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陆兴华
A
民族国家的革命者常常是夺了权后不知道拿它怎么办，最后就交给了一班新、旧官僚；他们最后也头大于经济理数，大跃进、文革之类折腾个半天都没辙，最后还是交给一帮新资产阶级或国家资产阶级或私企（个体）经营者来搞。并与他们打得火热。民族国家的革命者常常忘记了他们当初为什么要去下海夺权，为谁夺权了。想想那些苦难、悲惨的民众已付过的代价！
民族国家的革命者为了推干净身上的当初的承诺和责任，将人民对他们的追责和催讨，推诿给了本国的国民经济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的排位：这一招够毒：你要我兑现你要、而我承诺过的好生活，那你先去追上别国的经济，等到二十五十年后超过美国了，你不想要好生活也不行了，目前你好歹只能先给我中国特色对付着。你急得不行？我是来搞革命的，不是来替你搞经济的，虽然我是够好心，也仍在替你搞的。
一个革命后的民族国家的大学是这个典型的由人民交给党再交给国家再交给官僚的国家机器的化身，用康德的话说，是那架国家机器的假肢或轮椅。而且这两者一向互相册封，互赠权威，肉麻得让人牙酸。好了，有一天，这个谁都不是但谁都又算是其一员、找它它当没事、不找它倒要找上门来的国家及其官僚及其大学干部突然对某校，不，对某校的教员们说，看看你们在世界大学系统里的排位，你们不害羞？你们还不改革？排位低原来是教员们的责任了。
我们这个伟大的民族国家里，什么时候都是国家在号召改革：你们快在我身上开刀或就砍吧！大家敢当真？大学整个就是它的化身，它在那里叫我们去改革它，但你敢去动它半根毫毛！我们早就学乖了。
总是国家，或那些得上恩、在宫内行走得快乐的国家安置在大学里的那些functionaries，在大学里是康德所说的‘国家权力执行学科’里的代理人在呼喊改革。好象我们怕改革似的！这个国家都是革命革出来的，改革还算什么难事，喊就行了呗！我们大家其实也常喊改革，但我们那种喊又是不算数的，一定要国家来号召、由那些官僚和精英来搞的改革，才算改革，所以我们只好总在等待他们的改革皮影戏的开场，虽然大学改革我们知道从什么时候从任何地方都可开始。
不，这一次要动真格（但每次都说是要动真格的！），这一次咱非得照西方大学来改不可了，尤其是用人制度上。
赶上西方大学、改革用人制度，问题都集中到这上面来了。而这两点，我们是千万不能小看的。要做到这两点，还不是甘阳所说的‘留美近新繁殖’、某校教师都由英美博士来充当，某校要成为世界一流或国内三流的问题，而是在号召我们开始一种大学民主，参与一种西方大学正在为几近破产的资产阶级自由市场民主、福利社会的承诺 而展开的新一轮激进民主了。我吃惊地发现，中国自己的民主、XX大学的民主我一不留神原来也已长进到这一步了：因为，我相信，如果XX能接近西方大学，接近那种tenure-track和up-or-out的用人政策水平，那么，中国自己的民主肯定也已实现个五六成了。当然，你也可以说这是一个死结：要到中国的民主已实现了个五六成，XX才会有成为‘世界一流’大学的苗头，而只有中国的大学好的成为世界一流，差的也有世界三、四流，中国自己的民主才能实现个五六成。先民主？先有大学民主？还是先成为大学？然后再世界一流？
这么说时，我想到了两层意思，不，是德里达让我想到下面两层意思：一、大学是民族国家的缩影和化身，大学就是国家，如果没有我们的批判，大学总是就在成为国家－－张维迎兄说为什么那个叫做‘XX’的某校这次一定得改革时，真是一语道破天机：那是为了‘实现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是社会进步的要求’，‘国家和社会对XX的要求’，因为‘XX不光是XX人的XX，更是全中国的XX，全社会的XX’（这些毫无创意的话如果是张维迎兄真心说出，他听上去倒真象个国家接收大员了）；‘XX’就是中国，‘XX’改革得差不多了，中国也就民主改革得差不多了，反之亦然。‘XX’是国家的、大家的、小家的、我的，当初出资办它的清廷、后来的北洋政府、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们比我们更懂这个道理。如果XX真是全中国的XX，那我看它的改革在目前的国情下真的是在螺蛳壳里做道场了。好，大学是国家的缩影和化身，反题：大学的腐败至少象国家的腐败那么严重，如果不是更严重的话（丹纳：智性的腐败是烂心的腐败）。反反题：因为有腐败，有国家的腐败，有大学的腐败，才更需要有大学，大学的民主。悖谬：如何让本身腐败着的主儿去改革别的腐败？
二、大学是建立在一些理性原则上的，也就是说是建立在对自己所基的那些理性原则的怀疑上的，是以不断批判自己所基的那些原则来获得生命力的（德里达：大学是自我吊空，不断将自己推入深渊的，是以使自己成问题当作自己的功业的）。不管是几流大学，如果它要求、承诺成为大学，它就是在进行这些怀疑和批判的了，而要使后者进行得彻底，要么这大学已处在民主中，要么大学的这种很彻底的怀疑和批判一定会使它以及它所处的社会走向民主，因为这最后成了它的前提。大学是一个民族国家进行所有激进的改革的实验室、权力改革的核试验基地，民主可由大学推及社会，大学的民主一定能辐射到全国。大学就是民主。没有民主的地方，是没有大学的，那里，那些自称大学的，是一些收费和盖章机构，也在那里授予学位和称号，在那里不断替社会制造新的阶级和职业差异，完成政治、经济、意识形态功能，但它们不是大学，连三流四流的大学都不是，三流四流的大学也必须在一种民主下也就是在一种对自己所基的理性原则的最彻底的怀疑下才能存活。（这两点下文将通过对德里达在这方面的观点的综述来进一步阐发。）
在中国，大学和民主一样，是一只完全来自西方的特洛伊木马。可以说，在中国，大学的建立是和民主的建立一样的，是远未到来的事。而另一方面讲，西方的大学也象西方的议会制民主一样，也是‘在路上的’、可能是‘半途而废’的，也只是夸下的海口而已，也是‘道路是曲折的，但前途是光明的’。西方的大学也象我们的革命新政府一样，承诺了很多，兑现得很少，自己天天喊改革，是为了怕人们真的去改革它。理想之类喊得比谁都欢，一涉利，就马上投进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怀抱。所以，成为‘世界一流大学’，如果真心要成为世界标准或西方标准下的好大学，就是成为世界一流的成问题大学、自我责疑的大学、革命还未完成同志仍需努力的世界一流的成问题大学。大学并没有发生，大学总只是将要发生的、将要到来的，德里达说。
