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恒的挑衅”：论福柯的权力与战争

摘要：福柯反转了克劳塞维茨的命题，在概念史中重新发掘出“政治是战争的延续”这一论述的诞生过程，并建立了权力与战争之间的谱系学关联。权力不是牢不可破的铁笼，而是一张脆弱的网络。在《规训与惩罚》与《必须保卫社会》的论述中，福柯揭示了权力与战争的同构性。权力处境既不稳定又永恒的特性，正因为战争逻辑本身的暂时性与持久性。福柯对“二元图式”的划分与隔离作用的阐释，则进一步展示了权力技术与话语实践对人类主体的强大塑造作用。

在《规训与惩罚》中，福柯常常使用“战斗”（agonism）“战争”“策略”等与军事相关的词语来分析权力和社会。他将克劳塞维茨提出的“战争仅仅是政治的延续”反转为“政治是战争通过其他手段的继续”。在《规训与惩罚》中，福柯写下了与该句句意相同的表达：“‘政治’作为防止国内动乱的基本手段，即使不是被严格地视为战争的延续，也至少是被视为军事模式的延续。”建立政治和战争的联系是近代西方政治哲学的重要传统。霍布斯作为这一传统中最为重要的哲人，将人类社会的自然状态设定为战争状态，认为人类每时每刻都在进行权力的博弈。在暴死的恐惧笼罩下，人与人会进行激烈的、以强凌弱的竞争。自然状态中，人们的一切生活都是不稳定的、短暂的，甚至是贫困的、可怜的。福柯也将现代社会的纪律状态类比为一种战争状态。他认为，这是“一场人人对人人的无情战争”。这一判断是否暗示着现代社会权力关系也是短暂而不稳定的？“权力到处都有，这不是说它囊括一切，而是指它来自各处”，由福柯揭示的无处不在的、精细的权力关系网络成为了现代人窥见社会“阴暗面”的起点。“权力关系的网络最终形成了一个贯穿各个机制和制度”，全景敞视监狱的设想更让身处其中的现代读者，产生了一种近乎“无处可逃”的绝望感。尽管他一再强调这个权力的统治网络是“从来不完全稳定的”，每一个结点都可能发生权力的颠覆，但人们却往往直接忽略了这个观点。要重新发现福柯所揭示的权力关系的脆弱性，我们必须重返其关于权力与战争的论述。

霍耐特（Axel Honneth）在《从话语分析到权力理论：斗争作为社会的范式》一文中提出了对福柯战争状态理论的批评。他认为，福柯在进入“历史编纂的领域”前，没有澄清动态的权力是如何将不稳定的、多次的社会斗争，转化为稳定的、制度化的社会统治结构的，亦即未回应帕森斯（Talcott Parsons）（针对霍布斯战争状态）所提出的“社会秩序何以可能”的问题。然而，这一矛盾在福柯的论述中，真的无法化解吗？我们可以重审现代社会的权力关系、战争状态的所指以及福柯本人的叙述方式，对霍耐特提出的问题进行更深的考察。从自然状态到纪律社会，人类社会呈现出的战争状态是同一的吗？一些学者探讨过福柯的“战争”观，其内容多集中于将其与霍布斯的战争政治哲学思想进行对比。我们可以将《规训与惩罚》中的“隔离”机制，与《必须保卫社会》中作为战争源泉的“种族区分”这两条线索并置，分析权力和战争的同一性，更好地理解福柯进行上述类比时，其深层的现实关切。

尽管福柯一生没有专门写过以“权力”为主题的著作，他也不认为“权力”是自己研究的主要对象，但“权力”仍然是他的理论体系中的重要概念。在《规训与惩罚》（1975年出版专著）《必须保卫社会》（1976年课堂讲稿）中进行了对权力与战争关系的论述。故而，笔者将借助福柯权力谱系学时期的这两份关键文本，重新审视霍耐特对福柯的批评，探究战争与权力的关系。

