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对柏克的关注来自于对英国宪法奥秘和英式保守主义的浓厚兴趣,但一直未有机会全面阅读和审视柏克思想的细节。在个体自由至上、同性婚姻合法化等启蒙乃至于后启蒙激进世界观之下,柏克思想的光芒不仅没有消退,反而更加光彩绚丽。然而,柏克确实是不好读的,这不仅是因为其著作相对零散和不系统,更在于其思想内部存在巨大张力和不一致。柏克仿佛是一个多头的哲学家,有着保守派和自由派的复杂面向,甚至在性质相近的美国革命与法国革命之间也会表现出巨大的态度反差。英语世界已有多部关于柏克的生平与思想传记,这些作品对于柏克思想的传播、讨论甚至发展都产生了重要影响。保守派议员杰西·诺曼的这部《埃德蒙·柏克:现代保守政治教父》是柏克传记谱系上的最新一本,至少在笔者看来是最具可读性和启发性的柏克思想评传之一。
诺曼议员在本书导论结尾处引述拉斯基的评价作为对柏克的正名:“他为他那一代的政治哲学带来了一种方向感,一种合目的的崇高力量,以及关于政治复杂性的完备知识,而其他政治家并不曾拥有这些。他的洞察力光芒刺入了政治复杂性的隐秘深处,很少有人堪与比肩......他写下了不朽篇章,永久地成为关于政治家技艺的最高分析。”在本书结论部分,诺曼议员引述与拉斯基同时代的丘吉尔高乎常人的深刻评价:“一方面[柏克]被宣示为自由(Liberty)的首要倡导者,另一方面他又被称为威权(Authority)的可怕鼓动者。不过,适用到这个人物身上的政治不一致性的指控显得微不足道。历史轻易显示出了推动他的那些理由和力量以及他所面对的那些问题上发生的巨大变化,这些源自同一深刻心智与真诚精神,它们构成了完全相反的证据。他的灵魂抗争着暴政,无论这种暴政显示为一个刚愎自用的君主、一个腐化的宫廷与议会体系还是关于某种乌有自由的满口空话,在残忍暴民和邪恶教派的独裁下,他的形象更显高大。没有人在认识到如下事实之前能够读懂自由的柏克和威权的柏克:这是同一个人,追求着同样的目标,寻求着社会与政府的同样理念,同时捍卫着它们免遭时而此端时而彼端的各式攻击。”拉斯基、丘吉尔、诺曼都是英国保守主义政治传统下的思想家与政治家,他们所共享的柏克遗产及评价本身已然表明柏克思想之内在一致性与长远影响。
柏克的生平与思想是波澜壮阔的。根据诺曼议员的归结,柏克一生经历过五次重大的政治斗争:支持给予爱尔兰天主教徒更平等待遇;反对英国对北美十三个殖民地的镇压;支持对行政权与王室任免权施加宪法约束;反对东印度公司在印度的法团权力;以及最著名的,反对法国大革命的影响和教义。诺曼以详实的史料整理与重构,充分呈现了柏克在这五场斗争中的内在一致性。与柏克的一致性相比,对其思想不一致的各路指责倒很可能是基于两点原因:第一,对柏克的思想复杂性缺乏充分估计和体认,以自身之思想单调性要求柏克;第二,启蒙后期的思想发生大分裂,柏克却保持着某种合乎英国保守自由传统的完整性,从而遭到诸多误解与苛责。只有真正信仰柏克思想之内在一致性、承认柏克保守主义的丰富性与开放性的思想家与政治家才可能耐心细致地品读柏克的思想作品,尽力重构柏克思想的深厚历史基础与现代启示。然而,马克思的评价并非完全失效,如果撇去该种评价之纯粹人身攻击成分的话。柏克的一致性也不能排除其多面性,而柏克本身并未如一般哲学家那样审慎地处理其多面性之间的张力。不仅是马克思,许多自由主义者对柏克亦有深刻的不一致性指责。对柏克自有张力的解释与重构本就可以有不同方案与结果。拉斯基、丘吉尔和诺曼的内部性视角显然是其中极具竞争力和说服力的一种。
