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吏是保证国家法律法令得以贯彻实施的媒介，吏治优劣直接关系到政权安危。因此，治吏成为统治者治国的重要任务。历史上许多思想家都认识到了这一点。而且这明为止，关于吏治的理论与实践已十分丰富。尤以儒家的"人治"和法家的"术治"最为突出，一直为统治者遵奉。玄烨(即清圣祖康熙)在继承传统吏治思想的基础上，又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提出了有特色的吏治思想。
    
     一
    
     玄烨继承了传统法律思想中重视吏治的思想，认为治理国家的关键在于"治人"即"吏治"："从来有治人，无治法，为政全在得人。"(1)后来更多次重申这一观点："为政以得人为要，不得其人，虽良法美意，徒美观听，于民无济也。"可见，玄烨认识到：法律固然重要，治国必须有法可依，但法律自身不能发挥作用，必须通过官吏推行才能付诸实施，实现其目的。同时官吏执法好坏直接关系到国计民生。"古来有治人，无治法，在奉行之善不善耳。苟善于奉行，则地方自然受福，若不善奉行，虽有良法，岂能有济?"(2)"官吏之贤否，民生之休戚所关。"(3)他要求官吏"洗心涤虑，公而忘私，国而忘家，和众协恭，实尽职业。"(4)实现天下治平。但是，清人关定都北京以来，各级官吏沉缅于安定局面，放纵私欲，交相嘱托，大小相循，借端科派，苦累百姓，导致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日益尖锐。因此，平定三藩、歼灭噶尔丹后，玄烨把治国重点转移到察吏安民方面，认为"当今凡事惧可缓图，惟吏治、民生最难刻缓"，(5)把整饬吏治作为第一要务。在整肃官吏队伍过程中，玄烨的吏治思想逐步完善，健全了一整套考核官吏的方法和制度，形成了以重点考察高级官吏、扶持培养清官、严惩贪官为特色的吏治思想。
    
     二
    
     基于对治吏问题重要性与迫切性的认识，玄烨根据实际情况，在借鉴前朝的治吏方法的基础上，建立健全了较完备的考核官吏的办法。
     考察官吏的方法是公开考察与秘密了解相结合。按途径不同，可分为职能部门考察、皇帝亲察和密奏三种。
     职能部门考察就是根据官员品秩、京官外官还是武官身份，由相应机构填注考语、官员自陈功过，由皇帝或吏部、都察院决定荐举、论劾、升赏或降革的制度。在实践中，玄烨发现考察机构官员不认真负责，"每将微员细事填注塞责，至真正贪酷官员有害地方者，反多瞻徇庇护，不行纠参，以致吏治不清，民生莫遂。(6)"贪酷庸劣之辈，无所惩戒，而奉公守法宣劳尽职者，遏抑不彰，无所激劝。"(7)于是决定实行两年举动之制，由军政长官举劾属下功过，分别奖惩。由于京察时间过长，玄烨要求各衙门堂官，对属下随时甄别、指参，以示劝惩。(8)针对京官中，有"虚糜俸禄懒惰不上衙者，有者疾属弱不能任事者，"有"为逃避苦差假称病者"，玄烨提出建立注册考核制度。官员有事因病不能上衙者必须注册，以分别勤惰。
     亲察就是皇帝亲自接触官员，考核官吏是否勒勉、清廉、才称其职。具体办法有陛辞、亲阅题疏、御门听政、出巡察吏等。总督、巡抚等大吏陛辞时，玄蝉有针对性地与之研讨问题，考察官吏能否称职、措施是否得当。如：他知道徐旭龄任山东巡抚时居官清慎，鉴于前任诸溜运总督皆不称职将徐升任此职。徐陛辞时，玄烨嘱他"正已率属"，以清吏治。徐则提出一套计划，玄烨表示赞成和支持。(9)玄烨在亲阅奏章时，对专务奉迎、以谬言相奏、冗长浮泛的奏章一一指出，甚至对上奏之人给以处分。在批阅刑部秋审重囚档案时，发现九卿阅视档案不认真，"阅视数月，其字句错误处并未看出一二。"刑部刊此档案，"先不详审，殊属不合"。而这类文书关系人命，一宇一句错误也不能容忍，玄烨下令由都察院"严察仪处"。
     玄烨执政期间多次出巡，其中心任务是查访民情、察视吏治。康熙二十八年正月，玄烨第二次南巡，返京后第二天就根据巡视中掌握的情况，任免一批高级官吏。如今溜运总督马世济以疾原品休致，由兵部右傍郎董油补之；原河道总督靳辅因实心任事、劳绩昭然而复其原品，等等。通过巡察可以把察吏与察民情结合起来，可以较客观地了解官吏为官情况。他深有体会地说："凡居官贤否，惟舆论不爽。果其贤也，问之于民，民自极口颂之；如其不贤，问之于民，民必含糊应之。官贤否，于此立辨矣。"(10)为此，他重视亲巡并多次巡视全国或京畿地方。
     除用公开考核的方法，玄烨也采用密察方法，密折奏报即是其中之一。他把密折奏报当作了解真实情况、明目达聪的手段，并借此约束官吏："诸王文武大臣等，知有密折，莫测其所言何事，自然务加警惧修省矣。"(11)密折使玄烨增加了一个掌握官吏情况的渠道，使一些通过正常途径难以查清的问题，经密奏得以明了。如：康熙五十三年江南科场案被公开揭发后，发生督抚互汗事件。江苏巡抚张伯行疏参两江总督噶礼与考官通同作弊，揽卖举人，勒索银两。噶礼疏劾张伯行挟嫌诬陷、监毙人命等七大罪状。加之审理之人偏袒噶礼，一时间案情显得十分复杂。玄烨命江苏织造李煦调查密奏审案实情、群众臣映、噶礼与张伯行动态，从而力排众议，果断处理此案。因此玄烨肯定这一制度，但他也认识到密折奏报并不绝对可靠，因为奏报之人各有所图，也有勾结，必须认真加以鉴别和正确掌握。
    