一、“永恒的挑衅”：权力的永恒性与脆弱性

在具体分析福柯的理论框架前，我们需要明晰他所谈论的“权力”的内涵。在《规训与惩罚》中，福柯考察了三个时期的惩罚权力 。中世纪末的惩罚权力，是一种国王对臣民身体的强制控制。“清算罪过的残暴用无限的权力组织了毁灭邪恶的仪式”，通过对犯人承受酷刑的场景的“景观化”，王权的至高无上性自然流露。18世纪后，惩罚权力的运作方式走向温和化，建立了“障碍—符号”体系。“惩罚应该成为一个学校而不是一个节日， 成为一本永远打开的书而不是一种仪式。” 此时的惩罚权力经济学运作于个人的精神、灵魂，是一种对人的精神的长久且持续的影响。在19世纪，剥夺人的自由、对人进行改造的刑事监禁成为了时兴的惩罚权力机制。人的肉体再次变为惩罚权力直接控制的对象，但其惩罚的方式不再是对肉体的折磨，而是对肉体进行训练。

以上三个时期里，权力都是“一伙人对另一伙人”施展的，是建立在人与人有所联系的基础上的。在福柯没有提及的古希腊罗马时期，人们对奴隶的惩罚几乎完全没有呈现出“人性”，把奴隶当成物来“修正、使用、消费和毁坏”。这种“一伙人对一类物”的权力被福柯排除在了对权力关系的讨论之外。尽管在法西斯统治、集中营等极端状态下，以暴力为本质的权力关系会赤裸裸地呈现，但这种完全不平衡的“人—物”型的极权关系，正是福柯所想要改善和避免的。 三个时期的权力机制都是互动性的，权力网络并不意味着对人的自由进行铁笼般的禁锢。无论是王权，还是纪律社会的微观权力，其命令与惩罚的目的通常不是“消灭”另一伙人，而在于控制某种不符合自身政治意图的行动，或平息伤害了社会集体情感的罪恶，毕竟“任何一种犯罪都侵犯了整个社会”。“权力不是一种制度，不是一个结构，也不是某些人天生就有的某种力量，它是大家在既定社会中给予一个复杂的策略性处境的名称”，权力作为策略性处境，是以战争的形式呈现的。战争中必备的抵抗、对手、策略三个要素构成了权力关系的循环。对手的存在和敌意是战争（竞争）开启的原因，人们针对具体的对手与竞争标的，制定并施展策略。策略的斗争、权力的博弈，必须以对手抵抗的长期存在作为前提，才是有意义的。人们所看到的“强制”和“统治”的表象，往往需要两方主体的主动互动，双方都有占上风的机会，“每一点都有可能发生冲突、斗争，甚至发生暂时的权力关系的颠倒”。常有读者误把权力等同于压迫，把权力当成占有和控制，将国王、监狱看作永恒控制的牢不可破的象征。实际上，福柯想强调的不是某一掌权者永久性，或某种权力机制的不可易。权力关系是一种由两方对立主体运作的斗争游戏，这种斗争环境的永恒性和扩张性才是福柯意图展现的。“一个人深陷枷锁的奴役状态就并非权力关系，只有他能移动，有逃脱的机会，才构成权力关系。”主体持续拥有抵抗的意愿，且这类抵抗具有成功的可能性。社会（至少在纪律社会）中的“对手”的二元对立长久地存在着。这种对立本质上是动态且不稳定的，它可能不引起争斗，也可能引起争斗。用福柯的话来讲，权力关系应当被理解为“永恒的挑衅”。

权力是在对抗中体现的，权力的缺陷也来源于它对对抗形式的依赖。“权力不是全知全能的，……它是眼盲的，因为它处于死胡同中。”正因如此，权力网络需要依赖考试、锻炼、监视等各种技术来维持。上位者通过这些技术形式来巩固其优势，同时又维系着下位者的生存，令这种不平等的关系达到暂时的平衡。尽管福柯多次提到了抵抗内在于权力，却没有给予下位者抵抗的胜利同等充分的论述。挑衅和骚动的“永恒”让下位者难以看到自己实现地位逆转的具体途径。那些挑战上位者的起义者、造反者，他们不仅没能成功倒转权力处境，反而被看作是“不正常”的。在《规训与惩罚》第四部分第二章中，福柯记录了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例子，自由的贝阿斯被判处了两年教养。“他热爱自由，别人把这视为不正常，但这与他有什么相干？”贝阿斯没有做出伤害他人的行为，他没有固定的职业、稳定的家庭生活。他这种自由独立的浪子生活被视作不符合社会规范的、“无纪律”的。然而，正是这种未经筹划的生活方式，在无意间践行了对纪律社会的一种微观反抗。上位者倚仗的权力技术在话语上将“自由”解释为“游惰”，又将贝阿斯纳入教养体系，企图将其改造为更有能力、更有纪律的人。据此来看，权力怎么可能是脆弱的呢？

