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出版社: 法律出版社; 第1版 (
- 外文书名:
- 平装: 268页
- 语种： 简体中文
- 开本: 32
- ISBN: 9787511831118
- 条形码: 9787511831118
- 商品尺寸: 20.8 x 14.8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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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斑马线上的中国:法治十年观察》由法律出版社出版。
名人推荐
简约的文笔，深邃的思想，犀利的笔触，辩证的逻辑，邓子滨教授《斑马线上的中国》一书为我们展示了一幅当下中国“为权利而斗争”的壮丽图景。
——陈兴良 北京大学教授
闪耀的洞察力和直觉散布在单调乏味的案例里，你习以为常的定见会突然之间彻底崩塌。等回过味来，我们发现他的分析显而易见又完全新鲜。作者有着似乎与生俱来的“法感觉”，这种禀赋在法律人中也殊为难得。总之，这是一本很带感的书。
——郭光东 《博客天下》、《人物》出版人
一种健全法律思维的展现。
——贺卫方 北京大学教授
作者简介
邓子滨，生于1966年，籍贯山东陵县。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法律系法学学士、法学硕士，北京大学法学院法学博士。
目录
代序：斑马线上的中国
第一辑国家警察与个人
1.测谎：对精神的刑讯逼供
2.汽车：安全带的自由
3.二奶：不道德者的权利
4.国家：应当对国民的道德生活保持中立
5.禁烟：调低目标才有共识
6.夭：个性车牌及电动自行车
7.殇：决不能出第二个孙志刚
8.存在：不以身份证为前提
9.冤案：昭雪的制度空间
10.捡到一分钱：构建法治之下的警察权
11.镜头对准谁：从录像执法到执法录像
12.警察的手枪：转轮热议
13.警察的子弹：应当诚实
14.假发和法袍：不能确保正义
15.推诿与迷恋：“两非入刑”
16.保险与历险：“帅英骗保”
17.假设与选择：该不该击落被劫持的飞机
第二辑保卫家园
18.保卫家园之一：不能以法律的名义攻破权利的最后堡垒
19.保卫家园之二：和谐社区靠谈不靠打
20.保卫家园之三：物业毁在“管理”二字上
21.城管之一：全副武装的秩序
22.城管之二：公正必须看得见
23.惊悚：钟南山的收容观
24.物议：喜欢淘汰别人
25.救死：杀人自残者的救治问题
26.扶伤：该不该给坏人治病
27.罪与罚：老汉被判种树
28.悲与凉：要求返回监狱
29.勿求完胜：以司法理性对待悔罪
30.电瓶车：能否运营与号牌何干
31.火车：提速是全社会努力的结果
32.民间反扒：说到底是一个法律问题
33.网络空间：给脆弱人性一个避风港
34.特别费案：一场政治的法律游戏
35.学会妥协：为犯罪架起后退的金桥
36.拆迁：不宜投票解决
37.民主：痛恨不正当的秘密
38.设计：经济人的机智与法律人的忧虑
39.安检：不应遵行秘密法
40.矿难：不停地为生命的至高价值呐喊
41.反家暴：知其不可而为之
42.打老婆：殴妻也是一种文化
43.视差：《东京审判》的遗憾
44.色差：《色·戒》的诉讼
第三辑
45.许霆风波之一：ATM机不是金融机构
46.许霆风波之二：定罪量刑的几个关键
47.好事风波之一：生命价值不因做了坏事而贬损
48.好事风波之二：扭送致人死亡案
49.好事风波之三：法律的精髓不是鼓励善而是禁止恶
50.清空监狱：六十国庆宜行特赦
51.飙车：不是交通
52.公检法：理当国家垄断
53.贪贿起刑点：维持现状为好
54.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跨越
55.刑法修订之一：应当立意高远
56.刑法修订之二：肯定与期待
57.因言获罪：法治肌体上的痈疽
58.公捕公判：无助于长治久安
59.律师之一：一种寻求正义的方式
60.律师之二：不要怕律师帮了坏人