如何成为‘世界一流’大学，这问题校长并不一定比一个本科生懂得更多，正如如何搞民主，当权者往往不比受压迫者更明白一样。大学改革需要的是一种激进民主，是一种差异、对立和斗争达到白热化时的民主，是一种自我肯定和自我怀疑同样强烈时的民主；大学也总是在向社会推广这种民主。中国当代的民主是什么水平，想成为世界一流的XX也就是那种民主‘水平’，反映在其操作业绩上，也就是那种档次的学术水平。
中国当然也有大学，但它只是国家的自然肢体的一部分。呼唤大学改革，是象呼唤民主改革和政治改革一样的，那是要自己拿手术刀往自己身上割。未开始前，我就怀疑喊改革的各方是否有这个真心，我有理由害怕又一次被涮。是的，当这样的号召或要求来自对任何一点民主的建议和民主的改革都害怕的国家或它的接收大员时，我们实在要忍俊不禁了。
但让我们将大学的改革当真。因为这实际上是中国政治民主、民主改革的第一步，至少是一种先期实验，是一种对民主这种权力秩序的象征制度在中国的试植和嫁接。哪怕张维迎兄不准我们去改了，我们也仍应坚持那种大学存活所时时需要的改革。
（我认为甘阳兄对金耀基的‘华人大学的理念’的推崇是成问题的（很有意思的是，他在同一篇文章后面又说不要留美的研究中国问题的博士，因为‘中国需要大规模地研究西学’，大规模研究西学的华人大学？而这不是我们的现状么？还用去改革和争取？）：这是一种自我差异化、自我边缘化的说法，太方便和精明，却象‘东亚人权’，‘大中华儒教民主’、‘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那么地欺骗和危险。这是等于放弃了对‘世界民主伦理’的基本认同，潜在地为各种专制者提供了借口。这种口号你不喊，各种当权者也会来喊的，何必将牌打到人家手里，反正临了总仍是聪明人八面玲珑地来说‘中国特色的什么’，我们办来办去总仍办成了主要研究西学的华人大学。但正如没有超民族国家、人类共同体这样的概念，就不会有民族国家这一说法，不将世界民主伦理、普遍的理性原则、哈贝马斯所说作为人类基本资质、言语行动和法理准则的人类的普遍交往的普遍语用学原则当作大学的一个假设的奠基和负责原则，那我们还是不要将它叫做大学的好，叫成学堂、学馆有什么不好的？华人大学是巴利巴和Wilhelm Reich所说的‘民族主义的国际主义’或‘国际主义的民族主义’的又一个翻版，所有的共产主义政党就都是在‘社会主义祖国’里最终蜕变成‘民族的政党’，不能自拔的。〖巴利巴、华勒斯坦，《种族、民族、阶级》，Verso， 1988年，62－3页〗
人家华勒斯坦老早在说世界大学体系（统）、世界学术体系，世界学术共同体，哈贝马斯已说过不断扩展着的世界思想者共同体，布迪厄说过知识人（大学人、学术人）国际（全世界受压迫受剥削的助教副教授们，让我们联合起来！），人家这么霸道地将我们说进去了，我们不能就为了眼前的方便而主动躲避，我们也应想法将‘他们’说进我们的说法里才行。
德里达说，大学总是西方的，总是技术－形而上学式的，是本体－百科全书式的，大学本质上总是在研究一种‘世界学’（本人杜撰的一个词）的。中国特色的大学，是跟我们说亨利八世时的大学，路易十六时的索尔邦差不多了，而所有古老的大学在1850－1915年间都有过脱胎换骨，那些‘古老的大学’现在也只是那么一扇墙面而已。现代大学照康德所说，是一架工业机器了，它模拟的是国家的工业结构，教员是它的代理人，是它的技术员，在信息技术不发达、信息不公开的时代里也是它的数据库。一般将1809年10月10日洪堡授命组建柏林大学当作现代大学的起点。它这一模型之后覆盖到了所有大学上。）
B
改革大学遇到的问题，是象克伦威尔、罗伯斯庇尔在历史关头遇到的难题一样的。不信请看某校人事改革碰到的第一个难题：谁来改谁？谁有资格来改？为谁改？为什么不是谁都改？照谁的目标改？到底是谁在背后让谁来改？……
你看，还未迈出第一步，大学的自我奠基、大学改革的授权问题就已暴露无遗！是的，大学、大学所依赖的那些理性原则、大学的奠基，它的改革的理由和途径，从来都是在深渊上的，彻底成问题的，不仅仅是在我们要来改革它时！问题倒是，我们为什么要等到现在才来问这些问题！但让人高兴的是，XX宣称的彻底的人事改革，倒至少使大学的奠基和责任问题充分暴露到了我们面前，使大学的那个诞生和维持的暴力落下的、从未收脓的伤口让我们看了个清楚，这是大好事！
C
回顾历史，而XX是总是自豪于自己的光荣历史和革命传统的，我们也会吃惊地发现，真的，正是XX或某一两个大学使中国成了现在的中国（好好用脑子想想这是不是一件值得自豪的事！）XX就是中国！大学就是中国！或中国的各个不同历史阶段使XX拼凑、搓揉成了现在的XX！二十世纪的中国有过的无知和孟浪，XX也都有过！大学与国家不光是同谋！一个有光荣历史和革命传统的中国大学应该是自豪与愧疚参半的！一个大学有什么可使它逍遥和凌驾于民族国家的苦难史，只装点着自己的光荣薄的！
象民族国家一样，一个大学总是用种种神话来掩盖其可能是赤裸裸、血淋淋的起源和成问题的发展，为了粉饰其历史，可不惜启用各种公关和修史手段，而大学是本应当成为我们时代的档案馆的，德里达说。这个正在闹改革的XX就用一个叫蔡元培的既是天朝遗老，又是民国革命先锋的奠基者（？）或改革者（？）或塑造者（？）来覆盖其与封建民族国家的血缘关系。关于是谁的宗教、神权、圣旨、意志、决策使XX拨到了第一批款，是什么权力、意志和决断将教育青年的责任委任、下放给了XX，它是在执行一些什么样的国家功能这一点，却一直被暧昧着。即使我们认蔡是其改革者这一说法，那么是什么使他成了一个被神化的奠基者，而张维迎们则被看作了既得利益的代表或至少是闹改革的书生？为什么必须有一个蔡元培，改革才是名正言顺的？问到从头，就是：一个大学的建立和改革是如何开始的，是如何开始那种开始的？
而XX遇到的改革的这种授权问题，谁来改，谁让谁来改，谁最终决定怎么来改的问题，也是中国的今天和未来的所有改革都会遇到的问题。就是各方都同意改革了，照谁来改的问题也会使我们打破头：改革了才有民主，但在改革前，在没有民主前，我们就必须民主地决定照谁来改了！为这问题可以打内战。为了民主我们才去改，但却先得有民主才可以合法地开始改，我们的中国是半途上需加油的汽车了，我们先需要开到加油站的那一点儿油，此前说什么都无用。是让蔡元培这样的神秘和精英人物来决定怎么改，还是出了不可收拾的事件，事到临头我们不得不改，被动地听任形势的摆 布这一点，将一直困扰我们下去。XX幸运地遇到了它的蔡元培，我们的中国会有这种幸运么？一定要等到有这种幸运，才能改革出什么么？
