简明的结论却建立在一种含混不清的前提上，当我们问及什么是传统历史学或是怎样的事实与理由使我们把过去司空见惯的一些事情称作历史研究时，还不能获得一个雄辩的答案——这个问题还处于争论中。因此，我试图解决的第一个问题是：我们如何才能谈及历史研究？
历史研究被我们赋予了模糊的含义，有时它用来指称一个个别的行为，有时它又被用来描述一些行为的相似之处。它既可以当作动词，又可以当作名词，还可以当作形容词。它究竟是什么呢？它是否总是暗示着关于它的一切都按照一种特殊的规则展开？或者说关于它的一切都围绕着一个中心？这是最值得肯定的答案，可以很轻松的为它们找到佐证。唐纳德.R.凯利指出“事实上，历史学家以不同的观点看待历史，使用不同的策略来实现各自的计划；然而回溯以往，他们的确形成了一种超越时间和本土文化局限的共同体”，这种“共同体”依据于历史学涉及的领域“更加具有特殊的形式”而逐渐的牢固，“它采用一种共同（时常是有争议的）方法、有着共同的目的、当然也有着一个共同的尤其可以追溯到希腊前辈的谱系”17。在凯利看来，这种“共同”源自于他所说的历史的两面性，即两种历史的观念：一种是由西罗多德开创的“探寻”（historie）,它关注于人类的种种未知和神秘的东西。在18世纪演变为“文化史传统”，“它关心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另一种是休希底德的“解释”，这是一种狭义的“探寻”，既它把“探寻”的对象仅仅局限在现实的政治军事事件上。因此，形成了双面的历史：“一方面，历史是人类的‘探寻’的广阔的、无止境的领域；另一方面，历史是一种局限于或者降低到为人们所熟知的解释因素的手段”。根据这种说法，历史研究似乎可以看作是致力于这两方面的研究。但凯利进一步指出，这种两面性并非是预先就确立的，而是通过“回顾而形成”：
学者们过去常说到“前驱”，仅仅是在这种滞后认同的意义上，这一不成熟的概念—一个“可以预见的”谬误，就如它曾被认为的那样——是有意义的。因此，休希底德是波里比阿、奎恰尔迪尼和兰克的前驱，这倒不是因为他在某种程度上预见或渴望创建注重实效的政治史流派，而恰恰是因为若干个世纪以来一个于之投契的读者群——追随者——以这种方式解释他的作品并努力模仿这部作品。……当然，以宏观的眼光从全局来看，希罗多德和修希底德两种不同的风格代表着历史编纂的兴趣的两个截然不同的方向……。18
凯利的这段论述极为重要，他揭示历史研究的特殊性。既然“探寻”与“解释”并不是存在于起源的仅有选题，而是“滞后的认同”，那么，它就是兴趣的结果。也就是说，兴趣成为了历史研究特殊性重要支撑，促成历史学家组成跨越时间与空间的“共同体”。那么，历史研究就可以称之为一种兴趣行为。但这种结论不能回答这个问题，福柯的研究可不可以从属于历史研究？他的著作虽然刁钻古怪，但那也是一种“探寻”，他研究话语和权力对人的控制与塑造的历史难道不是对人类未知领域的“探寻”？而且，他花费毕生精力从事研究难道是没有兴趣的吗？如果这是肯定的，那为什么他是一个如此有争议的历史学家？这种困境是否引发了另一个问题：“探寻”的本身是包含有一个先在的价值判断，即什么是值得探寻的？无论是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还是政治军事运动的原因，“探寻”是有目的，无论是希罗多德还是修希底德，他们开创的两面性与其说是历史研究的内容不如说是历史研究的形式。在同一种形式下，内容是多种多样的，多面的历史产生了。这样，就进入第二个问题，历史研究是不是由某些特殊的价值判断标志其特殊性的？因为“兴趣”问题或凯利讲的“投契”首先依赖于一种价值判断，譬如有的历史学家认为考证文物是有价值的，而有的历史学家却以不知道拿破仑的生卒年月为荣。但问题是，是否存在有一种较为广泛的价值尺度？它有两个作用，一方面它内在制约和确认着历史研究，另一方面，它外在的制约与确认着历史研究。沃尔什对此作过精辟的总结：