需要明确的是，处于权力处境之中的上位者显然是强于下位者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权力处境本身是稳固的。在监狱中，典狱长可以运用各种手段，实现对犯人全身心的控制。但是如果遇到“攻占巴士底狱”这类打破整个监狱权力网络的事件，典狱长的各种有力手段都会失效。真正强大的，是权力处境当中的上位者所运用的“策略”和手段，而非权力处境本身。我们会发现，打破这些小型权力体系其实并没有那么难，在二十世纪的众多运动中，攻占监狱、关闭学校等行动屡见不鲜。阻断权力网络中的某个环节也有可能使其停摆。在现代社会，如果司法体系缺少了鉴定人员，法院似乎就永远不可能做出公正的判决了。一旦失去了身份证明，社会体系就无法认定这个人的具体身份了。这个庞大的权力技术体系，伴随着科学的知识体系的发展被逐渐建构起来。通过对个人的观察、记录，上位者实现了对人的规训和控制。“这种把现实生活变成文字的做法不再是把人英雄化，而是一种客体化和征服。”伴随着主体的作用不断被削弱，英雄、伟人的影响力无法撼动由精密程序设定好的社会进程。现代社会权力体系的根基不再是情感联结或血缘纽带，而是文字档案和科学技术。“个案化看上去是精确编纂的法典的最终目标”，人们对主体的辨识已不再依赖于其功绩或卡里斯马魅力，而是依靠容易损坏的纸张、容易丢失的证件和依赖电力的数据库。现代权力网络建立在这些看似稳定却异常脆弱的技术手段之上。至此，权力处境的脆弱性已经清晰地呈现出来。

正如霍耐特所质疑的，如果社会的各种权力关系都是不稳定的、暂时的，我们感受到的秩序和稳定难道是一种对“暂时”的误解的幻觉吗？在重视社会秩序一派的理论家看来，福柯把权力体系建立在“斗争”之上，导致“一种非常有局限的权力关系的每一次确立，都已经以斗争的中断为前提条件”，而斗争的“中断”又和福柯所强调的战争的永恒性产生了矛盾。霍耐特认为：“福柯无法为这种尝试——即单独从无所不在的策略冲突中得出社会权力关系的概念——导致的疑难进行辩解。”就没有解决“霍布斯问题”的这一批评而言，福柯在1972年的采访中已经进行了回应：“传统社会学多是提出这一类问题：社会怎样能使诸个体共存？……而我则对相反的问题感兴趣，或者不妨说，对这个问题的反面答案感兴趣：社会通过怎样的排斥体系，清除什么人，建立怎样的划分，借助怎样的否定和摒弃手段才得以运作。”正如很难在帕森斯的体系中找到“冲突”的位置，我们很难强求福柯去谈论一个他主观上不那么注重的问题。后世学人试图弥合不稳定性和稳定性之间的罅隙，他们在福柯后期的论述中找到了更多的回应这个问题的方法。他从权力谱系转向治理术与自我技术的探讨，为理解主体如何重新确立自我在社会之中的存在提供了新的路径。尽管如此，我们仍需发问，福柯为何“明知不可而为之”，在早期的理论中建立这样一种又不稳定、又稳定的，似乎是自相矛盾的理论体系？社会内部的排斥、划分和否定，在何种程度上对社会秩序的建构具有重大的意义。这恰恰要求我们我们对“抵抗”的源头——“战争”话语进行考察。

