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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元国:关于伯克保守主义的思考四则
管理员 发布时间:2009-11-09 12:47  点击:2547


  [摘 要]爱德蒙•伯克是西方保守主义的鼻祖,近年来,开始受到我国学术界的关注。本文试图回答四个基本问题,得出以下结论:伯克主要著作的书名应译为“关于法国革命的感想”之类为好;伯克所说的democracy 应译为“平民政体”,它与我们今天所理解的“民主制”有很大的不同;伯克没有发现法国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却第一个发现其彻底反传统的性质;西方重视研究伯克,既受其学术传统的影响,又受到政治气氛的强烈影响。
  [关键词]伯克;保守主义;法国革命;平民政体


  爱德蒙•伯克( Edmund Burke,1729 - 1797) 是西方保守主义的鼻祖。他早在1790 年就第一个起来反对法国革命(1789 年7 月爆发) 的思想原则,因而在西方思想史上声名显赫。然而,差不多在去世200 年以后,这位西方思想家才走进我们的研究视野。从已发表的论文来看,多评述其政治思想,其他方面都几乎是空白。。笔者对其亦有兴趣,数年来一直留心国内外的有关论文和著作。心中的疑问很多,但学识浅陋,未入堂奥,只有几条粗浅的学习心得,发表于此,以求教于方家。


  一、《关于法国革命的感想》还是《法国大革命反思录》?


  200 年来,伯克没有被人遗忘,主要是由于他写了一本英文名为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 inFrance 的书。笔者所见,有多种翻译。如《法国革命感想录》(刘山等) [1 ] (P687) 、《法国革命论》(何兆武等) [4 ] 、《法国革命感想录》(刘北成) [2 ] 、《法国革命之省察》(林镇国) (台湾) [5 ] (P23) 、《法国革命的回顾》(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 [6 ] (P438) 、《法国大革命反思录》(刘军宁) [7 ] (P6) 、《关于法国革命的感想》(李赋宁) 、《法国革命感想》(裘克安) [8 ] (P265) 等等。这里的关键是reflections 一词的翻译。reflecton 意为think deeply about , or remind oneself of , pastevents ;consider。“沉思或回忆往事;思考”(《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商务印书馆、牛津大学出版社1997 年第1 版) 。它的名词形式为reflection ,复数形式为reflections ,意为( spoken or written expression of an) idea arising from this.“经沉思而产生的想法(表达出的语言或文字) ”(同上) 。《英华大词典》: reflections 竟为“感想意见”。(商务印书馆2000 年8 月修订第3 版) 。因此以上译名大体上都可以, 但如果严格地说来, 译成“反思、回顾”(尤其是前者) 不很妥当。按照汉语“反思”的词义,人们似乎是在一个事件尘埃落定、经过比较长一段时间之后才进行“反思”的。然而,这本书的初稿(一封长信) 写成于1789 年10 月[9 ] (P151) ,经作者重写之后于1790 年11 月以上述书名出版,此时革命爆发才一年多;而且革命正处于发展之中,伯克对这一点认识得很清楚。他认为法国革命反对的是整个欧洲文明,他说:“我似乎处于一场大危机中,这不单单是关系法国的一场危机,而是整个欧洲的一场危机, 也许还要超出欧洲范围”[9 ] P158) 。试想这样的革命怎么会一年半载就结束呢? 伯克还预言革命将会导致屠杀、独裁、军人执政、对外侵略等等。他说:“像你们这样的一个政府,什么事情只能依赖军队⋯⋯当你们的国民公会和其他地区发生分歧的时候,你们一定会诉诸武力⋯⋯你们一定会受军人统治⋯⋯国王将命令军队对付他的人民⋯⋯殖民地造你们的反、黑人造殖民者的反时,再派军队去———屠杀! 拷打! 吊死! 这些便是你们的人权!”[9 ] (P370) 因此从这本书的内容来看,既有对过去一年多法国一系列革命事件的思考,又有对未来的前瞻,以及大量涉及英国的内容。其实这本书的全名是《关于法国革命和伦敦与此事件有关的某些团体的举动的感想》(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 in France and onthe Proceedings in Certain Societies in London Relativeto that Event) 。此外,这本书的风格是洋洋洒洒、酣畅淋漓,想象丰富。综合来看,此书名中的re2flections 译为“感想、沉思”之类才较为合适。