除了历史学家各自为其特殊的目的所假定的特殊化概括之外，他们还各有一套基本判断构成为他的全部思维基础。这些判断关系着人性；他们是对人类在他们生活的过程中——不管是由他们所生活于其中的自然，还是由他们的同胞人类所提出的——各种各样的挑战所做出的特殊反应的判断。……凡是他（历史学家）认为可信的东西，都有赖于他对什么是人间的可能性的构思；而这里所讨论的各种判断就正是与这一点有关。人性的科学因此对历史学的每一个分支来说，都是基本的学科。其他学问分支的成果对于这种或那种历史学都是必须的，但没有哪一种有着像刚才指出的那种研究那样普遍的重要性
……我们主张，有一套属于人性科学的基本概括是一切历史著作中假设的前提，我们在结论中则试图指出关于这些概括和历史学家们对它们的知识所引起的某些困难。19
在沃尔什那里，一切历史研究都与人性相关：对人性的探索成了构成历史研究中不变的主题，同时对人性的见解也成了历史学家们从事历史研究的价值预设。对人性的好奇心主导着每一个互不相干的研究领域，而这些领域也因此被称为历史学的各个组成部分。人性的知识既是历史学家们努力探知的，同时也构成了历史学家们思维中的先验框架。当然，沃尔什指出：“关于历史学家的知识这一整个的题目和使用这些有关人性的判断，还包含着许多困难”，但是反过来说，这些困难越不易解决就越能反衬出“有一套属于人性科学的基本概括”这一事实的存在。这一事实有两个层面：第一，存在有这样一种基本概括的具体内容；第二，不论这些内容在各个时期有什么不同，总存在有一种概括。 那么，能不能说沃尔什所揭示的这一事实恰恰表明了历史研究的一般特点呢？确实容易说得通，因为首先得有一种对人性的基本的价值判断，然后才能在这种价值体系下从事研究。关于人性的知识，已构成了历史研究者的先验框架。当然，这种先验的框架是无法说清的，它与具体的研究成果的关系再一次可以用索绪尔的语言和言语的关系类比，或者与福柯所谓的知识型与知识的关系类比。而且更相似于后者的是，不但现在的说不清，关于历史上人性的观念也说不清。但是，如果抱有这种观念，即把关于人性的探索当作历史研究之成为历史研究的依据，恰恰是偏离了问题的本质，将历史研究的意义引入歧途。在沃尔什所揭示的那个事实中，启发的意义存在于第二方面，即在每个时期总会有这样一种人性的概括这一事实。他暗示了一点，历史研究在形式上的意义有时候要大大的超越它在内容上的意义。这里我所指的形式是一种研究行为及其关系的存在（不仅仅是个人的），而内容则是指这种研究所产生的具体成果。换言之，历史研究之成为历史研究应该不是因为它的内容上的连续性，例如思潮的延续，主义的变革，事实的考证，观点的确立等等，甚至说与它的内容无关，而是因为它在形式上可能有某些共通之处。
如果把对人性的基本概括作为历史研究的独特性的依据，并在此观念下把政治史、军事史、文化史这些关系较近的门类归于历史学可能还说得通，但是把一些风马牛不相及的东西扯进来就不太容易了，例如，宇宙史、数学史和书法史再或者是麦子史、金矿史、航海史等等。事实上这些不同的门类中的人性的观念是极不相同的，它们更本没有一种可以联系起来的共同特点——谁能想象数学史中的人性的基本概括与麦子史或书法史有什么相同之处。但问题是，它们都被称之为历史研究。为什么呢？其实，它们并不是没有共同之处，它们的共同之处用考古学的术语来说就是一种关于人性的陈述的主体，是一个可供讲话的位置。当不同的关于人性的话语要表述时，它就会暂时的占据这一空白位置——这就遮蔽了这一位置本身，因而我们才会从各种人性的话语中却寻求共同点，为历史研究的特殊性辩护。对于这个意思，用较一般表述来讲，也可以说成历史研究的独特性并不取决于它的内容，而取决于它的形式。
因此，我大胆的提出对历史研究的一般特点的设想：
