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法学中国化”这一科学命题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法治领域的生动实践和在法学领域的具体呈现，是中国共产党人攻坚克难推进法治建设和坚持不懈推动法学创新的历史素描和学理概括。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党的早期领导人李大钊等就曾经提出过把马克思主义应用于中国革命实践的想法，但是，由于主客观条件的局限，幼年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尚不可能产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思维。历经一系列严重挫折甚至亡党亡军的危险后，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深刻认识到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本本主义态度的严重危害性，旗帜鲜明地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命题，力挽狂澜地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征程。经过延安整风和党的七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思想逐渐成为全党的共识。从此，我们党走上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实践密切相结合的光明正道。中国共产党一百年的历史，就是一部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在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的良性互动中发展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传统和成功经验，也为新时代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积累了宝贵经验。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科学命题的核心要义是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既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发挥马克思主义在指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的强大真理力量，又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把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经验和历史经验上升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成具有中国特色、历史底蕴、时代精神和实践伟力的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和知识体系博大精深，涉及自然界、人类社会、人类思维各个领域，涉及历史、经济、政治、法律、文化、社会、生态、科技、军事、党建、外交等各个方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不断探索、不断实践、全面推进的过程，具体体现在马克思主义各个组成部分和各个方面的中国化，其中，马克思主义法学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重要的方面之一。这是因为，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建设新型国家政权、有效治理国家、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首要任务，是领导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核心课题。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我们党致力于推翻由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所掌控的国家政权，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政权，建立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和法律制度，而在革命成功之后，则致力于科学有效地治理国家，保证党和国家长治久安，不断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这就必然使以国家和法治理论为主要内容的马克思主义法学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具有极其特殊的重大意义。

 一、马克思主义法学中国化的历史起点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起点是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被中国人民所接受。而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传入中国并成为强大的社会思潮，其主要原因在于：

(一)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艰苦斗争迫切需要马克思主义指引

“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毛泽东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来到中国之所以发生这样大的作用，是因为中国的社会条件有了这种需要，是因为同中国人民革命的实践发生了联系。”中华民族有5000多年的文明历史，创造了人类历史上无数辉煌成就。但是，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在西方列强坚船利炮轰击下，中国危机四起、人民苦难深重，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黑暗深渊。无数志士仁人前仆后继、不懈探索，寻找救国图存、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道路，却在很长时间内都抱憾而终。太平天国运动、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接连而起，但农民起义、君主立宪、资产阶级共和制等种种救国方案都相继失败了。危机下的中国期待着新的社会力量寻找先进理论，以开辟救国救民的正确道路。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国外各种社会思潮被纷纷介绍到中国，诸如进化论、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实用主义、改良主义、民粹主义、工团主义、权威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等等。但是，实践表明，这些理论都解决不了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道路问题，更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国家兴旺问题。正在这时，1917年和1919年，相继发生了俄国的十月革命和中国的五四运动两件大事。十月革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五四运动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为中国共产党这一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成立作出了理论准备，创造了实践条件。1921年，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进程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变，是中华民族柳暗花明又一村的转折点。

(二)新文化运动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打开了道路

革命的启步离不开思想的启蒙。新文化运动是由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蔡元培等一批先进知识分子发起的思想启蒙运动，五四运动是新文化运动的巅峰。习近平在纪念五四运动一百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五四运动，以彻底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性、追求救国强国真理的进步性、各族各界群众积极参与的广泛性，推动了中国社会进步，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为中国共产党成立做了思想上干部上的准备，为新的革命力量、革命文化、革命斗争登上历史舞台创造了条件，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走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折点，在近代以来中华民族追求民族独立和发展进步的历史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五四运动前后，我国一批先进知识分子和革命青年，高举民主和科学的旗帜，在追求真理中传播新思想新文化，勇于打破封建思想的桎梏，猛烈冲击了几千年来的封建旧礼教、旧道德、旧思想、旧文化，为马克思主义等新思想新理论在中国的传播打开了道路。经过五四运动洗礼，越来越多的中国先进分子集合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产生了以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蔡和森、瞿秋白等为代表的第一批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