二、战争的话语史：二元图式对权力的影响

“较之用‘根本敌意’（antagonism）而言，用‘战斗’（agonism）来谈论权力关系，也许更为恰当。”政治是战争通过其他手段的继续。政治权力处境的脆弱性，脱胎于战争形式的短暂性。每场战争终有落幕，即使战局如特洛伊战争那般精彩，将领如阿喀琉斯那样神勇，战争的终局仍然是势不可挡的。但同时，在中世纪晚期以前，战争也是人们生活的常态。《荷马史诗》彰显了战斗（agonism）对希腊人荣誉的重要性，《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同样让我们看到战争、政治、日常生活都在同一环境下进行。罗马更是这种结构的典范，公民和军团成员是合一的。过去，“军民一体”的提倡根本不会出现，因为军事和政治本身就是合一的，没有二分过。通过对历史的考察，福柯认识到，永恒战争是一种与“哲学—法律”话语体系相对的“历史—政治”话语体系的建构，这是17世纪政治家们的建构。在《规训与惩罚》中，福柯把“法学家或哲学家”期望建立的社会称为“社会共同体的原始模式”，而士兵和纪律专家所建设的则是纪律社会。前一种模式，与涂尔干、帕森斯所设想的由价值所联结的有秩序的共同体生活相似；后一种模式，则与福柯自己所提出的规训社会和惩罚权力网络一致。为探讨纪律社会的权力网络如何运作，为何战争话语重新进入了人们的生活，尤其是为理解现代社会为何会走向种族主义、法西斯主义等极端形态，福柯将目光转向了对士兵、战争及军事话语形态演变的考察。

“当克劳塞维茨说‘但是，无论如何，战争仅仅是政治的继续’的时候，他翻转过来的是谁的原则。”福柯并未简单否定克劳塞维茨的理论，因为他清楚克劳塞维茨所探讨的“战争”并非他所要探讨的“战争”。他的主要意图是澄清战争与政治的关系，发掘克劳塞维茨颠倒的更古老的权力—政治话语，将权力从经济话语的范畴中出抽离出来。两人都注意到了战争的不稳定性、战争对手的两极性。克劳塞维茨想要书写的是供军人参考的经验性战争方法论，而不是一种体系化的哲学。《战争论》中的战争建议是为国家发动的战争提出的，其读者是十七世纪后民族国家的将领。在《战争论》中，克劳塞维茨将“私人战争”从其战争概念中剔除，论述了只有国家权力才能发动战争和控制战争工具的观点，把战争的概念窄化为在巨大政治体边境发生的大规模战争。同福柯一样，克劳塞维茨也回顾了罗马以来的战争史。与福柯不同的是，他认为自罗马至中世纪的小规模战争与现代的战争有本质性差异。由于这些普遍存在的小规模战争不以打垮对方为目的，且对现实大规模战争缺乏借鉴意义，克劳塞维茨将它们排除在讨论范围之外。“社会共同体（整个民族）的战争，特别是文明民族的战争，总是在某种政治形势下产生的”，克劳塞维茨所说的“战争无非是政治通过其他手段的延续”，是针对18世纪以来大型社会共同体之间的战争而言的。克劳塞维茨尤其注重战争的时代性与暴力性，认为不同时代的战争具有不同的特点。因此，他所论述的战争与政治之间的关系是有特定历史语境的，并非一种泛化的战争哲学。

福柯敏锐地感知到了克劳塞维茨战争理论的时代性和局限性。作为一位生活在和平年代的学者，他与克劳塞维茨看待战争的方式完全不同。对福柯而言，分析战争理论并非为了搞明白一方如何压制另一方，而是要关注权力的关系是如何通过二元划分让对立双方在社会中产生。“不是向理想的臣民探询他们自己身上或权力中有什么可以出让从而使自己被奴役，而是应当研究奴役关系怎样可以制造出臣民”，亦即，福柯更关注战争和权力的生产性特质，而不是聚焦于压制性特质。他把克劳塞维茨抛弃的那部分中世纪战争史进行了分析，还原出了早于克劳塞维茨的原则，把战争还原为一个恒久且广阔的概念。通过考察比克劳塞维茨更早的布兰维里耶的观点，福柯发掘了战争普泛化到社会关系各个方面的方式。在欧洲各国，战争话语瓦解了特洛伊神话、罗马公法所构筑的欧洲民族普遍性话语体系。政治家们再度启用了战争逻辑中的二元图式，创造了“法兰克民族”和“第三等级”等政治主体，让战争的话语进入民众的生活，让战争的发生有了可能。