     三
    
     重点考察、整饬高级官吏是玄烨吏治法律思想的一个突出特点。
     清代官吏设置沿用明朝制度。全国分十八省，每省设一巡抚，两省设一总督。总督为正二品。加尚书衔者从一品，"掌综治军民，统辖文武，考核官吏，修伤封疆"，权力极大。巡抚为从二品，加侍郎衔者为正二品，"掌宣布德意，抚安齐民，修明正刑，兴革利弊。"(12)总督和巡抚代表皇帝在地方行使权力，负责地方一切事务，并有单独向皇帝奏事的权力。同时，督抚远离朝廷，直接在地方对属下发号施令，其权力和地位十分显赫。京官则掌管官吏任免权和钱粮奏销权，权高位重。京官和督抚的贪廉优劣直接影响到官吏队伍清浊，关系到民生以至政权安危。但玄烨执政时期，高级官吏队伍中存在着严重的私征滥派、督抚等地方官与京官攀援结伙贪赃等问题，严重影响着民生和社会安定。"盖小民终岁勤劳，仅给俯仰之资，而夏税、秋粮；朝催暮督，私派倍于官征，杂项浮于正额。设一旦水旱频仍，饥谨见告。蠲赋则吏收其实，而民受其名；赈济则官增其肥，而民重其瘠。此不独守令之过也，上之有监司，又上之有督抚。"(13)守令不贤导致民生困苦，而守令贪廉又缘干督抚。贪酷督抚还常常唆使或迫使守令等下属官吏贪污、勒索下民。京官无法直接搜刮，就借助手中任免官吏和奏销钱粮的权力，向外宫勒索贿赂。外官为了保位官位，为贪污提供方便，巴不得攀结京官，以种种借口向京官送厚礼，夏有"冰敬"，冬有"炭敬"，使百姓苦不堪言，家无衣食、留子卖女者不可胜数，甚至亡逃山林。发动起义。鉴于此，玄烨提出"端本澄源，源清流洁"的思想。
     玄烨认识到"民生不遂，由于吏治不清。长吏贤，则百姓自安。"(14)为巩固政权、安抚民心，他主张首先整饬高级官吏，只要高级官吏奉公守法，下属自然清廉。"朝廷致治，惟在端本澄源。臣子服官，首直奉公社弊。大臣为小臣之表率，京官为外交之观型，大法则小廉，源清则流洁，此从来不易之理。"(15)因此，他注重对总督、巡抚和在京三品以上部院堂官等高级官吏的任免和考查。平时通过批阅奏折、御门听政来考察内官和外官的勒惰优劣，巡视时通过听取民间舆论考核验证高级官吏的政绩和操守。他经常教育高级官吏"勿过刻"，不要苦累百姓。对于京官外官相互勾结行贿受贿，他提出严加制止，但"末见俊改"，于是决定对授受贿赂的高级官吏从重治罪，"必不姑贷"。为禁止督抚与京官攀结徇庇，康熙十八年八月规定：凡督抚司道员与在京大臣备官，彼此调见馈送，因事营求，以及派家人"问候"、来往者，将行贿者及受贿者"俱革职"；官员本人不知其事者降二级，但将经手此事两家家人"惧正法。"玄烨还发现，九卿会推官吏不能至公至正，或苟且草率，或立议争胜，极力推荐自己意中人、亲朋、同乡、门生；而官员往往结成党援，互相包庇，徇私舞弊。政治上相互利用，经济上结伙贪赃，司法上相互嘱托干扰执法，影响了国家的政治、经济、法律的决策及其实施。为此，玄烨主张一旦发现督抚与部院堂官营求结纳，分树门户彻私枉法，即分别惩处。对于参与贪赃或执法不利的官员也予重处。在蔡毓荣案中，刑部官员"因不秉公研讯，律拟失当，显系徇庇"，分别受处罚。满尚书禧佛及满右傍郎敦多礼除经别案革职外，仍予枷号、鞭责等处罚，并发往黑龙江披甲效力赎罪；汉尚书胡升猷降二级调用；另两位汉侍郎分别免罪和降二级调用。在金[9602.2] 、宜昌阿贪污逆产案中，差审此案的刑部侍郎禅塔海，因末审出谋害沈上达灭口之事，被革职。
     玄烨着重考察、处罚高级官吏的思想根源于当时的客观实际，这说明玄烨能据实际需要确立交治重点。他的"端本澄源"、"源清流洁"思想在吏治上很有指导意义。因为如他所说，"天下之民所倚依为生者守令也。守令之贤否系于藩(布政使)臬(按察使)，藩臬之贤否系于督抚，督抚又视乎部院大臣而行"。(16)高级官吏身居要职，其贪廉优劣关系重大，他们的操守直接影响下级官吏，也关系到国家政府备部门能否正确决策及政令能否顺利实施。因此，严格约束和重点考察高级官吏是所有政权整伤吏治的关键。
     四
    