柏克是一个保守派,但却是一个辉格主义的保守派。他不怀疑理性,但怀疑启蒙时代的一种理性至上主义。他很难被精确定位和归类,因为他深深植根英国的保守自由主义传统,因为他思想上的真诚与政治实践上的一以贯之。他常常令其对手和盟友感到恼火,因为他太倔强,又常常任性。他的实际政治成就是有限的,甚至是不值一提的,但其投身政治实践所引发的英国政治思想进步与宪制转型却是无比恢宏的。如诺曼议员所言,柏克实质上成了第一个现代型政党即罗金厄姆辉格党的精神领袖,通过长期的反对党政治实践而逐步完成了其政党政治理论的建构。柏克的政党超越了传统的派系主义,亦不同于后世的民粹主义,是一种公共利益本位的政党。他本人尽管有着长期的议员身份和实践,但却很不重视与具体选区和选民的关系处理。甚至当选后长期不回访选区搞好关系。这种议员作风在当代民主政治实践中几乎是不可想象的。当然,柏克的议员责任观和政党观有着特定时代及其自身的鲜明烙印:第一,当时英国的议会选举尚不成熟,存在许多“口袋选区”,是否当选取决于候选人或其保护人的暗箱操作;第二,柏克将议员视为以公共利益为本位的政治贵族,而不是谄媚于具体选区与选民的政客。柏克的议员实践或许已不合时宜,但其提出和践行的公益政党观却是现代民主政治中无法回避的难题:在多党制和政治多元主义的时代,作为代表的议员及其政党到底代表谁?如何实现政治中的公共利益?如何通过美德与制度有效抑制政党的派系化?如果说现代政治都是政党政治,那么现代政党发生时刻的柏克的直接思想遗产显然值得审慎回溯。诺曼议员的的这部传记就是回溯柏克政治思想世界的绝佳线索与入口。
保守派柏克是半新半旧的,这样一种人物类型在思想与制度急剧变迁的时代必然会陷入争议。柏克的思想与政治论敌很多,但这不是柏克思想不一致或无效的证明,而恰恰是柏克思想影响力的证明。诺曼议员的这部著作非常精彩地展现了柏克在多次思想大论战中的表现以及这种论战所具有的思想史与政治史意义。诺曼借助对柏克的重述为英国当代保守主义及其政治立场辩护,其对立面被恰当地归纳为一种“自由个人主义”(liberal individualism)。这是一种源于自然科学革命的启蒙世界观,确立了个人理性的至上性,从而确立了个人之自由权利的理性哲学基础。这种启蒙世界观与西方传统的古典哲学世界观(希腊罗马)和信仰世界观(基督教)有着结构性差异,内含激进主义因素。自由个人主义刷新了人类对世界与自我的整套理解,开启了一个名为“现代性”的现代世界进程。诺曼认为柏克思想可以与这种自由主义展开多层次对峙:“自由主义——如其现代后裔自由至上主义或新自由主义一样——强调个体至上;柏克则强调社会秩序的重要性。自由主义将自由视为意志障碍的阙如;柏克则视自由为一种有秩序的自由。自由主义确信一切尽在理性掌握之中;柏克则确信传统、习惯和“成见”。自由主义强调普适原则;柏克则强调事实和处境。自由主义无视过去;柏克则表示异议。自由主义倾慕激进变革;柏克则憎恶之。自由意志不能从属于义务;柏克则坚持之。”诺曼的意图很清晰,他基于英国保守派传统及对自由主义激进实践后果的历史观察,认为自由主义的灾难性政治与道德后果只能通过重温柏克的保守思想予以调整和节制。诺曼与柏克分享着一种保守主义世界观,他们并不认为“新”是无中生有,完全是理性的建构性产物,而是来自于“旧”,二者之间不存在渊源上的鸿沟和规范性上的进化论式序列,而是有机统一和前后相承的。诺曼痛惜于自由主义导致的对传统的消解以及造成西方文明的源流断绝。
柏克思想由此被诺曼一代人寄予厚望。诺曼极其推崇柏克思想的如下教诲:第一,社会性自我(social self)观念,这一观念与启蒙世界观之下的“原子化自我”有着重大差异,聚焦于将个体联系于社会的各种关系范畴和传统机制,反对启蒙理性对传统秩序之社会关系网络的“凌迟”式切割;第二,社会秩序(social order)法理学,即以社会秩序而非自然权利作为建构一种稳健可靠之立法法理学或改革法理学的基础,立法与改革必须以识别和有效维护社会秩序为本位,权利保护的中心不在于无节制的解放,而是对社会秩序下的传统自由与权利的维护;第三,秩序自由观(ordered