法国革命时有拉法叶，圣.胡斯和罗伯斯庇尔这样的庞大的明星阵容，为什么最后主角落到了罗伯斯庇尔头上？克伦威尔是一个劲地说别让我来演别让我来演，最后非得被半推半就着上了镜头。咱们的蔡元培其实是说大家爱怎么搞就怎么搞好了，搞坏了上头有我替你顶着，下头，人事和学术，就是他说的‘兼容并包’，你们爱怎么搞就怎么搞去吧，不要让我知道，翻译成今天的说法就是解放思想，宽容开放，而这方针本身又能算什么英明，说来说去就仍是因为蔡是旧式精英和新式革命党，上头也怕他三分，来自上头的审查和渗透总由他顶着这一点实际。有了蔡，XX才有了那种大学民主。我总是纳闷是谁特许了他的这种爱怎么搞就怎么搞的特权，他是如何来获取和维持这块民主的政治空间的？是哪种民族国家的政治真空和权力空档，使蔡和XX有了这种幸运，使XX从此有了‘光荣的革命历史传统’？我们今天想来重蹈和坚持蔡的传统，现实么？或者说光这样就够了么？蔡的这一套在今天会不会太不识事务了或者说是不是太想犯政治错误了？而且，蔡的这一套，与我们今天所说的大学建基和维持所需的理性原则，与今天的大学的现实处境还相称么？
而最最关键的是，今天的大学已决非蔡当时所理解的大学了。一方面大学要受到各种力量的挤压和争夺，所有利益方都想来插足，想来霸占。另一方面，大学自己也不是一个省事的婆娘了，它受不住各种全球势力的诱惑，发觉跟谁搞一腿都很有意思很有利益，有时自己就在那里发情了，德里达说，大学是个乱搞的主儿了，为了不致于不可收拾，我们现在得快快给它装上避孕环了。小到营养口服液，大到轰炸机、自寻目标导弹的项目攻关，大学什么都想去搞了，早不是蔡所说的‘开辟新智’的朝阳下的幼苗了。但什么能做大学的避孕环？（Que peut être le diaphragme de l’Université?）当学术机构也成了一只看不见自己的命运、无法自立的独眼怪兽时，谁来给大学装避孕环？Diaphragme也可指使我们看得见的眼球上的那层衣，使我们听得见的耳膜上的那层绒，使我们能记忆的心灵上的那层复写纸……。〖《哲学的权利与义务》，1990年，466页〗
D
某校要改革，那敢情好，怎么改我们都应支持。有人不想改，大多数人不想改，那么我建议那个资金雄厚、人才世界一流的光华经济管理什么的学院干脆就自己独立出去算了，好替我们马上成为世界一流，理睬某校的烂摊子，会耽误它自己的前途。综合性大学上面说过了，哪怕办成世界一流了，也仍只是民主实验室，乱哄哄一堆，总仍被绝权和独裁专制国家看不起，里面还有哲学、文学和一般的文科这样善于‘批评’和‘批判’的难对付的主儿在那儿不听话。让能世界一流的先世界一流起来，因为在中国，这等于是让能民主的先民主起来，只要能得到，我看大家还是去支持。
E
XX两年前请了一个叫德里达的法国人当了它的客座（？）荣誉（？）名誉（？）教授。我认为他是关于西方现代大学与国家与民主的关系的最重要作者，他能告诉XX，世界一流的大学也都是或更都是成问题的大学，成为世界一流，就是使自己更激烈地成问题。这样的时刻，我们当然有必要请出他来为该校说几句，让他那么说说西方大学的现状和未来，说说西方大学为什么不是一种现成的榜样，为什么西方大学和西方民主一样，从近处看也是一个问题重重，连奠基问题也没解决好，还只是将要到来，正在到来，但在到来之前早已泥牛入海的一种技术－知识－政治机构。
下面是对他的《无条件大学》（斯坦福校长讲座，也在复旦大学讲过）、《Mochlos或系科的冲突》（哥伦比亚大学研究生院成立100周年受荣誉博士时的发言）、《大学的理性原则和大学这一观念》（康奈尔大学受聘讲座教授时的发言）以及《哲学的权利与义务》一书等等中关于大学的自身奠基和在当前现实里的存身策略问题的综述。德里达至少给我们提供了描述当代大学境况的一大堆术语，用这些术语来谈，可以帮我在讨论大学问题时少说很多废话：伟大作者应该就是这个的干活。
这综述有甲、乙两版。‘乙’写于去年十二月，那时还未读到XX的改革风云。‘甲’写于读了张维迎和甘阳的XX的人事改革的发言之后。
甲、德里达论今天的大学之奠基、批判和责任
今天我们如何才能不去谈大学？在大学中，我们越来越搞 不清我们在一个或几个学科中所从事的工作，与对这种工作所处的政治－机构状况的反思之间的区别了。
在今天，大学还有我们所说的存在理由么？如果说有，那么，我们这等于是说，我们还是知道与理性与存在相关的大学的本质的，等于是说我们是知道大学的事业、终端、必然性、自证、意义、使命，简单地说就是其目的地的。
亚里士多德说，所有人都有学的欲望《形而上学》（980a）。大学说它知道怎么来教、怎么来学，也就是说它宣 称具有关于知识的知识。但它一向关注的是没有实践终极性的知识。常常是为了知识而知识。
我坚决支持为大学的新启蒙寻找启蒙之光（pour Lumiéeres d’une nouvelle Aufkl?rung universitaire）。
康德在《系科冲突》中说到大学应当在一种‘理性的观念’，在一种当前可教的知识的总体这一观念（das ganze gegenw?rtige Feld der Gelehrsamkeit）上来进行自我规范。
我们所说的大学所基的理性原则并不就是理性。我们不能泥于理性的历史，这些字和概念的历史，这些字和翻译的谜一样的场景，它们总是移置 了logos, ratio, raison, reason,Grund, ground, Vernuft等等的意思。理性是一种使交换、流通、租借、欠贷、馈赠、复原发生的东西？我们是响应理性的原则呢，还是从理性的原则出发去响应？大学是取这两种姿态里的哪一种？
响应理性的原则的召唤，这是要去作出合理的解释，用原因来理性地解释结果。这也就是用原则或理性来奠基、来辩护，来沟通了。
从理性原则出发来响应，因而也就是从大学出发来响应这种召唤，自我怀疑于这一奠基原则（康德：Satz vom Grund）的根源或基础，这不仅仅是服从于它或迎接它而已。我们这里遇到了一个循环或深渊。循环是因为我们想要理解理性原则，响应它是为了让它自己来说自己，而此时，正如海德格尔说，理性是不会去说它自己的。深渊、裂缝、Abgrund、无底洞，虚空，这指的是要找到一种关于奠基的奠基原则的不可能。这种奠基就象大学一样，是悬挂在一种独特的虚空之上的。理性的原则是理性的么？
康德的大学定义：这倒是个不坏的主意（kein übeler Einffall）：用一种半工业式的模式（gleichsam fabrikenm?ssig）,通过劳动分工（durch Vertheilung der Arbeiten）来对待科学的全体及其为科学献身的头脑们（eingentlich die derselben gewidmeten K?pfe），在那里汇聚公共教师（?ffentliche Lehrer ），教授成为各科学学科的代理人（als Depositeure），他们自己就形成一种共同的科学实体（ein Art von gelehrtem gemeinen Wesen）,一种有其自治（在那里，只有学者才能对学者作出裁断）的大学（hohe Schule）。正是由于其各系科（是一些各各遵从主要知识学科的各各不同的原则的小团体，大学人就是这样来划分的），大学才得到授权（berechigt）。康德说得非常精确：大学是一种不属于大学的权力被合法地权威化了，使大学有权来收授来自中小学的要求上进的生徒，和那些被称作博士的自由的教师（他们此时还不是所说的大学的成员），通过被普遍公认的初步的考试，以其自身的实力，来得到一个分数，也就是说去创造（creiren）这些生徒和博士们。康德强调了这种‘创造’：大学是被授权自治地去创造头衔和称号的地方。