     根据对官吏的政绩、才能、操守的考核，分别予以奖惩是保证吏治的重要一环。"善善而不举，恶恶而不去，赏不足劝，罚不足惩，虽二帝三王亦难以为治。"(17)因此，玄烨提出奖廉惩贪的思想，并在实践中切实推行。
     培养、扶持清官，奖励廉洁始终不渝是玄烨吏治思想的又一特色。玄烨从历朝统治经验中认识到，官吏清廉对民生十分重要。"崇尚清节，乃国家为治之要务，为官者皆清，则百姓自然得遂其生矣。"(18)而民生关系着民心与政权稳定，所以，池在选拔任用官吏时，坚持以操守清廉为首要标准。在他看来，才学能力固然重要，但操守不好于国于民害处更大。而清王朝处于封建社会末期，为官清正十分艰难。统治者要澄清吏治就必须支持、关怀清官。玄烨希望以扶持、奖励清官来激劝百官改掉贪风。他曾发现、培养了于成龙，破格提拔并委以重任，使于成龙由七品知县升为知州又迁为同知、知府，后连升江防道员、福建按察使。于成龙不负皇恩，任内"洁己爱民"，深受百姓爱戴。死后加赠太子太保，予溢清端，荫一子入监，并御书祠额及楹联赐之。(19)尽管清官也有过错，但玄烨都予保护。有人曾假言劲奏于成龙，以致部议令于休致。玄烨特诏留任。(20)小于成龙荐举官吏常以亲疏为准，在治河问题上与靳辅有分歧，以致私下结伙采取不合作态度。玄烨据廷臣议，削太子少保、降调。但给以改正机会，"命留任"。康熙二十九年，升任左都御史兼镶黄旗汉军都统。后来，小于成龙按靳辅意见治河并承认过去不对。廷臣主张惩戒小于成龙妄奏之罪，夺其官。玄烨仍命留任。玄烨奖励扶持清官，为官吏树立了榜样，涌现出博拉塔、范承勋、张鹏翮、郭诱等名著一时的廉吏。玄烨还谆谆教诲、鼓励官吏当清官。他说："尔等为官，以清廉为第一。为清官甚乐，不但一时百姓感仰，即离任之后，百姓追思，建祠尸祝，岂非盛事?从来百姓最愚而实难欺，官员是非贤不肖，人人有口，不能强之使加毁誉。尔等各宜自勉。"(21)当然这不过是玄烨对官吏的鞭策和希望。在封建社会，清官为数甚少，其活动和作用都受局限，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官与民对立的局面。但不能因此否认玄烨扶植清官在当时所起的历史作用。
     重惩贪官污吏是玄烨治吏的另一手段。在扶持清官的同时，他还严惩贪官酷吏。他引用古人的话说："举贤退不肖，正百官也，二者不可偏废。如但举贤而不退不肖，则贤者知所勉而不肖者不知所惩，终非劝名之道。惟黜退不肖之员，众人方有所戒，俱勉为好官矣。"(22)但由于代表地主阶级的官吏队伍从整体上是腐败的，官吏贪污成风，以致激起民变。玄烨亲政以后就重视惩贪，但具体内容随形势变化而变化，在平定三藩时，主要以惩治内外官员侵蚀兵饱和入官财物等重大贪污案件，如宜昌阿、金[9602.3]贪污逆产案，蔡毓荣贪污逆产案。歼灭噶尔丹后，惩贪的重点是反对横征科派、激变百姓。康熙三十六年，山西蒲州发生民变，玄烨派人招抚并将山西巡抚温保及布政使甘度革职，严拿赴京交与刑部。(23)其后全国各地发生多起民变，玄烨更深刻地认识到：正是由于各级官吏私派侵取，因事借端索取，地方官知而不究，反将行贿官员荐举、清官纠劲而导致民变。因此他要求督抚"洗心涤虑，正己率属；凡有贪污害民官员，不时查参；地方应革积弊，尽行革除。如该督抚仍照前因循，专恃虚文塞责，掏庇属员，或被科道纠参，或被害人首告，将该督抚等一并从重治罪。"(24)对于不关心民间疾苦、不尽职责会引起民变的官员，也要受到处罚。目的在于防患于未然。这也是玄烨对历史经验总结后提出来的，具有合理性。