liberty),即个体自由不是独立自主的,其道德内涵与实现机制高度依赖于社会处境,自由的制度实践必须以尊重特定社会利益与传统为前提;第四,公益本位的政党观与实质代表观,这是柏克政党理论与代表理论的内核,其提出的政党的公益性命题至今困扰着西方的民主政治实践,而柏克思想仍可提供如何疗救的诊断指引;第五,保守主义文明观及对多元社会文化秩序的尊重,即拒绝接受一种简单而普适的启蒙文明论,主张文明的传统属性及多元文明的和谐共处;第六,对激进主义一以贯之的思想批判和政治对抗,体现在柏克对卢梭思想与法国大革命的深刻抨击,他的努力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英国宪制的法国化;第七,对王室特权与社团特权之滥用的坚决抵制和政治狙击,典型体现于他对乔治三世权力扩张的批评以及对东印度公司总督黑斯廷斯的死磕式弹劾;第八,多代人正义观与智慧观,即柏克反对一代人的激进正义,认为法律、正义、秩序与智慧是死者、生者和未出生者的共同财产,是多代人的智慧实践的产物,这为后世之“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早期的可靠哲学来源,更为后世矫正启蒙世界观的结构性偏颇提供了思想养料和凭据。这些存在于柏克自身且经过诺曼议员审慎提炼的思想与政治教诲,对于启蒙世界观铁罩下的当代世界之反思与变革显然有着不可低估的重要意义。
当我们谈论柏克时,我们实际上是在谈论我们周遭的生活与世界。柏克根植于英国宪制传统和保守思想氛围之中,通过自身长期的哲学探索和政治实践,逐步形成了一种相对系统化的保守主义政治思想体系与制度体系。本书译名定为《埃德蒙·柏克:现代保守政治教父》,是一种更加合乎诺曼议员之写作意图与柏克思想真实的意译。书名原题是“Edmund Burke:The Visionary Who Invented Modern Politics”,笔者在初稿中曾译为《埃德蒙·柏克:现代政治的设计师》,但感觉柏克整体思想与“设计”理念有着很大差异甚至冲突。柏克并不反对改革,但反对纯粹依据抽象理性而忽视传统与秩序的激进改革。英国保守主义传统通常认为秩序是行动实践的结果,而不是设计的结果。再者,柏克政治思想之于现代政治,并非全新的“设计”,而是一种本于英式宪制与保守传统的秩序内创新,是一种发现、延续和扩展英式自由秩序的政治理论体系。书名之进阶理解既反映出笔者对柏克政治思想本质不断更新完善的理解,亦反映出柏克思想与现代政治思想之间的复杂关系。柏克是半新半旧的,惟其如此,每一次读柏克就都是一次关乎古今之变的思想苦旅,每一次都会有新的发现与体悟。柏克思想的长久魅力正在于其深刻性与开放性。若如某些激进主义思想家之专断论述,则初读或很解渴,再读则显乏味,因为源流断绝,其味必不可能持久,其影响亦限于一时。这并非否定任何激进主义思想的时代价值与推动人类观念与制度突破的历史贡献。当我们欣赏某种主义时,切忌以绝对正确之观念与期待附加其上而无视其他主义之真理性与合理性。对柏克保守主义,对激进主义,实在需要一种相对主义的同情理解。激进主义如同一种历史高潮,短促、绚烂而悲怆难续,而保守主义如同一种历史生活,绵延、庸常却回味无穷。笔者数年前曾以当时之思想口味认真译读潘恩的《人的权利》与《理性时代》,其中大幅痛批英国宪法与柏克保守论述的段落至今记忆犹新,然而今天借助诺曼议员的传记较为全面地品读柏克的思想背景与细节,竟有一种冰火两重的奇特思想体验。当然,以今日笔者的思想积累与政治思考,对柏克的评价与欣赏当高于潘恩,而对引致高潮迭起、不断革命的激进主义,则不再无比追慕。从潘恩到柏克,这种译读经历是笔者学术生涯的一段宝贵记忆。每一阶段遇到正确的思想机缘与领路人,是一种幸运。