大学是一个特权结构，它是对一种绝对的特权的专擅的铭写，是半归化的，无论是其各种项目计划、其所隐含的各种价值和评估、它所授权的各种讨论和论争的模式、惩戒的类型和所编码的再生产、它所独钟的练习文类（毕业论文、备忘录、研究论文）、它所偏爱的语言的修辞、风格、经验。
哲学和文科不光是权利的一种模式或一个因素：它是一种法律的话语、所有合法性的绝对来源，是对权利的权利、对义务的义务，对正义的正义（使正义成为正义的东西）。
大学，就是哲学，一个大学总是对一种哲学的建构（L’université,c’est la philosophie, une universitéest toujours la construction d’une philosophie.）
大学民主、哲学民主或文科民主：德里达：在每一语言内部，不论是欧洲的还是非欧洲的，我们所说的哲学（或文科）是根据时代、地域、学派、社会或社会－机构场景地有规律但各各不同地与不同的常常是相互间难以翻译的话语程序相连。哲学（或文科）的生命就在于对这种有时是危险，有时是被禁的‘语言内的（intralinguistique）’各种翻译的体验。为了有效地进入，或实际上是对这种所说的哲学具有权利，为了使哲学式民主（la démocratie philosophique）、哲学上的民主（démocratie en philpsophie ）变得可能（而实际上，没有这两者，也就没有一般意义上的民主，而民主，那种总是有待到来的民主，也正是一种哲学概念），我们应当去形成这种翻译。
本体－百科全书式大学（L’universitas onto-encyclopédique）这一概念，是与国家的某一种概念不可分的。法国哲学家与黑格尔的通信：……大学，也就是国家，也就是说一种运用到对年青的教育上的公共权力。
黑格尔写信给普鲁士教育部长奥古斯坦说到给他加薪与振兴普鲁士的教育之间的关系：……〖陛下的〗这一美好承诺的实现与部长大人您的发展科学和培养青年的高尚意图相关，而我只能认为，对我的经济状况的改善，是隶属于完成这一切的目标之下的。……随着我的年长，我有义务为我的太太和孩子们的未来操心－－而我本应该是去全身心地将我的个人资源用到我的心智发展上的，因为我现在是在为陛下的政府效劳。黑格尔在奥古斯坦面前是封建的顺民，在他的学生，高教司司长舒尔兹面前，又是一个自由主义的勇敢的煽动者了。连黑格尔这样谨小慎微的人都是时常需要舒尔兹这样的‘左派’朋友的保护的。
黑格尔说过：我们的大学和中小学是我们的教堂。《权利哲学》270节里又说到：在哲学看来，国家与宗教并不在真理和理性的内容上对立，其对立只是形式上的。
对于黑格尔而言，大学是一种绝对知识中的绝对精神的一种自写－百科全书（l’auto-encyclopedie de l’esprit absolu dans le savoir absolu）。大学是国家的本体－或－自写－百科全书式之环的一部分。
关于真理的真理的导师是不存在的。哲学教师没有此在。大学，以及给大学带去意义和真理的哲学系，为纯理性的导师们构成一种机构空间，这种空间其实只是一种理想状态，从未发生过。也就是说，大学本身是从未发生的：总只是快要发生的。
只有哲学有权利向国家索要一种无条件的自由。
国家是知识的一种形式，是照着观念世界的古老原形翻译出来的。……国家－知识是对国家－行动的一种移位。谢林说，国家不是对知识作为知识的客观翻译，而是对作为行动的原初知识的翻译。……谢林说，现代国家是一种知识的绽放。这不光是因为它是它自己所驾驭的科学的一种政治，而且是因为它是在科学的概念、科学的话语、科学的逻辑、科学的方法等等中，是照着技术－科学的节奏，来形成和改变自己的。
海德格尔说，现代大学建基于（geggründet）、建构于（gebaut）理性的原则上，‘仰赖于’（ruht）它。如果现代 大学是建立在那条关于奠基的原则上的（gründet auf dem Satz vom Grund），那么没有大学里的哪一部门是可以逃过我们的反思、责疑和怀疑的。大学的每一部分都需要我们去为它奠基、找理由。海德格尔这样说：：Woher spricht dieser Anspruch des Grundes auf seine Zustellung?海德格尔的大学哀歌：科学的进步，军事上的需要所促成的跨学科研究，对话语的狂热。海德格尔已看出，在现代大学，要让现代性配方中的理性原则与技术脱钩已不可能。
在大学里，海德格尔说，通过以信息为形式（in der Gestalt der Informaation），理性原则主导了我们所有的反映或表征（Vprstellen），决定了一个什么都要依赖于原子能的提供的时代特征。信息也就是对于新东西的最经济、最快、最清晰（不含糊，eindeutig）的储存、档案化和交流。于是，大学本身就成了电脑技术、数据库、人工智能，翻译机那样的东西。
大学的新的责任，或大学共同体的新的责任：这是一个越狱在逃（at large, ）的思想共同体的责任，他们不在乎应用研究和基础研究之间的界线。理性对于他们只是一个思想空间而已。他们责疑理性的本质和理性的原则，责疑原基、准则、彻底性和根源这样一些价值，并为这种责疑负充分的责任。他们也反思自己所处的共同体和机构。他们也深知，自己的思想会被各种社会－政治利益力量所收买。这样的思想也必然诞生在某些历史、技术－经济、政治－机构、语言条件下。是超越于大学所面对的劳动力市场和纯技术资质的规范要求的。大学思想共同体所用的是策略性的分析，时刻警觉，盯大眼睛。大学的新责任，也是我们时代的思想的新责任。
在现代性到来的过程中，康德、谢林、尼采、海德格尔还有其余很多的人都明确强调：学术责任不应在于职业形成（根据康德，学术自治的纯空间，大学的本质，位于哲学系）。鉴于现代大学的工业劳动分工的特点，康德将他所说的‘低级学科’，也就是哲学系，放到了纯理性知识的位置上，在那里，真理应该不受控制、不操心有用不有用地诉说自己，在那里，大学的意义和自治才得到捍卫。哲学系（我们可理解成笼统的文科）是一种系统维持术（architectonics）。尼采也谴责科学中的劳动分工，谴责实用文化和新闻、大学的应用性的为国家服务：别光说你有什么观点，你得去思想：Man muss nicht nur Standpunkte, sondern auch Gedanken haben!