     对贪官的处罚，玄烨力主从重从严。"别项人犯尚可宽恕，贪官之罪断不可宽。"(25)即使恩诏赦免犯人时，"监守自盗及有关河道、漕运之罪不赦。"(26)对于谎报地丁钱粮欠缺中饱私囊的，对钱粮已完在官捏称民欠以及已奉蠲免仍重复征收，一旦发觉，军法从事，遇赦不有。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玄烨认识到，作为官吏本应依法行使权力，执法犯法就是藐视法纪。在处理宜昌阿、金贪污逆产案时，宜昌阿、金[9602.4]等拟斩，道员王永祚拟绞，"惧监侯秋后处决。"差审此案的刑部侍郎掸塔海，因未审出谋害沈上达灭口之事被革职。对于结伙参与贪污的所有官吏以及查处贪案不力、瞻徇党类、徇情枉法的官员也一并处罚。以此警戒其他官吏。为揭露贪官，玄烨重开"风闻言事之例"。但玄烨本性宽厚，他向来主张"以宽为本"，加上清朝官吏队伍已整体上走向腐败，太严会影响官吏队伍稳定，又由于玄烨晚年时因太子事件而劳心交瘁，在他执政后期，吏治宽驰，以致清官纠劾贪官时，他反认为"生事"、"过刻"。最终吏治没有能完全整肃。
     玄烨的吏治思想和他的其他法律思想一样，是当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条件下的产物，是对社会存在的认识和反映。而且，玄烨作为封建社会后期的一个开明君主，他的认识基本上是正确的，其治吏思想和方法至今仍有值得借鉴之处。但官吏作为管理国家的工具，由于权力本身所具有的属性，使官吏利用职权，徇私枉法、贪污受贿尘人是无力解决的。我们也不能因此苛求古人。
     注：。(1)《清圣祖实录》卷84，第1066页。(2)同上书卷109，第112页。(3)同上书卷183，第963页。(4)同上书卷84，第1066页。(5)同上书，卷193，第1047页。(6)同上书卷183，第962页。 (7)同上书，卷185，第978页。(8)《康熙纪政》卷2，"甄别京官"。(9)《康熙起居注》第二册，第1289~1290页。(10)《清圣祖实录》卷201，第52页。(11)同上书，卷270，第646页。 (12)《历代职官表》卷50。 (13)《清圣祖实录》卷22，第308页。 (14)同上书，卷41，第551页。(15)同上书，卷90，第1136页。(16)同上书，卷216，第187页。(17)《康熙起居注》第一册，第88页。(18)《清圣祖实录》卷191，第1025页。(19)《清史稿》册33，第10087页。(20)《清朝先正事略》卷7，第6页，转引自《康熙大帝全传》第334页。(21)《清圣祖实录》卷210，第131页。(22)同上书卷258，第552页。(23)同上书卷183，第961页。(24)同上书卷193，第1046页。(25)同上书卷122，第291页。(26)《康熙起居注》第一册，第79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