1、历史研究既不是种种理论、观念的实际操作、也不是某种兴趣的实践；它不以某种对象（如过去、过去的事）为其特殊性的标志；也不以它的成果显示它的不可或缺性。总体上说，历史研究与观念、意识都无关。历史研究是一种形式关系，它先于一切历史的观念、历史的知识并使它们成为可能。历史研究属于“无思”的领域。柯林武德的名著《历史的观念》向我们揭示的最重要的并非是自神权历史学以来历史的观念是如何演变的，相反它揭示最重要的是历史的观念是一种追认的历史——它是“我思”的历史的界碑、专利证及无限复活的可能性。就希罗多德而言，虽然他开创了“探寻”，“但他不知道他正在开创一种文学流派、一种标准、一门学科”。20一切对历史研究的确认，都是反思的。而这种反思本身仅能能获知作为无思的历史研究的一小部分内容。因为，历史研究并不是一种行为（无论个体的还是集体的），相反它是一种行事与行事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的确实性可以再次由历史的两面性获知：无论是“探寻”还是“解释”，之所以把它们看作是历史研究，并非因为有很多人在从事它，也不是因为希罗多德和修希底德在几千年前事先就规定了它——截然相反，那恰恰是所有牵涉于其中的“研究者”们发生了一场穿越时间与空间的互动。这种互动形成了一种关系体系，每一个人都被牢牢地束缚在这个关系体系中。这个关系体系并非是绝对的，它每时每刻都在发生关系的转换。这种关系的转换并非是我思的必然结果，因为没有哪一种观念能在宏观上控制这场如此浩大的超时空互动；相反，正是这种不知名的动力促动下的互动关系网才创造了不同的历史的观念发生的可能性。但当我们寻找这种不知名的动力时，会发现它并不外在于历史研究，它就是历史研究本身。历史研究作为一种超越时空的关系体系具有不稳定性的特点，它时时刻刻在发生微妙的转换，在不知不觉中塑造了历史学家。
2、历史研究原则上是不能描述的。这种不可描述性有两方面原因：一方面，自称为历史学家的人就身处于这种关系体系之中，这种关系体系决定他的书写与言说，甚至历史学家本身也是它的产物；另一方面，这种体系极不稳定，因为是一种互动体系，互动的因素的增加或是减少，譬如一个新的研究者加入历史研究的阵营或是一个资深历史学家去世，都足以改变这种关系体系本身。由于它的变化之快，没有人能在足够的高度上审视它的变化趋势。但它也不是完全不可描述的，它的可描述性在于我们至少可以确定它是一种关系体系，它不稳定，又是强有力的，它足以控制其中的每一个参与者。
3、历史研究既没有起点也没有终点。首先，这种复杂的行事关系的形成并非源于某一个点。它来源于众多参与其中的要素的互动。因此，历史研究并没有中心，它是一种散乱的运动，它来源于四面八方。其次，历史研究作为一种互动关系的总和，参与其中的要素总是处于增加与减少变化中。它不是一种线性的因果链条，它是一张漫无边际的大网：总是不断的重新开始——它的开始从未结束，因而结束也就从未开始。一切对历史研究的分期都是不可能的，但问题是历史的观念并不甘心屈从于历史研究，它不放弃一切机会夺回自己的自由。将历史研究从属于历史的观念是惯常的做法，通过对历史的观念的分期命名把历史研究彻底的遮蔽了——人们一点也看不到历史研究，只能看到作为人类智慧的历史的观念。但当我们站在历史研究的角度上看待这一过程时，就会发现所谓的历史的观念（idear of history）本质上是一种求真意志。而历史研究是无目的，人们并不能提前推断历史研究的发展方向。因为历史研究并没有固定的方向，它不同于历史的观念被建构成一种线性运动的东西（不论是单线还是多线），它是向四面八方蔓延的。因此，历史研究的并无发展趋势可言。同时，历史的观念本质上是由历史研究决定的，因为历史研究的无目的性，所以每一个历史的观念根本上都是偶然产生的。但正因为它是一种求真意志，所以它总是致力于寻求自己的必然性，在遥远的地方确定自己的萌芽。
三、历史研究与历史学
已经指出，福柯与传统历史学家的冲突集中表现在连续与断裂、整体与局部、必然与偶然等方面。当我们站在历史研究的层面上审视这一冲突时可能会发现它们并不是冲突。正如历史研究是一种不断发生转换的超时空的互动体系，研究者与研究成果是其中的组成要素。他们的不稳定性（研究人员的新老变动，机构的撤并、思潮理论的不断变动）是历史研究自己作用自己、自己改变自己的中介。——这种不稳定性本质上由它自己造成同时又反作用于自身。因此，大到一种思潮，小到一本书，一篇文章都是历史研究变动的标志。但问题是，历史研究并非一种线性关系，它是一种时刻在蔓延或是缩小的关系网络。它所“创造”的每一种历史观念、历史理论及历史著作都是它的运动的痕迹——并非是朝向某一目的地的进发——它们是诸种可能之一。我们不必把福柯的史学理论看作针对传统历史学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它仅仅是历史研究开始的一部分来源。因此，我既不赞同把他排除在历史学家的阵营之外，也不赞同把他看作“反历史的历史学家”。21但有一个问题是值得深思的：为什么福柯与传统的历史学家有如此大的冲突？如果他们仅仅是历史研究局部关系变动的体现，为什么他们本身却不被看作一种转换，而被看作同时存在的对立物？