(三)十月革命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初开始传入中国，但总体而言没有成为一种社会思潮，也没有同中国革命真正结合起来。马克思主义是通过十月革命的中介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的，正如毛泽东所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马克思主义国家和革命学说在俄国的成功实践，使破解救亡图存时代课题、探寻民族独立之路却屡遭挫败的中国先进分子受到极大的鼓舞和启迪，使中华儿女看到了中国革命的新希望，渴望这一理论能够在中国尽快实现。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先进分子从各种社会思想中选择并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产生了以李大钊为代表的一批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尝试以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经验探索中国革命规律和中国革命道路，站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相结合的历史新起点上。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起点上，中国共产党人的杰出代表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毛泽东等发挥了先驱者作用。

陈独秀是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行者，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作出了重要贡献。毛泽东曾经指出，“对陈独秀应该承认他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是有功劳的，大体上如同俄国的普列汉诺夫”，陈独秀“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上是他领导的，他与周围的一群人，如李大钊同志等，是起了大作用的。”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是新文化运动的主阵地，十月革命后亦作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阵地。1920年5月，陈独秀在上海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组织一大批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先进分子译介、研读、阐释和宣传马克思主义，为建党汇聚优秀分子。建党之前，他和李大钊创建了《每周评论》，号召广大知识分子走进工厂和农村，了解工人和农民。1921年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党的第一个党纲，明确党的基本任务是坚持无产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消灭私有制，最终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这个党纲基本上是照搬马克思主义原理和十月革命经验。1922年，在陈独秀的主持下，党的二大根据中国国情提出了革命的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确立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走”的战略方针。毛泽东形象地把“两步走”比喻为文章的上篇与下篇。把中国革命分为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把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看做文章上篇与下篇，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伟大成果。中共二大取得的一系列重要成果为后来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铺垫了思想基础。

李大钊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是20世纪初我国思想文化界的一位杰出人物。1913年，他东渡日本留学，开始接触社会主义思想和马克思主义学说。1916年回国后，他积极投身新文化运动，宣传民主、科学精神，抨击旧礼教、旧道德，向封建顽固势力展开猛烈斗争。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李大钊备受鼓舞，连续发表一系列文章和演讲，热情讴歌十月革命。他以敏锐的眼光，深刻认识到十月革命将对20世纪世界历史进程产生划时代的影响，也从中看到了中华民族争取独立和中国人民求得解放的希望之光。1919年，伟大的五四运动爆发，李大钊热情投入并参与领导了五四运动。在这场运动中，他更加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并做了大量工作。他在《新青年》发表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系统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中国得到比较系统的传播。1920年3月，李大钊在北京大学发起组织创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并积极推动建立全国范围的共产党组织，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作出了至关重要的贡献。

李大钊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思想先驱。他较早地认识到马克思主义是科学而不是抽象的学理和不变的教条，研究马克思主义必须研究它“怎样应用于中国今日的政治经济情形”，并在这个过程中把这门科学推向前进。他强调，正确认识国情非常重要，考虑中国的问题，是不能置国情于不顾的。他十分重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情况下的实际运用，马克思主义“是一个时代的产物”，“不要忘了他的时代环境和我们的时代环境”。他强调，社会主义“用以为实际的运动”时，它会“因时、因所、因事的性质”发生“适应环境的变化”，要在运用中加以发展。“社会主义的实现，离开人民本身，是万万作不到的。”因此，在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他理论联系实际，不仅重视工人阶级在革命中的先锋作用，直接从事工人运动;而且重视农民在革命中的主力军作用，积极发动和组织农民斗争。

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开拓者，是领导中国人民彻底改变自己命运和国家面貌的一代伟人。毛泽东在青年时期就立下拯救民族于危难的远大志向。十月革命后，毛泽东热情地宣传十月革命，宣传马克思主义，从纷然杂陈的各种观点和路径中，经过反复比较和鉴别，毅然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从大革命失败的教训中，毛泽东深刻认识到，面对中国的特殊国情，中国革命将是一个长期过程，不能以教条主义的观点对待马克思主义，必须从中国实际出发，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毛泽东创造性地解决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地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本文为文章摘录版，如需引用，参阅原文）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12727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