61.律师之三：为什么必须要有律师
62.律师之四：检控机关应当容忍强大的律师对手
63.死刑之一：民工讨薪杀人案
64.死刑之二：见证死囚上路
65.死刑之三：关于死刑我们还能说什么
66.死刑之四：我缘何厌恶死刑
67.父与子：孩子的教育，我们的未来
68.吾儿十八寄语
代跋
序言
*代序：斑马线上的中国
汽车不但不礼让行人，还经常与行人抢行；纯粹抢行倒也罢了，有时竟然加速冲向斑马线，用机器的咆哮和铁皮的彪悍来恫吓驱赶行人；行人则报以鄙夷和敌视，蓄积着无奈，阴燃着肝火。这是中国城市街头随处可见的一幕，也是中国现时法治状况的缩影。我们有了一定的法治标示和路径，正如我们有了斑马线，但我们并没有认真遵循法治的规则，正如我们并没有严格遵守交通法规。
瞥一眼斑马线，就能立刻体察到我们离文明还有多远。“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这种区分是成问题的，因为如果没有车德，驾车就算不上文明，最多是一种享受，偶尔还是粗蛮和凌弱的写照。斑马线是现时中国城市人际关系中一处莫大的隐痛，它隐隐作痛，正是不断提醒我们：温良恭俭让的世情民风正在远去，法治之下的和谐敦睦还没有到来。
蒿目时艰，班荆道故。汽车不让行人，首先源于历史惯性。中国最早的车族无疑是官员和富豪，因而在国人的集体记忆中，汽车和权势联系在一起。平头百姓给汽车让路，就是在给权势让路。追忆汽车以前的时代，一定级别的官员出门，坐官轿不说，还少不了差人衙役鸣锣开道。“闲人闪开啦，大老爷过来啦！”你听，路上的百姓都不过是些“闲人”，官老爷经过，不但要让，而且要快让，也就是“闪开”。这种意识如此深入人心，以至于当市民社会普遍有车后，人让车已然成为习惯，而当前的路权分配和管理思维也延续并增强了这种定势。汽车时代，不仅行人，成荫的树木、古老的屋宇，一切都要给汽车让路。
享受警车开道待遇的毕竟是少数，多数车辆都是争道抢行，根本原因在于路面资源短缺。人多车多，暴塞狂堵，等于坐在车里烧钱，这使得温雅闲适中产者都狂躁不安起来，而原本属于“尽速通过”的个人理性，在交通压力下聚合为“你挤我抢”的集体非理性。似乎每个驾车者都丧失了换位思考的能力，来不及、顾不上想到自己不开车时也是行人。
汽车的速度不但改变了人们的时空感，也相应改变了路面资源的利用方式。人与人拥挤时，每个人实际占用和能够争取的空间大致均等，各进一步的本事既然差不多，也就更容易各让一步。但在人与车遭遇时，轻点油门就能瞬间赢得较大的空间，轻踩刹车则意味着让出本可争得的优势，重新加速则意味着油耗的增加。对驾车者而言，减速让行不仅是一种资源损失和浪费，一定程度上还受制于后车的通行要求。只有当后车同样具有礼让心情，给予理解而不是鸣笛催促时，礼让行人才是一种受欢迎的行为。
汽车的外壳遮蔽了人的面孔，礼仪廉耻的信息传递受到阻隔。驾车人不再顾忌脸面，无需说“对不起”，也听不见“没关系”，甚至不必理会行人的抱怨和谩骂，铁皮和玻璃不仅挡风，而且遮羞。机械力则使驾车人自我放大，自我膨胀，随之有了“车脾气”。好端端一个人，一旦开起车来，立刻性情迥异，车德尽失，甚至飞扬跋扈，乖张暴烈。
一个不得已的荒谬强化了对生命的漠视，20万一条命，使路面，甚至使整个“社会弥漫着一种戾气，而且正在失去节制和方向”。“别说撞了你，就是压死你，老子20万摆平”，这样的叫嚣显得累赘而老土，简洁版本已经变成“我爸是李刚”。20万，这个根据某种“公式”算出的生命定价，已经彰显出许多始料不及的副效果。在具体冲突中，20万的代价不足以遏制激情下的恶意。从宝马案到飙车党，肇事者无不怀揣着这样的盘算，铤而走险，罔顾人命。20万，这是人道社会“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
汽车不让行人，也可以曲折地归咎于行人，因为有太多的行人根本不走斑马线。哪个驾车者没受过行人乱穿马路之苦！你不走斑马线，妨碍我舒畅驾驶，就别怪我在斑马线上不让你愉快通过。不少国人就是这样反向总结并付诸行动的。必须补叙一句：至少在大城市，在有信号灯的斑马线前，汽车还是能够“红灯停绿灯行”的，而此时恰恰是行人不守规则，红绿灯对他们只起参考作用，有时连参考作用都没有。