17世纪后，战争和政治的发展呈现出一种同构性，二者的根源都在于划分“种族”的二元图式。民族国家与民族国家、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斗争，都从对手的划分和确立开始。“法律降生自实实在在的战斗、胜利、屠杀和掠夺。”故而，克劳塞维茨所重视的、作为战争主体的民族共同体，正是从战争话语中诞生的。从权力关系的生成序列来看，政治的出现晚于战争。英国议会派、法国大革命中的平民派，运用划分敌我的战争话语，在社会中呼召整个社会一同保卫社会，借用整个种族的力量砍下国王的头颅。然而，国王头颅掉落的那一刻看似象征着革命的胜利，却并非二元图式的终结，反而是对这一图式的进一步实践。从战争话语中产生的法律与政治，天然带有二元对立的特征。所以，“在法律之下，战争仍然在一切权力机制，甚至最常规的权力机制中咆哮。”至此，福柯重新发掘了 “战争是制度和秩序的发动机”这一被军事家们隐藏的原则。

在“必须保卫社会”这门讲座课程中，福柯涉及了很多不同的话题，但总体逻辑仍然依循着他最开始提出的那个问题：“为什么，从何时起以及怎样人们开始感到或想象正是战争在权力关系之中和之下运转？”也就是这种战争—权力话语是如何被构建的。将战争话语与《规训与惩罚》中权力处境的构建过程相对照，我们会发现二者的逻辑如出一辙，都遵循着“群体划分—力量不平衡—博弈开启”的路径。通过对比11世纪哈斯丁战争的历史事实和17世纪英国议会派对其重塑的“诺曼征服”政治话语，福柯发现，近代政治家们把一次合理合法的继承（英格兰国王爱德华和诺曼威廉、撒克逊哈罗德之间有复杂的亲缘政治关系），塑造成了诺曼人对撒克逊人的征服。现代英国人更是把这次战役看作英格兰遭受的最后一次外来军事入侵。基于此，议会派划分出“诺曼政体”和“撒克逊政体”，将当前所实行的法律划分为野蛮的“诺曼法”。因此，他们作为撒克逊人自然有理由反对这样一种“抢劫和敲诈勒索的体制”。他们运用这种“二元图式”，将事实上早已共治、同宗同教的诺曼人划为敌人，为起义和反叛找到了合理的依据。而且，我们需要注意到，诺曼人从未自视为野蛮的掠夺者，如同印第安人不会以原始人自称。处于下位的、话语权力低的群体只能被迫接受上位者单方面的划分。“民族意识”“阶级意识”等形式源于战争当中的对手意识，人们开始在更多的场合使用区别敌我的手段。群体划分使原本混乱的局势、差距较小的群体变得更加明晰，而纪律社会对人的划分、隔离与这种以战争为目的“种族划分”技术如出一辙。

隔离与区分的手段在规训社会变得更加细节化、个人化。现代社会对瘟疫的治理和战争的二元图式都构造出了一个清晰对立的权力处境。“作为规训方案的基础，瘟疫意象代表了一切混乱无序状态，正如被切断一切与人的接触的麻风病人的意象，构成各种排斥方案的基础”，混合一体是划分和秩序被执行的前提条件。在治理麻风病时，人们进行的是病人和非病人的“种族群体”方面的二元划分。而在治理瘟疫时，人们又在病人群体中执行隔离的措施，把个人和个人划分开来，又在更深一层划分出“重症”“轻症”的区别，“不断地划分正常人和非正常人，使所有的人都纳入这种划分”。在瘟疫治理中，还存在着强制安排的隔离和监视。这种隔离的、有纪律的形式在军队当中是很常见的，在古罗马军队中，军营会被规整地分割为不同的部分，士兵也有多个层次的区分，百夫长、十夫长负责对士兵们进行监督。这种监督和管理模式被现代规训社会借鉴，法律社会也就此转向纪律社会。“它们还对个人进行划分，把他们分解之后再重新塑造他们，在他们的身体和灵魂中划出一些不可还原的区域。”“对手”是权力处境建立的前提，它是被人为创造出来的，权力处境的延续同样受到了人为话语体系的影响。权力处境的二元对立，本不是两类人、两个种族的外部冲突。不仅是英格兰对法兰西的看法被“诺曼征服”所改变，现代人对历史的记忆也已然被“战争化”的政治话语所改变。战争、斗争的观点逐渐席卷了整个世界。从17世纪到19世纪，权力的网络不停地深入人们的生活，战争的话语也重新回到生活中。“战争是制度和秩序的发动机：和平，在它最小的齿轮里也发出了战争的隆隆声。换一种说法，应当透过和平辨认出战争：战争，是和平的密码。我们处于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战争之中；战斗的前线穿越整个社会，永无宁息之日。”我们仿佛不得不为了避免有硝烟的战争，“必须保卫社会”的和平，而在社会共同体内划分各种各样的派别，为打败各类“叛徒”“对手”，在各处进行没有硝烟的微型战争。现代社会的“战争状态”不是霍布斯所设想的你死我活的自然状态。以战争为范式的权力机制，其目的不再是掠夺与毁灭，而是通过生产出某种更有生产性的人。