本书翻译之提议来自北大出版社策划编辑柯恒,他是笔者的南大师兄,近年来致力于西方政治思想类题材的选题与译介策划,推动一种重新“发现”西方核心观念之源流关系的智识工作。我认为这是一种非常重要的知识生产取向,可以在思想与历史的双重意义上对中国百余年来阅读西方的“浅尝辄止”知识惯习及政治社会层面的激进主义潮流提供一种据以节制和反转的理性资源。只有更大范围、更高强度地深读西方,才能更恰当且更有质量地讨论当代中国的政治、宪法与一般公共事务。当然,具体到本书,柏克保守主义显然包含了西方政治思想的丰富营养,这种营养不同于激进主义提供的、被过分窄化和简单化的“自由个人主义”方案,而是“续源开流”式的整全世界观与历史哲学。中国近代以来的西化和现代化在“救亡图存”的强大功利动机下曾以不断加码的激进主义与传统切割,导致政治建构、社会治理与文化布局上的源流断绝,其结果就是权力建构与经济建设突兀而起,但宪制进步、权利生成、软实力建设与道德文化重构层面则步履艰难,进展有限。柏克保守主义教诲我们尊重传统与秩序,从传统中汲取改革智慧,这对经历不断革命、改革与经济崛起后寻求文明复兴与历史综合的当代中国而言,显然是一种切时而切近的思想资源。
在诺曼议员的母国,英国宪制及其保守主义传统正经受着前所未有的生死考验:第一,英国的保守宪制以其独立自主的政治体系与帝国秩序为前提,而欧盟整合引致的“英国欧陆化”难题逐步改变和侵蚀着英国政治传统,是否退出欧盟构成英国议会政治的核心辩题,保守派首相卡梅伦连任及推动的退盟公投可视为英国保守宪制自我维护的一种政治努力;第二,公投文化在英国宪法政治中的兴起是保守主义政治文化的一次灾变,是英国政治面临的一次重大挑战,“苏格兰公投”之政治阴影并未散去,启蒙世界观下的政治激进主义在英国内部有着一定的影响力和冲击力;第三,诺曼所谓的“自由个人主义”对英国社会团结、社会资本及青少年的原子化影响以及由此导致的英国公民对政治与社会的疏离感,造成了实实在在的政治社会危机,伊斯兰国对英国青年的吸引力就是一例,逼迫卡梅伦政府制定五年期的公民教育计划予以反制;第四,英国宪法的结构性改革面临巨大分歧,“政治宪法”与“法律宪法”的路线争议无法消解。重温柏克,正是保守派议员诺曼面对上述政治焦虑与考验的积极反应。任何思想考古,其真正兴趣和利益必在当代。
总之,这是一次十分精彩的柏克思想重访之旅。译介这部著作,对于增进国人对英国宪制及其保守主义传统的深度理解十分必要,亦大大有利于全面深化改革时期在政治思想与制度筹划上对激进主义的有效节制。与柏克式保守主义相比,中国的文化保守主义以大陆新儒家的强劲姿态回潮并有着转场与聚焦政治保守主义的坚定学术抱负与意志。对此我们除了坚持一种“温情与敬意”及“同情的理解”之外,亦需要:一方面,对儒家治理哲学与文明叙事具备一定的内部阅读和理解,以便以真正保守主义的思想与知识资格进行恰当评判,否则很可能犯下既往简单批判儒家的外部视角错误;另一方面,对中国近现代史中接受和形成的中国当代传统之合理性及继续接纳转型为现代政治社会的规范性予以充分肯认,确保与传统的和解及勾连不反向侵蚀与消解中国现代化的既定成果与发展方向,而是补益于中国未完成的现代化进程。中国的保守主义问题复杂于西方,症结在于古今之外尚有中西之维,文明复兴当受到时代性与现代性的恰当限定。不过,撇开具体的政治意识形态纠葛,柏克保守主义在理解传统与现代、保守与激进、改良与革命、社会与国家、个体与整体、自由与秩序等诸多方面显然可以给出丰富的营养和启发。翻译柏克思想传记,亦包含着笔者对大陆新儒家兴起的同情理解和思想期待。笔者深信,中国的文化乃至于适度的政治保守主义在根本原理上是与柏克保守主义相通的,不通处乃思想阅读与建构之粗浅所致。柏克的保守主义教诲在一般原理上对当代中国必有深刻启发。
当然,柏克是多面复杂的,也已经在历史长河与各国发展中产生了千差万别的影响。中国政治社会在今日的初步自信下寻求文明复兴、历史综合与政治重构,可能依然无法回避柏克当初面临的新旧交替之际的思想辩难与制度纠结。那么,耐心读读本书以及根据这一线索阅读柏克原著,相信会为诸多国人内心之深切忧虑提供一二疏解。
(作者系北航高研院讲师,法学博士,本文系作者译著之译者序完整版,其节选部分曾刊载于《南方周末》2015年10月1日,标题为“柏克:以保守的方式催生现代秩序”)
来源:爱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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