海德格尔在他的Rectorat就职演说中说到号召大学人作三种服务劳动服务、军事服务和知识服务，认为这三种服务是在同一层次上的，一样地原创的。他之前还强调，theoria对于古希腊人而言只不过是一种最高的实践（praxis），是energeia的最典型形式。海德格尔从来谴责学科劈分和‘对职业的外在训练’的暴力，认为它们是‘懒惰和丢失本真的’。
发展中国家的大学问题也是差不多如此。其政治－－研究的政治、教的政治－－的问题性不光是集中在国家上，更是集中在国家间的军事－工业的错综上，集中在技术－经济的各种网络上，集中在国际间的或超国家的国际技术－军事轨道上。研究和教学必须要有应用性：要与技术、经济、医疗、心理－社会或与军事权力相关，必须有可租用性，可利用性、可终端化。大学常用研究轰炸机的经费来养活语言学和哲学。为了替战争、国家和国际的安全服务，我们的研究项目必须涉及所有的信息领域、知识的储存、语言和各种符号系统的功能和本质、编码和解码、翻译、在场与不在场的游戏、解释学、语义学、结构和生成语言学、语用学和修辞。甚至为战争提供心理学武器和精神治疗。大学肯为战争奉献出它的一切。因为战争经费的好大一部分最后都进了大学，不光只有美国是这样。
当代大学也与战争的新概念、游戏策略和理论、武器生产、军事技术－科学、军事－工业之间的错综之经济，与所有领域内的武器与科学研究等等相关。
在过去的八个多世纪里，‘大学’是我们的对那个从既从我们的社会自己身上投射出去，反过来又嫉恨地反观它，既解放它又控制它的，由我们的社会里增补、延续出来的一种机体的称呼。在这种双重名号下，大学被审查着来代表和反映我们的社会。从某种程度上说，大学一直在乖乖地这么做。它在替我们再生产出社会所需的景图、眼光、冲突、矛盾、游戏和差异，甚至是整个机体中的有机重组所需的欲望。在大学的‘现代’话语中，那种有机论话语总是与那种‘技术－工业’话语相连。
大学是再生产式的教育，和国家或国家间的或超国家的资本力量所操纵的技术－政治可租用性的算计。
在大学中，知识与权力、理性与performativité、形而上学和技术掌握不可分。大学也是一个产品，是一个configuration topologique（分布构形，类型构形）。
大学成员不是本质意义上的学者：他们是政府的代理，担负着使命，是权力的工具。除了大学成员，大学场里还包括：公共或私立的行政、预算决策人、信用和名望的归属和分配、全部的出版和档案机构、编辑和新闻权力。
大学人是理论技术员、知道者和教者。
当代大学人的情怀：不稳定的氛围（pathos）、间断性的绝望、来自艰苦或嘲弄的打击、日常矛盾、斗争的欲望、同时面对好几个战线的军事状态、既需守卫、又需冒险、面对权力时的甜蜜的无用感……
我们大学人时时在与大学签下新的契约：一次阅读、一次阐释、一种理论模型的建构、一种论争的修辞、对一种史料的处理，甚至是一个数学公式，都在将一种新的机构概念推入游戏，成为一份新签下的合同。
系科之间的阶级斗争不可避免。
政府、国家与民族的根源是无理性的，大学之源 也是无理性的。
大学的新的责任无法抵挡：它超越我们的各种表征、良心、个人和团体的主体行动，超越系科之间的限制，超越铭写其中的机构－政治的限制。
柏林大学：一种绝对的司法权威授予的国家－哲学奠基。（2003年7月23日）
B版：德里达论什么是教授、明天的文科和无条件大学
也许，大学和文科不是无望，而是当前世界格局里已容不下它们了。大学和文科不是好不好的问题，而是有没有的问题了。至少，大学和文科里已没有我们可‘守’的东西了。我们每个大学人现在都是身背大学和文科的空壳的落荒者，正惶惶不得终日。我们是栖息地被侵占的濒危动物了。全球化、虚拟的资本化、风险和技术对这个世界的挟持等等，使大学和文科的未来成了需要我们一寸寸地去争取、实现的可能，成了一种不可能里的可能，无论是在西方，还是在中国。
在这种新处境下，西方的文科和我们的文科现在倒是在很多方面处在较接近的位置上了，它们之间虽然仍是无法公度、难有共同语言，但至少都是受害者，都有共同的紧迫而重大的生存自救，为大学创出一番新天地来的光荣责任和困难任务在肩上了。而照德里达和康德说来，大学的那些无条件的权利，大学在社会中的新的责任，正要靠文科（而不是别的任何力量！）来争取、完成和保持。不论我们文科现在处于何种水平，它们都必须在目前的新处境里根本地反思自己的奠基原则和传统实践，去开始批判，用它们的比批判还批判的批判使大学在浑噩的新世界里继续成为抵抗和反叛的根据地，大学和文科再没有什么可退的了。
在那么多的人问了什么是‘知识分子？’、‘什么是大学？’之后，让我们再跟着德里达和康德来问问‘教授是干什么的？’，“明天的文科是怎么样的？”，‘什么是今天的大学的责任和权利？’，这也许是建设明天的文科和无条件大学的一个有意思的开始。
一、那么，就先来问什么是教授？学究德里达这次是写了一篇《无条件大学》（这是他在复旦大学的演讲《教授作为一种信念的职业和无条件大学》内容，最初是1991年斯坦福校长讲座上的一个发言），规矩地从拉丁文词根解释起：professor就是 进行profess的人，是profiteor, professus sum, eri; pro, et factoeor〖从寓言、虚构或‘似乎’的角度去说话的人〗， profess在英语和法语里都指‘公开、当众宣告’。牛津英语大词典说，十四世纪时这个词还只是宗教上的意思，‘为某个宗教职位而起誓’，要别人将自己的话当真。profess因此总是一种奥斯汀所说的执事言语行为，教授所说的不只是内容和理论，他总在给出某种许诺，教授的若有所思、他嘴里的‘似乎’、‘在我看来’是象预言家的话那样可畏的，某种程度上讲是象昆德拉所说的小说真理的言说者赛万提斯、拉伯雷、卡夫卡一样给我们带来说不定会让我们吃不了兜着走的真理的人〖《再没有不在场证据》，斯坦福，2002年，第214－5页〗。
教授的职业是一种‘信念的职业’，一个教授的行为，看上去就象是在要求我们允许他不忠于或背叛他生长于其中的那一习惯性执业。教授为了profess他的真理而背叛自己的职业，他在做一种宣谕式的介入，他公开、当众说出跟真理有关的研究、知识和思想，并承担由此生发的一切后果〖同上，第202页〗。他做了了比说出某一内容更多的事。他在社会中执行了一种只有他有资格来执行和合法化的事。