这个问题的回答牵扯到历史学与历史研究的关系，我想进一步讲讲我对两者关系的设想：
1、历史研究使历史学的具体规则形成成为可能。这种规则形成包括历史学的对象的形成，陈述的形成，概念的形成、主题的形成及策略的形成。在历史学的发展过程中，这个规则不断的变化。这种变化并非因为人们对历史研究的理解日益深刻，相反它们恰恰是人们不能理解历史研究的结果。换言之，“我思”不能在宏观上把握历史研究的趋势。如果有人试图反对这一点，只需看看曾今存在的种种争论与论战。这些争执与斗争大部分因为历史学的规则的变化造成的，就好像福柯于传统历史学家之间的尖锐对立一样。其实，历史上每一种思潮的出现在最初都不被广泛的认同。之所以不被理解为理所当然的，之所以不被理解为历史研究的“正常变动”，都足以反证他们不理解历史研究本身。
2、历史研究先于历史学。作为一种关系体系的转换，历史研究从不迁就历史学。它们的关系就好像垦荒者与荒地的关系一样，当垦荒者离去时，土地并未被带走。而历史学就像那片被开垦的荒地。因此，历史学较之历史研究具有滞后性的特点。当历史研究扩散到一个新领域时，历史学可能还在原来的领域原地打转。这种原地踏步来源于体系化的知识、公认的研究方法、观念、社会上对研究者的资格认证等等，这一切使历史学体现了组织化的特点。这种组织化的目的是为了维持历史学对它已涉及的领域的审视权与发言权——它不随历史研究的变化而立刻变化也取决于它已获得的这些权力足以暂时的抵制新事物。这种抵制表现为坚持它已有对象、概念、主体、策略等等，而越要坚持这些规则就越显示它的组织化。由此出发，可以揭示历史上种种理论、思潮之间的争论与斗争，本质是一种有组织的权力斗争。在它们斗争中鲜明的体现了求真意志与权力意志的合一。这也就是历史学规则的变换引起的反对总多于认同的根本原因。
3、根据前面两点，可以得出第三个结论。历史学虽然是历史研究的内容的体现，但它往往是极小的一部分。有两个原因：第一、历史研究作为一种关系体系并不显露它的全部内容，它只是在具体的研究中、著作中、言说中体现它的存在与制约。第二、历史研究转换性使历史学永远跟不上步子，历史学永远处于历史研究的引导之下。总之，正因为历史研究是无始无终的所以历史学永远无法穷尽历史研究的内容。我们最好改变原先的态度，不要把一种新的见解的提出看作是截然对立的东西的出现，而最好是看作是历史研究新的端倪的显现。
基于此，一个长期以来误导研究者的观念必须被摒除，这个观念狂妄而顽固的认定历史学主导历史研究的方向。它与启蒙叙事相关，并不遗余力的追求一种最终的绝对的历史学。我认为历史研究者应该树立历史研究主导历史学的观念，并把“最终的历史学”抛到九霄云外。也正是这样，才有可能揭示福柯的史学理论与传统的史学理论的冲突的本质原因：连续与断裂、总体与局部、深层与表面、必然与偶然将不再是势不两立的东西，如果他们不构成前后相继的过程也至少是历史研究在两个截然不同的方向变动的结果。
绝对的历史学或最后的历史学本质是求真意志与权力意志的产物，这一历史学家的美好愿望从来无法阻挡这一领域内全新的研究成果的出现。但是，有必要提出一个标准用以确定这些全新的东西不是其他的东西，不是外在于历史研究的东西。换言之，有必要确定历史研究的边界。可是历史研究的终点是不可知的，这里又要确定它的边界，是不是矛盾呢？但如果不问及这个问题，又怎能把一种新的锻造技术的出现区分于历史研究呢？对这个问题的解决有必要回过头来看看我们最初的结论：历史研究是一种跨越时空的互动形成的关系体系。对此已指出的是，这种互动是由于参与其中的要素的增加或减少造成的，而并非是历史学家观念意识的作用力。