  至于将the Revolution in France 译为“法国大革命”,也值得商榷。“法国大革命”是英语“theGreat French Revolution”、法语“Revolution francaise”的译文。后者在法国1789 年革命之后不久出现[10 ] (P157) 。革命导师都对法国革命赞赏有加,如恩格斯的文章中就有“法国大革命”( the GreatFrench Revolution) 的称呼(原文为德文) [ l1 ] (P30) ,这个称呼明显含有对“革命”的推崇和赞赏。对赞成它的各派人士而言,这个称呼特指“法国的1789年革命”已约定俗成(左派人士所指时间范围更宽) 。在英语中,西方学者很少用the Great FrenchRevolution ,而用the French Revolution ,或用特指the Revolution[14 ] (P640) 。


  revolution 这个单词由前缀re - (回、再) 和词根volve (旋转、循环) 的变体构成,本指占星术士在行星处在某种特定位置时所预言的命运之突然转折。它在英语中第一次出现是1662 年,竟用来形容查理一世的复位,稍后又用来指詹姆士二世的退位[14 ] (P656) 。伯克曾将the Revolution of l688(1688年革命) 与the French Revolution(法国革命) 相对比认为前者只是使英国回复到大宪章的古老传统,与后者的原则格格不入[9 ] (P164 - 165) 。更重要的是在18 世纪,“革命”更多地包含贬义,等同于“动乱”。使它渐渐变成一个受人们欢迎的褒义词的,正是法国的启蒙思想家们[10 ] (P149) 。伯克在他的这本书中把法国革命骂得“狗血喷头”( 潘恩语) [14 ] (P110) ,要说他有意称法国革命为“大革命”,那只能是“大动乱”、“大灾难”之意,绝对不是我们今天所理解的意思。所以,为避免歧义,还是译为“法国革命”为好。


  二、DEMOCRACY:“民主制”还是“平民政体”?


  伯克在他的《法国革命感想录》(以下简称《感想》) 中有这样一段话:“A perfect democracy is therefore the most shameless thing in the world. As it is themost shameless ,it is also the most fearless.”[9 ] (P241) 中译本为:“因此完美的民主制就是世界上最无耻的东西。因为它是最无耻的,所以它也就是最肆无忌惮的。”[4 ] (P125) 英汉对照,初看译文似乎毫无问题;但语意上好像有点矛盾“, 完美的东西”似乎不应当是“最无耻的”,而且在汉语的语境中,“民主”一词迄今还没有任何贬义。在另一处,伯克说:“If I recollect rightly ,Aristotle observes ,that a democracy has many striking points of resemblance with a tyranny.”[9 ] (P273) (中译本将democracy 仍译为“民主制”,其他地方均如此) 。并在注释中引用了亚里士多德的希腊文原话。于是笔者查阅了亚氏《政治学》中译本,发现这些democracy 并不能一概译为“民主制”,这才找到问题的症结。


  众所周知,democracy 即“五四运动”请来的两位西方先生之一:“德先生”(德谟克拉西) ,后来译成“民主”、“民主制”,或“民主政体”,或“民主政治”。古希腊人创造了这个词(demokratia) ,它是希腊语demos (人民) 和希腊语kratos (统治) 两个词的组合。在当时的雅典, demos 通常指全体希腊人民,但有时仅指普通民众或仅指穷人[14 ] (P14) 。


  亚氏将政体分为三类:君主政体(monarchy) 、寡头政体(oligarchy) 和平民政体( democracy) 。平民政体又可细分为五个“品种”。其中第五种是最坏的,虽然它同其他“品种”一样属多数人主政(“民主”的字面意思) ,所有公民都可受公职,但是最后决定政事的不是法律而是群众,即公众的决议可以代替法律。这种情况又是“平民领袖”(德谟咯葛demagogue) 造成的。这些“平民领袖”投民众所好,长于演说煽动,却不负军政责任。这样,民众成为集体君主,这同僭主政体没有两样。亚氏说:“两者的情调是一样的,他们都对国内较高尚的公民横施专暴,平民群众的‘命令’有如僭主的‘诏敕’,平民领袖(德谟咯葛) 就等于、至少类似僭主的佞臣;在这种平民政体中,好像在僭主政体中一样,政权实际上落在宠幸的手里。”[16] (P191) (此即伯克在注释中所引用的那一段) 。亚氏接着说:“平民领袖们把一切事情招揽到公民大会,于是用群众的决议以代替法律的权威。一旦群众代表了治权,他们就站上了左右国政的地位。”(同上)