德里达用奥斯汀的术语来描述教授对他的profession的实行的两个方面：一是执事行为，一是指事行为。去 profess就是去成为一个教授。无疑，即使在profess时也仍要去教知识，但当教授是许诺着去承担光是知和教的行为仍无法穷尽的责任，是要去做有时连他自己还暂时不明白的事，他总是要去做比他所能做、所能想着去做的还更厉害得多的事。有时他的确有点不知道他自己在说什么，在写什么，在做什么。教授也是作者，他批判也创造，阅读也写作。教授总是使他的所说、所做成为一个事件。他总必须被一套现成的规范或约定俗成的虚构、被这些规范和虚构背后的那一机构共同体所授权，这是他的‘授’的前提〖同上，217－8页〗。他必须依靠这些规范和虚构来完成其功能，甚至利用它们来成就自己的志向，可是他的成就也必须以批判、解构这些规范、以他对文科和大学的支撑原则的怀疑和批判的深度来衡量。
这样的教授如今不光呆在传统的大学围墙内，而且也已缠身在一种‘关于虚拟性的政治’，一种关于世界的世界化（mondialisation, worldwide-ization）的数码空间中的虚拟性的政治里了。他所在的大学在全球化或世界的世界化里已象股票似地上市，它已不是康德和柏林大学时代的自然机体或工业机器。学术交往、讨论、出版、档案化在今天都被去本地化、虚拟化了〖同上，203页〗。我们不去解构大学，来自全球资本主义、技术－媒体空间的解构也就总那么发生到了大学身上。来自技术、经济、媒体的解构和对各种虚拟的技术化和资本化搅扰了大学栖息地，打乱了大学原来的地形分布，大学本身就已是漂在跨国资本、经济－技术－军事预算、大公司小股东们的开发计划的汪洋上的浮萍了。大学一向被我们当作一个抵抗的根据地，但它早也已是一个被大公司、民族国家和跨国资本的经济权力、媒体、意识形态、宗教和文化权力等渗透和包养的‘白区’，它做了二奶，它三陪了。在它能作出抵抗之前，大学先必须洗刷、反省、解构自己了，它的振作需从解构它自己的历史和创建原则开始。而这一急需的解构任务则光荣地落在了‘明天的文科’身上，德里达说。
文科教授在问别的问题之前，先得问这样的问题：‘什么是‘profess’?’‘教授的职业与别的行当和手艺之间有什么差异’？‘别的职业的人所得到的授权与大学教授所得到的授权有什么不一样’？‘我们现在的大学是否与以洪堡的柏林大学为典范的古典－现代式大学不大一样了’？〖同上，220－21页〗。明天的文科与以信念为职业的教授一样，必须去完成这样一种不可能的任务：不光要去抵抗全球化，而且还必须去革命、推翻和祛除它和他所寄身的权威，甚至大学、文科和教授自己的权威。文科教授的反叛必须从反叛他自己和他所处身的权威开始，甚至从反叛他自己的反叛，反叛使他作出反叛的那些原则开始。他责疑，他也责疑使他能够责疑的那些基则，责疑使他认这些基则为基则的那些前提。所以明天的文科对于文科教授来讲是一种为他自己而不是他的学生们设下许多不可能逾越的障碍、不断让他自己不及格的训练场、磨刀石。大学是教授们的炼狱了。它象小女儿们玩的‘跳房子游戏’一样，在划好的极受拘束的格子里跳出无穷的花样和乐趣来，以限制、怀疑、批判自己来博得喝彩。文科教授一方面以说‘也许’、as if ’和‘如果’为职业，另一方面，他也敢直面文化、意识形态、政治、经济等等给他制造的不可能，以完成这种不可能为目标〖同上，236页〗。文科教授们要使大学也成为这样一块永远革新着的试验田，一个傅立叶式的制度、信念和意向的实验室，一个能容纳各种、任何实验室的大实验室。
二、过去二十年里，德里达几次以康德的《系科的冲突》为参照，申述今天的大学的权利和责任。他在这些文章和访谈里认为，我们今天对大学和文科的认识（在康德的《系科的冲突》里被笼统地称为‘哲学系’）仍跳不过康德在那一著作里构筑的大学内各系科之间的基本的制约关系和大学与社会、政治的交叉关系。而且由于现代大学的楷模柏林大学就是在康德写了这个著作几年后成立，所以，我们二百年的大学实践中早已借鉴了康德的这一构想不少。所以，我们今天讨论大学是什么，仍必须回到康德晚年对大学及其各系科之间的关系的认识之上。越是康德的话在今天仍有指导意义，我们就越应想到我们的大学理想的实现非但还早，可能正越来越渺茫。我们可能必须豁出去来保卫大学理想了。康德的关于那些系科原则的构想说不定只是我们所剩下的唯一的大学遗产了。
康德在《系科的冲突》一书里将大学学科分为二部分：作为权力的贯彻、执行者、政府的代理人、负使命者和权力的工具（Instrumente der Regierung）的神学、法学和医学系，和长于批判、阐释的‘哲学系’。后者以审视其它学科的真理、关于真理的真理性为业，但并不负责这些它所看出的真理的实施。哲学系（包括理性科学（认知）和历史科学（认知））或文科，却是不及物的。它在大学范围内活动，它的话语只在大学范围内有效，只要在大学范围内，它的怀疑、思考与阐释可以是无止境的、无论多么激进都不要紧（7：5， 6）。
文科好象是大学的‘内功’，它不出手，出手的是笼统地所讲的神学、法学、医学系。文科是要来审视和反省它们的出手。文科为什么没法有效地干预社会？康德说那是因为民众常常不是由无知者构成，而是由Idioten（愚木者）构成，他们只要救国救民的实干家和生意人来替他们当家作主，让神学系、法学系、医学系这样的执行权力系科去对付他们反倒更合适，后者显然更世故，拿他们更有办法，自己也更适于、乐于替政府去操办民生，敢说什么都包在我身上。
康德的大学构架有点象社会或政治制度，是一种三权分立的制衡系统，大学或权力科学、文科、君主或共和政府本身都有可能做坏事，必须使它们互相制约，各自作出独特的贡献。君主和政府的意志通过神学、法学、医学系而贯彻到人类事务上。理性科学保证大学实践的理性水平，历史性科学（历史学、地理学、语言学和各人文学科）或文科对各系科的真理的真理性作进一步的考究和认证。君主和政府对大学的权力科学具有最终否决权，就象它们对议会里的执政党的组阁和议案有最终否决权一样。这一否决权在今天看来仍有意义，因为大学，尤其是其权力科学们在今天也是一个不好好防范它就会做出吓人的灾难性的事来的机构。在大学里，有些系科如文科常受到欺负或不公平的宠、辱。政府的政策必须能有助于大学内的民主格局，对文科的扶持就象国家需要花一些钱来搞选举，给在野党议员和影子内阁发工资来维持民主一样。