许多人为了少走几步路，即使有过街天桥也不走；明明来不及穿越马路了，也争分夺秒地前冲，宁愿把自己“晾在”路中央，任凭双向车辆贴身呼啸而过，决不甘心在路边稍等一会儿。还有自行车，它们在路口每每“探出头来”，使右转车辆严重受阻。某些行人似乎忘了自己为何上路，不时冒着生命危险与汽车比拼勇气，甚至翻越护栏。在悲剧发生后，旁观者只是唏嘘叹惋，很少吸取教训，下次依然固我。
行人不走斑马线，无视红绿灯，同样有很多原因。中国传统文化向来重目的轻手段，或者说，为达目的可以不择手段。稍作延伸，就是重实体轻程序，重成效轻规则。哂笑“只看红灯绿灯，不看有车没车”，与嘲笑宋襄公“不鼓不成列”是一脉相承的，暴露出国人聪明算计背后的功利和短视。每当想到别人可能一样聪明时，国人的解决方案是让自己更聪明，更胜一筹，而不是共同回归规则。因为他们担心，别人一旦不守规则，自己就吃亏了，还不如自己先把规则端掉。宁可自己不受益，也不让别人得好处，也就是所谓“损人不利己”。
并且，过去若干年，我们滥用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并使其庸俗化，喜欢一切操之在我，推崇相机而动，挞伐教条僵化，鼓励便宜行事，贬斥墨守成规。视规则为束缚，视遵守规则为呆傻，不愿忍受遵守规则的代价，乐于玩味突破规则的利益，又总是相信，破坏规则的恶果只由别人承担，或者别人和他共同分担，而自己却能独享其利。
总体而言，国人不敬畏规则，只惧怕规则背后的人。为什么摄像头比信号灯更有威慑力，因为人们相信它背后有一双权力的眼睛。而体现权力的交通执法，却从未在“车让人”方面用心用力。究其原因，或许这种执法不好取证，又不便处罚，因而缺乏执法动力；又或许这种立法本身就不合理、不现实，如果是这样，还不如干脆去掉“车让人”的规定，也免得某些人因为信赖法规而受害。
毋庸讳言，规则不受待见还缘于路面上有太多的特权车，它们在众目睽睽之下频繁地破坏规则，在百姓中不仅造成了恶劣的影响，也树立了极坏的榜样。坏榜样的力量更是无穷的，一万次法制宣传，也经不起一次对法规的凌驾。因此，在许多人心目中，法治或者一直在昏睡，或者根本就不被信仰。
其实，“礼让斑马线”这个说法并不准确。礼让以有路权为前提，而斑马线上行人拥有路权是法律明确规定的，汽车必须避让行人，谈不上“礼让”。只是在有信号灯的斑马线上，只是在行人闯红灯走上斑马线或者根本不走斑马线的时候，才谈得上礼让。并且，即使在汽车有路权的情况下，也应该礼让行人。这是为什么？这问题并不容易说清楚。说“铁皮”强“肉身”弱，强者应当礼让弱者，这个理由固然不错，但还不够有力。因为如果“强不凌弱”只是道义的要求而非法定的义务，那便意味着强者须有较高的道德水准，有时还需要牺牲自己的利益，才能做到对弱者的礼让。而一旦将道德要求推及如此众多的驾车者，不仅注定要失败，而且道德的泛化意味着道德的贬值以至沦丧。所以，仅有这个理由是不够的，还应当付诸法律上的强制。
法律上的强制必须针对重大的利益或者事项，汽车让行人，就涉及重大的利益，因而也是一个重大的事项。与一般的强者让弱者不同，在路面上，行人作为弱者处于更大的危险之中。一句话，谁处于更大的危险，就要让谁先行。这种行车伦理所保护的，其实是人车双方的安全，如果行人身处危险并且遭受伤害，那么造成行人伤害的车辆也难逃干系。
不妨将“为什么让”与“为什么不得不让”一并考虑。推想和经验都告诉我们，如果规则设定为汽车可以不避让行人，那么，驾车人在斑马线前就不会有停车的念头，相反，他会蚕食斑马线，使车身无限接近、压迫、挤推行人；或者在看到行人后，第一反应不是减速，而是兴奋地鸣笛加速，以便“促使”行人快些走开。这样一来，行人不但没有安全感、尊严感，还会感觉受到强烈的刺激和挑衅，难免衍生出兰州老人的砖头砸车事件。砖头固不可取，但也不可再麻木不仁，否则率性肆意的飙车党、醉驾帮将会把更多的斑马线变成死亡线，会有更多的谭卓死于对规则的信赖和遵守。