换言之，一种转变的出现与其说是历史学家的观念的作用不如说成是历史学家本身的作用，是他本身作为一个要素参与整体的互动而打乱整体的关系并重新排列的结果。因此，福柯的理论与其说是他聪明智慧的结果倒不如说是他参与其中的结果。这种“参与”不表明一种身份的确定性，即参与者须获得一种资格认证；它表明一种相关性，即参与者“围绕着”某个主题而与同时代的和跨时代的研究者发生的互动。并非只有一个历史学的专业人士从事这一研究才表明一种参与，相反，日常谈话中、偶尔的阅读中、思考中都有可能是一种参与。恰恰是后者，因为它不具有权力组织的特点（像历史学一样），所以它更接近历史研究的真实方向，更呈现一种自由与活力。那么，这个参与的主题是什么呢？迄今为止，这个主题与生物人的命运密切相关。这不但回答了所谓“传统历史学”的特殊性，而且也揭示了像福柯这种一百八十度转向的历史主张与传统史学的契合之处。克里福特把福柯的史学主张称为“不见人影的历史”，他指出“150年之后，又有福柯（Foucault），所执意之史观，于许多方面，不啻黑格尔史观之翻版。于此施为之下，将人物自历史中抹除，自然可以预料。纵然二人仍有歧异，二人提出之史观却相类，均不视人类为历史运行之当然执事人，即不以人类为历史之制造者与撰述者”。这种史观虽与“从属于第卡尔派有关人之象喻观念”22的传统史观截然对立，但它们都不外乎是对人之命运的探寻。福柯后期的作品中主体的回归恰恰表明，他在另一层面上关心着人类的命运——“不见人影”是另一种以人为中心的历史。这是一种悲观的中心，他关注于被奴役的生物人，而并非是“我思”史中人类对自己的美好命运的憧憬。我们看看《性经验史》中的一段描述：
具体说来，这一管理生命的权力自17世纪以来发展出两种主要形式。它们之间不是正题与反题的关系，相反，它们构成了权力发展的两极，并通过一种中介关系来相互联结起来。其中第一极是以作为机器的肉体为中心而形成的：如对身体的矫正、它的能力的提高、它的各种力量的榨取、它的功用和温顺的平行增长、它被整合进有效的经济控制系统之中，所有这些都得到了显示出“规训”（les disciplines）特征的权力程序的保证。在此，‘归训’就是‘人体解剖政治’。第二极是在较晚之后才形成的，大约18世纪中叶，它是以物种的肉体、渗透着生命力学并且作为生命过程的载体的肉体为中心的、如繁殖、出生和死亡、健康水平、寿命和长寿、以及一切能够使得这些要素发生变化的条件；它们是通过一连串的介入和‘调整控制’来完成的。这种‘调整控制’就是一种‘人口的生命政治’。肉体的归训和人口的调整构成了生命权力机制展开的两极。在古典时代里建立起来的这一伟大的双面技术——既是解剖学的，又是生物学的；既是个别化的，又是专门化的；既是面向肉体的性能，又关注生命的过程——这表明权力的最高功能从此不再是杀戮，而是从头到尾的控制生命。23
这段论述中，福柯早先的术语（话语、档案、陈述等等）基本不见影踪，代之以肉体、生命、归训、控制等新的术语，这样的转变恰恰反证了一点：权力谱系学与知识考古学的中心问题尚未有变化，即在身体的被塑造地位上是一致的。但谱系学摒弃考古学的话语自主理论，实际上是向人靠的更近了。因此，权力谱系学是考古学研究的修正与继续，它是最完全意义上的考古学研究。迄今为止，读者们也已看到无论在视角、方法、理论上都是极左的两个东西——历史学与谱系学，在历史研究的层次上竟是如此的相似。这正是历史研究的一般特点，即对把生物人的命运放在一切研究的最深层。
“生物人的命运”这一主题对历史研究的而言有两个特点：第一、这一主题总处于历史研究的边界。换言之，没有哪一种关于“生物人的命运”的表述处于历史研究的中心地位，他们总是处于一种边缘的位置。当历史研究的网络蔓延时，它们可能被超越；这一网络萎缩时他们则可能被摒弃。这说明了，“生物人的命运”是一个由历史研究塑造、摆布的主题。这也就是沃尔什的论述表明的，一种关于人性的科学的基本概括与由这一概括产生的困难永远是一对孪生兄弟。这对孪生兄弟都产生于历史研究这一母体。第二、这一主题的位置决定了它的每次变化都依赖于一种话语煽动的机制。我们总是认为我们对此（“生物人的命运”）谈的还不够，它仍旧是个问题，因此，我们有必要每次都从头谈起。