在现代社会，战争话语是权力博弈关系的直接理论来源。福柯之所以要揭示出生活的战争性，是因为他感受到这种划分的技术、对立的处境、压制的策略过度地侵占了我们的生活，尤其是由“必须保卫社会”的口号衍生出来的一系列保安处分制度。最极端地执行这种在共同体内部划分并敌视“对手”的现实案例，包括德国的法西斯与柬埔寨的红色高棉等政权。福柯没有贬低战争、称赞和平，二者没有先进和落后之分，法西斯战争和全景敞视监狱都是人性的泯灭。在这一层面上，福柯并非一位政治家，而是社会的剖析者。他想要为两种极端情况的产生找到合理的话语体系解释。

伴随着二元图式的泛化，“这些从事规范化的机制及其通过新纪律的扩增所具有的广泛权力被过分地使用了”，层出不穷的规训技术让人们无法从自己深陷的权力网络中抽出身来。按照他的思路，下位者发动的革命和起义，大多是形势所迫。上位者运用话语权力、纪律技术，把下位者从共同体中“隔离”出来，再利用“必须保卫社会”的口号，将这种针对性的“种族战争”正当化为有利于社会整体的行动。成王败寇，历史往往由胜利者和上位者书写，政治的话语也由上层人士掌握着。被“欺压”的种族往往很难发出自己的声音，就算拥有话语权利，也无法发挥出话语权力的力量。即使单次的战争是短暂的、某些规范体系是容易被摧毁的，人们的思想却没那么容易被改变。“不正常”人越是宣称自己“正常”，人们更会认为他们就是不正常的。这也是为何反抗虽然和权力相辅相成，但是权力结构难以被真正颠覆的原因。精神病院可以被关停、病历可以被烧毁，但人的观念和看法却很难在一时之间被撼动。知识体系和话语体系的相对稳定性，克服了权力处境的脆弱性和不稳定性的缺点。生活在二元图式为核心的历史—政治话语体系与以个人化、规范化为手段的权力体系相结合的社会之中，人们逐渐遗忘了，自己除了那具驯顺的肉体之外，还拥有一个可以由自我塑造的灵魂。这才是洞察权力网络的脆弱性、离开规训社会的起点。若一切社会存在都有被卷入二元对立的逻辑的可能，那么，由人自己控制的、具有能动性的灵魂，为何不能在与外部规训力量的对抗中占上风呢？

“是谁把和平的言外之意理解为战争呢？是谁在战争的喧嚣和迷雾里，在战场的泥泞中，寻找秩序、国家、它的制度和历史的可理解性的根源呢？”通过分析权力从战争话语中诞生的过程，福柯将权力处境的二元对立特性解释出来，并明确这种二元对立是人为塑造的。不同于霍布斯和马克思，前者着眼于战争历史哲学的建构，后者侧重于阶级斗争的现实状况，福柯从概念史方面开展了对“战争”的考察。纪律社会不是骤然降生的，依靠各种技术的权力也不是生而全能的。他意图唤醒现代人，我们需要把自己从话语塑造的权力之中解放出来，我们不要把自己、他人关入二元对立的牢笼。“似乎法国人只有在革命（或者假革命）的心理剧中才能使孤独感得到解脱”，雷蒙·阿隆曾经这样评价“五月风暴”中的法国青年，充满战争色彩的革命仿佛是青年们的一种消遣方式。福柯不曾明确地支持“五月风暴”，但也未断言过革命与反抗是无用的。但是，新时代的战争是否会继续延续前一个时代的形式？除反抗之外，我们应当探寻彻底跳脱非此即彼的战争话语的可能，并借助话语本身构建全新的社会形态与权力关系。用他的话来说，我们需要思考：“在历史中，有什么不是对革命的召唤或恐惧？”既然权力的稳定是暂时的，话语的体系是人为构建的，那么主体是否能够重获话语的主动权，以建立崭新的自我和社会呢？这或许就是福柯在权力谱系学研究中未竟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