杭州胡斌飙车案之后，我曾撰文认为，飙车不是交通行为，谭卓们也不是死于交通事故，而是死于胡斌们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的罪行。这是因为，走在斑马线上的人，原本有理由相信那里是法律划定的安全堡垒，而如果有人居然死在这个堡垒中，那就意味着法律只是陷阱。是可忍，孰不可忍！我们容忍对这个堡垒的误入，但不能容忍对它的漠视。所以，只有真切意识到“汽车不让行人”是文明社会不能容忍的龌龊，只有真正认识到“汽车避让行人”是社会和谐必不可少的环节，并且真诚相信现状必须改变，也能够改变，我们才能认真说服自己，由衷地从我做起。
环顾周边，汽车礼让行人，香港做的最好，澳门次之，它们算是给国人争了口气；台湾像块跷跷板，由北向南一路滑坡，台北很好，高雄很糟；美国日本没去过，放眼欧洲，大致情况是瑞士德国英国最好，西班牙法国次之，奥地利意大利又次之，捷克波兰只能说等而下之。这个排列，同上述国家和地区的法治程度是大致匹配的。法治越健全，斑马线上越文明。法国很有特点，行人不怎么看信号灯，他们看上去很善于同环境协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过他们坚持走斑马线，汽车也绝对让行人。
我问过几个瑞士人，开车时为什么礼让行人？他们的回答是：已经习惯了。习惯从何而来？我以为来自教育、奖惩和模仿。就斑马线上的国民表现而言，不得不说我们的国民教育是失败的。从幼儿园开始，我们被教导要成为一个英雄而不是一个普通的守法者，长大以后，我们期待着有朝一日能见义勇为，却不屑于日常生活中遵守交通标志。因此，斑马线问题，应当从娃娃抓起。仅次于教育的是奖惩，或者说奖惩也是教育手段的一部分。奖不止来自官方褒扬，更来自路人赞许的表情和手势；惩不光来自警察罚款，也来自社会舆论的批评和指责。我曾设想，能否让汽车也有“表情”，民间可否发明一种“灯言手语”，说“请您先走、谢谢、对不起、没关系”。不过，如何确保让汽车只说礼貌话，不说骂人话，倒真是个问题。说到模仿，当今世界不乏公认的、现成的好榜样，就看我们愿不愿意去模仿。
车让人，目标是好的，但方法和途径需要讨论和斟酌，不能不择手段。比如，禁止吃猫吃狗，禁止未成年人用手机，禁止黄色短信，立意和目标可能都是正当的，但对实现这些目标的手段是否正当我们向来关注不够。掀开每个锅盖？搜查每个书包？还是组建一支道德水准极高、抗黄能力超强、以关怀他人生活品味为己任的职业队伍？如果手段的损害大于目标的收益，那么就不值得追求这个目标。
官方的提倡，交警的努力，必然起到良好的推动作用。交警的执法重心需要调整，整饬斑马线上的乱象，总比抓压实线、罚乱停车更关乎生命、更贴近民心。毕竟,所有交通规则的核心目的是保证人的安全。要有持之以恒的严格执法，而不能指望暴风骤雨式的运动，因为它不能维持长久。也不能指望严管严罚，因为它滋养罚款经济，公交站点的排队可资借鉴，经过社会各界的努力，人们终于认同排队并且逐渐习惯排队了。
回想一下，学习排队的过程成本是很高的，有许多协管员和志愿人员付出了艰辛的努力。不过，这个过程也告诉我们，很多事情没有警察也是可以办好的，甚至办得更好。试想一下，让每条斑马线附近都站上警察，假如警力充裕，那对于斑马线上的秩序一定是极为有效的。但我宁可不要这种“有效”，因为身边站满警察只能说明法治败坏、社会动荡，所以我认为，实现车让人的关键是自觉。斑马线是具体而生动的全民法治的课堂，应当在这里学会建设无需权力的秩序，也由此提升人的尊严和自治。
后记
跋：吾儿十八寄语
热血男儿，浩荡一生，幕天席地，映雪读书，天降大任，始于十八。何谓大任？“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横渠先生名言，境界宏阔，最能彰显志士情怀，令人心向往之。
“为天地立心”，天地本无心，而人有心。人心须与天地契合，才能万物和谐，因而古人深信天人合一，反对违逆万物本性。惜乎近代工业革命以来，人类藉由科学名义力图征服自然，造成有目共睹的坏境破坏，亟须深加反省。科技，只是某个时段的智识，必然被新科技所突破以至否定。过去曾发动全民消灭麻雀，今天看来不过是一场荒诞的政治闹剧。所以，为天地立心，应当是以天地之心为人类之心，而不是妄自尊大，将人类之心强加于自然万物。