无论浪漫的、实证的、唯物的、唯心的史学理论都把它当作一个有待发掘的秘密。这种煽动机制使得这一主题不断的由边缘向中心运动接着又由中心转向边缘。从这两个特点可以看出，“生物人的命运”在历史研究中与其说是内容到不如说是形式，它是一种关系范围。这个范围是福柯所说的陈述的主体，一种空无的功能。它为每一个试图为此有所表述的个体提供了发言的场地。这个范围是历史研究迄今以来表现出来的最稳固的运动区域，我姑且把历史研究缩小到与这一范围相重合。这一范围就是历史研究作为一种独特关系体系的依据，同时也成为了历史学独特性的标志。根据历史研究是关于“生物人的命运”的超时空的互动关系网络这一较完整的结论，完全有理由把福柯当作历史学家，把他的著作当作历史著作。
四、结语
简要总结一下前面的观点：历史研究是一种跨越时空的互动关系体系，研究者是其中基本的组成要素。这个关系体系转换是关于“生物人的命运”的关系范围的无方向性的扩散或萎缩。它具有转换性，不可描述性，无方向性（从何而来，到哪里去）的特点。它决定着历史学的方向，趋势，使历史的观念成为可能。历史学作为历史研究的极小部分内容的体现，具有滞后性，组织化的特点，它本身是求真意志与权力意志的结合体。总之，认为历史学主导历史研究，追求一种最后的、绝对的历史学是一种源自启蒙叙事的狂想症。正是基于这种狂想症，历史研究的最基本资源——人力资源被大量的浪费。越来越多的人投入到关于历史学的定位（社会科学还是人文学科）的无谓思考与争论中。无论哲学家还是史学家，总想一劳永逸的解决掉历史学的属性问题。为历史学找到一个独立于一切的合法性。这种浪费随着历史学的职业化而加剧，尤其是随着“独立的研究组织的兴起，以及研究工作集中在大学以外的（但或多或少仍然与大学保持松散联系）的各个独立或半独立的研究机构中”24，更加强了历史学滞后性与组织化。这都违背了自希罗多德以来的“探寻”，也造成了历史研究与历史学的严重脱节。这就是为什么20世纪后半期以来一些全新的、极具震撼力的研究成果往往出于一些单枪匹马的作家之手。他们较之学派、研究所的那些专业工作者的参与显得更为“自由”。这些问题的出现归根结底是因为我们长期以来将历史研究从属于历史学造成的，本文试图彻底颠覆这种关系。颠覆这种关系，有利于摆脱无谓的争论，领地大战所带来的人力浪费。为了使得本结论可操作，我将提出对历史学新的划分：我把它们分为狭义的历史学（The Narrow History ）和广义历史学（The Broad History）。
历史研究主导着历史学的发展方向，存在有两种不可预见性：一方面，历史研究作为一种充满活力的实践关系，无法把握它的发展方向；另一方面，作为受历史研究支配的历史学也因而没有固定的方向。换言之，终极意义上的历史学是不曾存在过的，那么每一种自称是历史学的东西都只是一种狭义上的历史学，或者是一种片面史学。显然，一切传统历史学和即将成为传统历史学的东西都是片面史学。相对于狭义的历史学，广义历史学是指一种历史学的可能性或理想状态，即作为终结的历史研究的体现的最终意义的历史学。它用以表述这样的事实：狭义历史学总是作为历史研究的一部分内容的体现，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实现权力组织化或科化。需要强调的是，广义历史学不是一种权力组织，换言之它不是学科，它只是一种理论上的存在，或者是一种用以描述狭义历史学可能性的视角。广义历史学是一种可能性的存在状态，它的存在有利于研究者的自我反思。例如现在学术界长期争论的历史学的归属问题。这个问题从广义历史学的角度看就是一个权力让渡的问题，它属于传统历史学权力组织的的自我调整和应变的问题，这样一种争论的存在就基于对历史研究的狭隘认识：仅仅把历史研究看作一种被动的操作现象并使之从属于历史学。那些争论者们看来，历史学是先于历史研究的，但这样一种误解恰恰是传统史学遮蔽了历史研究造成的。这种情况下，传统史学受到外界的挑战，研究者不是反思自己，发掘历史研究的新内容，而是应变。这虽然是狭义史学的共同特点，但从广义史学的角度看，我们就欠缺了一种反思力，这将直接阻滞我们的研究进程，浪费我们的研究资源。因此，广义史学更多的给人以启迪，使人能把握住历史研究的真实含义。同时，广义史学观念的确立，能减少研究资源的浪费，避免大量的人力与物力投入到像历史学的属性这一类无聊又无用的争执上。最后，广义史学还为历史研究者指出关键之处，即历史研究是历史学的根本，舍本逐末往往得不偿失。