康德的《系科的冲突》为明天的大学政治划出了各权利方的战略布局：人文学者、负责科学事务的研究者和作为政府权力的工具的专家、顾问，还有大学内与大学外的各行动方，他们各各执行自己的功能，达到动态平衡。康德的布局里，文科是低一等的系科，但它拥有绝对的自由，也就是批判的自由，有责问一切的自由，但它只是‘大学内’的话语，不是本质性的理论判断。它要‘公共地展示真理（?ffentliche Darstellung der Warhrheit）’。康德把大学的各系科比做不列颠的议会制度。文科总是反对党，是‘左’的，法学、神学、医学之类总是执政党，有点‘右’，这种种‘左’、‘右’之争反而教育了政府这个学生弄明白什么是对它真正有用的，什么只是好听而不中用的。大学各系科的冲突永不会终止，哲学和文科如康德所说‘应从头至尾被武装’。文科所要探讨和阐释的真理总是受到威胁，因为那些高级学科总是老三老四地要来管制和主导它（Begierde zu herrschen），而且总是前者得了手。
在今天的大学内，‘知识与权力、理性和绩效（performativité）、形而上学和技术主导是不可分的’，‘大学本身也是一个产品了，甚至可以说是形而上学和技术这一对纠缠着的夫妇育下的婴儿’〖德里达《论哲学的权利》，1990年，414页〗。今天的大学是由政府预算决策者、由部长、董事会的投资主管，出版、档案化和编辑、媒体的操作者掌管。各种基金和投资拉拢和包养着大学内的系科，各学科之间不光有真理问题之争，还有严重的利益之争。另一方面，大学象个大赛马场，象个股票交易所，象足球联赛，又需要象康德所说的那样，要由政府拿出它的‘反－权力’出面来维持秩序、保持大学的竟争生态。
其中的一个政策目标就是仍象康德所说必须还文科的对大学的一切行为的批判权利。文科一直以来都被象工业组织一样的技术－经济学科所绑架，被穿了小鞋，被篡夺了它的反思和批判权利。大学本身无法还文科以权利，因为大学本身是由待文科来批判它的，文科必须由大学以外的力量，必须尤其通过我们这些大学人对创建大学的根本原则的无条件的批判，必须把现存的各种机构性力量解构、解构再解构，来使它恢复批判职能。照康德的看法是还必须由政府的介入或名义上的存在，特别是它对占优势的权力科学的制约，来实际或虚拟地维持这一能确保竞争的秩序，来使文科处在积极的批判状态。
让文科重新成为大学各系科的康德所说的审查者，其实也符合大学的最大利益。大学是要向社会说出真理，作出判 断和批判，以最严格的标准来进行各种批评，去认知，使我们感受到并决定什么是真什么是假。但大学在今天也常常一不小心就要对什么是正义的什么是道德的这类事作出判断，很容易成为一个独裁者、甚至暴君；这类价值判断之类的事仍应交给以批判之理性和自由为职任的文科来做，因为在大学里，文科是唯一一个既批判别人，也一样地来严厉批判自己的主儿。德里达趁机就说文科必须去解构，大学、权力学科等等也需要文科来解构。而在今天的大学先已被全球化、世界的世界化或各种政治、经济军事力量解构的残局里，来自文科的解构反而显得象是重组和复兴了〖同上，423－24页〗。
今天的文科需要‘超度’（überleben, fortleben、重生）, 这是德里达借自本雅明的一个词〖同上，422页〗。一个本身还需要超度和重生的系科却负责着大学的共同体政治的恢复和自由，这就是明天的文科的‘必需但不可能’的任务。文科自身的自救和生存、文科为大学的权利、责任和自由所负的责任，实际上体现和实现在‘我们的课程或讨论班的每一字句’，体现在‘我们的每一写作、阅读或阐释的行动中’。‘我们对一个理论要素、一首诗、一个哲学论题、一个神学命题的阐释，同时也是在提出一种机构模型’，在形成围绕一个文本的阐释而形成的阐释者共同体的政治，也就是在宣告我们想要形成什么样的大学，大学的未来隐含在我们此时作出的每一行动里（罗蒂在《文科知识分子十一条》里也说到，大家共读一些书，老师要学生读一些曾使老师自己激动和感动过的书，发出一些‘仪式性的噪音’，做个‘社会福音派或解放神学牧师’，这就已经是在形成传统，在锻造文科研究者共同体了〖《哲学与社会希望》，企鹅，1999年，128页〗。）。
在文科人的每一阅读和写作行动里，政府、大学、系科、学术团体和学者之间不断地重订和改变着合同。在我阅读苏格拉底的一次回答、《资本论》或《芬尼根守灵》的一个片断，康德的《系科的冲突》时，我实际上是在与大学以及其其它各种机构，在与社会的各种主导机构和力量之间重新谈判 和签下新的合同〖《论哲学的权利》，421－3页〗。这可能就是德里达所说的解构，今天的文科对自身的解构：比批判更批判，批判批判的批判。文科使大学人对自己的执业、资质和绩效的规则不断提出质疑， 对其背后的政治－机构进行揭露，责疑大学的各种新的责任和承诺，不断使大学和文科自身继承的各种政治－伦理规矩成问题。
三、下面让我们再就着康德的文本，将他所阐述的大学构架和关系朴素地缩写出来。
1794年，七十一岁的康德由于神学系几个又红又专的小人打他小报告，侮辱性地收到新上位的少主弗里德利希.威廉二世的警告信，被责备在《纯理性限度内的宗教》一文中‘违背了对年青人的教育和看护责任’，被要求‘将你的权威和才干用到我们父君事业的不断进步’上。《系科的冲突》的开头是康德在给二世回信中的幽默、凛然的辩护：我那本书对于公众是不可理解的，是无缘于他们的，它是来自大学系科的学者之间的辩论，人民是察觉不到它的（7：8），只要大学各系科总能当众来批判和审判我的写作，我写了什么对君主、政府又有什么关系？康德这个老滑头甚至趁机调戏少不更事的君主的轻信和无知。他说上帝、基督教之类我真是太需要了，好来限制我的理性，少出一些错呀，我甚至希望上帝之类的东西能再多一些，都来治我呢（7：10）。