“为生民立命”，要先说到生命，其实生与命是两回事。生只代表存在、活着；命则包含生活质量等含义，所谓命好不好，就是指幸福不幸福。用现下的概念作解，奴隶也有生存权、发展权，但不能说他们有人权，他们只是有生而无命。因此，抱有济世热望者，就不仅要为人的生存和人身自由而苦战，更要为人的尊严和心灵自由而斗争。那么，何谓生民？生生不息之民也，泛指平头百姓。大人物是无需他人为其立命的，他们只须他人从命。因此，为生民立命，应当是为平民的幸福而尽心竭力。
“为往圣继绝学”，这话很有意思。为何只说往圣？往圣之学何以成为绝学？因为时下伟人所倡之学，必有众人推捧，无需兴继。只有往昔先贤之学，才屡遭贬斥驱逐，以至萎缩殆尽。且看孔子一生志向，克己复礼，就是善续周公礼法与学脉。而孔学身后，不仅千有余年再无师表，几近学绝道丧，而且近世竟遭打倒砸烂之灾。因此，为往圣继绝学，向来是正道直行之士自觉担负的历史责任。
“为万世开太平”，则与影视作品的观赏经验不同。真正的大英雄、大丈夫，其实不是攻城略地、开疆拓土的骁将，也不是轻用民力、大兴土木的君王，而是缔造和平与安宁，让人民休养生息、安居乐业的圣贤。和平与太平还有差别，和平是对外的，太平是对内的。和平不易，太平更难，何况万世太平！数千年国史，堪称太平盛世者，不过几百年，“太平”二字因而被奉为“最渊懿庄穆的观念”，开万世太平更是难以企及的宏愿。无论过去的王道仁政，还是如今的民主法治，都只能算是太平的轨道，究竟能走多远，谁也没有把握。不过，卓行千里的梦想，不妨从这里开始。（
文摘
版权页：
话是这么说，我们还是觉得不舒服，觉得什么地方出了问题，因为监狱最不应该是“安身立命”的地方。或许可以作一些假想，甚至幻想，但也总比不想要好。想当初，这名男子犯了罪，判了两年半，刑罚制度能不能做个别的处置，不要把他关起来，不要迷信这两年半能够改变（向好的方面）什么，不要认为这两年半就能使他感到罪有应得，更不要希冀判这个人两年半就能警诫那个人不去盗窃。
毕竟，监狱在隔离排害的同时，剥夺了罪犯诸多东西。有的是不言而喻的，如自由；有的却是附带的，如性权利。不过，性权利可不像政治权利，后者是要明确剥夺才失去的，而没有被剥夺政治权利的人还能行使这个权利，如参加选举。但是，被监禁者的性权利在没有被明确剥夺的情况下事实上被剥夺了。性权利那么重要吗？当然。很多服刑人员离婚，就是因为他们的配偶即使愿意，也无法实现双方的性权利，只好另做打算。这样看来，被剥夺性权利的是两个人。接下来是离婚，是无家可归，是仇视社会，是一犯再犯。
被剥夺的除了性权利还有许多重要的东西，如生存能力。生存能力不是“一劳永逸”的，断绝了人际关系，改变了社会角色，原有的生存能力就会丧失。劳动改造过程中培养的能力，回到社会上可能找不到用武之地。所以，许多人赞同这样一个想法：把监狱变成一个封闭的社区，使之既具有隔离恶害的功能，又具有相对正常的生活，目的在于不使服刑期满的人妻离子散，也使他们不致失去工作、交往等生存能力。因此，维系服刑人与社会的联系，实现他们作为人的、没有被判决明确剥夺的权利，就是至关重要的。
不要忘记，监狱是有成本的。国家不仅要养活罪犯，还要盖监狱、配狱警，而罪犯的劳动所得总体上养活不了自己。成本不仅在高墙电网之内，还在罪犯的家里——国家、社会往往要代养其家人，丽国家、社会的巨额代价，事实证明没有兑现应有的产出。这要求我们正视一个现实：治罪模式再完备，或者说审判方式再公正，那也不过是“生产”罪犯，我们应当更加关注“消化”罪犯。在我们还想不出完美的替代手段的时代，应当考虑尽量减轻量刑，减少监禁。这样做的前提是不再迷信“刑罚越重，效果越好”。决不是这样！
整个事件中最值得称道的是法院，它做了一件大好事，安置了不该由它安置的人。这是个“良心活儿”，不能指望法院天天这么干，因为这不是它的职责。不过，我们也要提醒法院，它的职责也不是把犯罪人往监狱一送了事（即使是依法的），它应当考虑社会效果。这样要求它并不过分，因为它是“社会的良心”。治罪、服刑本身都不是目的，目的是社会和谐，综合治理，少出罪犯，少判刑罚，少送监狱；不得不送的，也要尽少剥夺，尽少隔绝，使之顺利复归社会。这样的“良心活儿”，才是我们指望所有司法机构天天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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