参考书目：
米歇尔.福柯：《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
《知识考古学》，三联书店，1999年。
《归训与惩罚》，三联书店，2003年。
《性经验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
J.丹纳赫、T.斯奇拉托、J.韦伯：《理解福柯》，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年。
汪民安：《福柯的界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
张文杰编：《历史的话语》，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
约翰.斯特罗克：《结构主义以来》，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
唐纳德.R.凯利：《多面的历史——从希罗多德到赫尔德的历史探寻》，三联书店，2003年。
沃尔什：《历史哲学导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
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
注释：
１ 福柯：《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第444页 莫伟民译 上海三联书店 2001年版。
２ 同上，第21页。
３ 同上，第458页。
4 《词与物》第481页。
5 同上，第436页。
6 福柯：《知识考古学》 谢强 马月译 三联出版社1999年版。
7 麦克.克里福特：《黑格尔与福柯：迈向不见人影的历史》刘世安译 引自《历史的话语》张文杰编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8 《知识考古学》第236—237页
9 汪民安：《福柯的界线》，第124——149页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
10 《知识考古学》第229页。
11 约翰.斯特罗克：《结构主义以来》第84页 渠东 李康、李猛译 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8年版。
12 福柯：《归训与惩罚》 第218页 刘北城 杨远婴译 三联出版社2003年版。
13 《归训与惩罚》第154页。
14 同上，第93页
15 《归训与惩罚》，第180-181页
16 《历史的话语》第378页。
17 唐纳德.R凯利：《多面的历史——从希罗多德到赫尔德的历史探寻》 第7页 陈 恒 朱立宏 三联书店2003年版。
18 同上，第5页。
19 沃尔什：《历史哲学导论》第62页 何兆武 张文杰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1年。
20 《多面的历史》第3页。
21 吕一民：《作为历史学家的米歇尔.福柯》刊于《世界历史》 1995年第1期。
22 《历史话语》 第363页。
23 福柯：《性经验史》p103~104 余碧平译 上海世纪出版社 2002年版
24 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 第320页 杨豫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