康德无情地告诉他那不懂事的少主和今天的想凌驾到大学头上来的各种力量：大学的功能就是制造出一些头衔出来（布迪厄对这句话很着迷，他的《学术人》里有专门的一章来写康德的这本《系科的冲突》，他在那里将它说成是自我我册封、自我权威化、双重合法化、垄断合法化手段、互相合法化、互赠权威等等），去宣告大学生是公众的教师，政府的工具（7：18）。神学、法学和医学（还有今天的商学院、经济管理学院、公共卫生学院）这些学科之所以高级，就因为它们的教学符合政府的利益，是政府的喉舌。那些用来照看科学自身的利益的学科只好被称作低级学科了。政府必须审查那些高级学科，而象文科这样的低级学科则只需学者们自己的理性来审查就可以（7：19）。哲学系或文科必须成为一个在其教学上摆脱政府命令的学科；它并不发命令，只自由地评估一切，只关心科学和真理（7：20），让理性当众说出真话。它是大学里的纠察队，但只说破，不执法。
那些作为政府的工具的神学院、法学院、商学院、医学院不应该去与那些低级学科拎不清，而应该有自知之明，保持被尊敬的距离，不要让理性的自由运用损及这些高级学科的地位上的尊严（7：23）。那些高级学科必须忍受来自哲学系或文科的当众反对或怀疑，那怕再是觉得对方太刺毛，因为要是没有文科的反对和怀疑，这些高级学科真的会稳坐钓鱼台，开始专制和残暴起来。政府为什么必须容忍哲学系或文科来反对和怀疑自己的爪牙？因为政府如禁止，那等于是它在跟自己过不去，在违背政府自己的根本目的了（7：28， 29）。
大学各系科为了争夺在人民中的影响力，总会相互打架着去争宠，每一方都努力要人民确信自己最明白事理，能给人民带来最大福利。而人民是怎样一个主儿呢？他们的所谓福利决不会是自由和理性的自由运用，人民天性上就只看重三样东西：死后仍幸福，活在这个社会时要有一部公法来保护他们的财产，再就是指望有身体上的享乐，至少是想健康长寿（7：30）。这些方面，哲学系和文科就使不上劲，文科会教导人民做一个正直的人，快乐时要节制，有了病要耐心，首先要学会自力更生。人民听了这些文科人的傻话会生气的。他们只想知道犯了法如何可以不判罪，一辈子坏事做绝，临终如何能拿到去天堂的机票。在这样的情势下，政府必须自己拎得清，明白是谁最忠心地在帮衬它的利益，替它把着最后的关，所以它哪怕对文科下了黑手，也终会后悔。
商学院、法学院、神学院、经济学家、政策专家和心理专家在为人民谋福利方面是大大地将文科打压下去了，他们是‘甜言蜜语的安慰者’，是‘魔术师’，是‘奇迹制造者（Wunderm?nner）’（7：31），总有一大帮人背弃哲学系或文科，投诚到这样一些专家的行列，做了预言家、治疗师、研究员、顾问。所以哲学系或文科必须公开挑战这些高级学科，掣肘它们，揭穿它们用迷信，用一些故作神秘的仪式来欺骗人民。因为人民总是喜欢被领导，喜欢听煽动性的语言，喜欢受专家的骗（7：31）。
哲学系或文科的任务就是使大学内各系科之间的冲突永远进行下去。‘哲学系永远不应该放下手中的武器，因为它受托保护的真理正受到威胁，因为那些高级学科永远都不会放弃做大欺小的企图。政府应管住那些高级学科，但决不该去管文科，因为要不然政府就落到一个学者的角色上了，这不就跌份了么？’相反，政府是一个常常吃了亏自己还不知道的角色，哲学系和文科好心地来提醒它，是它的好帮手（7：35）。政府给哲学系和文科以自由，让它自由地运用理性，最终得好处的反而是政府：如果能使人类精神摆脱锁链，政府反而能得到人民的更由衷的服从（bereitwilligern Gehorsam）（7：5）－－大家注意康德的这种奇怪的经济学，而正是这种过来人的老辣口气使洪堡这样的后来者坚定了实践他这里提出的大学理想的决心。
四、如今，基金会、赞助商、政府诱导式拨款等等已把大学玩弄得没一丝儿骨气。照德里达说，现在的大学都可能达不到康德时代的自治水平。对无条件大学的追求在过去从来没有成功过，在将来也更难成功，但我们只能去继续追求，每一个大学人都必须明白这是在绝境中求自存。
无条件大学不光要求学术自由，一种用来责疑和主张的无条件的自由，甚至是当众说出涉及到真理的研究、知识和思想所要求的一切的自由。德里达说，解构阴错阳差地在当今大学和文科内有了特别的地位，可成为大学和文科进行抵抗和进行‘公民不服从’的策略了。‘思想是那种根据高于一切法则之上的法则要求我们去抵抗和提出异议的东西’〖《再没有不在场证据》，2002年，208页〗。我们不得不为这一法则，这一建立在超越这一法则的正义之上，并要我们去解构这一主权的无条件性，在历史里保持一切确定的权利，去打开一个没有限制的空间而努力〖同上，208页〗。无条件大学这一说法是一种呼吁，一种介入，一个承诺，一次信念的行动，一种信仰的宣告，一次信仰的坦白。
明天的文科与无条件大学息息相关。德里达认为它当前必须：（1）进一步探讨‘什么是属于人自己的’、什么是人权和女权，什么是反人类罪，将它们看作是一种许诺 着更多的东西的东西，是一种performative，需要我们反复去论证和认证的东西。
（2）以同样的方式来对待民主的历史和主权的概念，现实地认识大学和大学内的文科所需生存其中的那种无条件性。
（3）将文学突现为一种具有performative力量的机构，将它当作无条件地说出一切或不说出一切的权利，将它看作是民主和大学所需的无条件主权的基础〖同上，231－33页〗。广义上讲的文学（红娘嘲弄张生的那种意思：我只道你文学〖文、学〗海样深，谁知你……）或写作在今天有象康德所说的哲学系所担负的理性批判的责任，已成为无条件性的一个发源地和生存地。
在不可能中争取来的可能，这就是明天的文科，就是我们要用来移置今天的大学的无望的作为批判的脚手架的无条件大学。然而，为我们争取明天的无条件大学的文科教授在哪里？首先是，如何安置今天的那些无法担当那种无条件的批判责任的那些昏乱的文科头目们，让他们不要来阻挡我们对无条件大学的追求？我们需切记：文科是大学批判的发动机，腐败的文科头目们的自慰或不举，会压制文科后生们的前冲血性，批判角斗场成为理论三陪屋，菩萨挡住了庙门，这最终会耽误整个大学未来。我们千万不能让这样的事真的发生在我们的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