  可见,伯克所说的a perfect democracy ,恰是另一处的an absolute democracy 之意(见下文) ,应译为“纯粹的平民政体”或“完全的平民统治”等等。perfect 虽有“完美”的意思,但它还有“纯粹、完全”之意,与absolute 的意思正同。说得再明白一点,伯克所指的就是“暴民统治”。


  根据上述理由,笔者特地将他论democracy 的两段话重译如下,以便更好地理解他的原意。很明显,法国革命者与伯克所指的democracy ,应该分属亚氏所说五种不同的类型,故在翻译上作了不同的处理。


  “ ⋯⋯因此,纯粹的平民统治(A perfect democ2racy) 是世界上最无耻的事情。因为它是最无耻的,所以也最肆无忌惮。没有人害怕他自己会遭到惩罚。作为整体的人民确实从来不应当害怕:因为所有的惩罚都是给坏人的儆戒,其宗旨在保护作为整体的人民,作为整体的人民决不会成为任何人惩罚的对象。⋯⋯”[9 ] (P241)


  “我不知道将法国的现政权归入何种类型。尽管它炫耀自己是纯粹的民主政体(a pure democracy) ,我却认为它正在径直地、迅速地变成为一个作恶的、卑鄙的寡头政体。不过我承认,眼下它自称的性质和效果还没有改变。我不只根据抽象的原则来谴责任何政府形式。也许在某种情况下,有必要采取全民参政的政体形式(the purely democratic form) ; 甚至完全必要,这种情况也许有(很少、非常特殊的情形) 。我认为法国或者任何其他的大国都不出现这种情况。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看到许多平民政体(democracies) 成功的例子。古代人比我们更熟悉平民政体。对那些见过大多数这类政体且最好地理解了它们的著作家的著作,我并不是一本也没读。我不禁完全赞同他们的意见: 一个完完全全的平民政体( an absolutedemocracy) 同绝对君主制一样不能算作合法的政府形式。他们认为它是腐败和堕落的政体,而不是那种健全的共和政体。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亚里士多德就说过平民政体(a democracy) 与僭主政体(a tyranny) 有很多惊人的相似之处(原注:当我凭记忆引用这段话时,我已有多年没有读这一段文字了。我的一位博学的朋友找到了它,原文如下: ⋯⋯) (按:亚氏原文的译文上文已引) 。我敢肯定,每当这种平民政体(a democracy) 内部出现严重分歧(一定会经常出现) 的时候,公民中的大多数将会最残酷地压迫少数派;并且这种压迫会扩大到越来越多的人身上,而且越来越残暴,这比生活在一个君主的统治下更令人恐惧。在这种民众群起迫害的情况下,单个的受害者们就处在比别的迫害下更悲惨的境地。为暴君所压迫的人尚能得到人类的温情的怜悯去抚平他们的伤痛,博得人民的喝彩会坚定他们矢志不渝的信心。然而,那些民众恶行的受害者却被剥夺了一切外界的安慰,他们好像是被全人类所抛弃,被他们自己同类的集体合谋所扼死。”[9 ] (P272 - 273)


  三、伯克为何反对一场资产阶级革命?


  根据马克思主义观点,17 世纪英国革命和18世纪的法国革命都是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伯克作为拥护1688 年“光荣革命”的辉格党人,应该是资产阶级利益的代言人,不应当去反对法国革命。然而,他不仅发起了一场思想上的反革命运动(anintellectual counterrevolution) [16 ] (P144) ,而且极力鼓动英国政府联合欧洲大陆上的其他国家共同围剿革命的法国。为什么? 这是我们在阅读伯克著作时经常发出的疑问之一。


  加拿大学者麦克弗逊(C.B.Macpherson) 认为,这个问题的简单回答是,伯克不是一位19 世纪的历史学家,他不可能用阶级斗争的观点去分析英法两国的资产阶级革命,要他在1790 年发现法国革命的最终目的———为资本主义的发展铺平道路,那是不可能的[3 ] (P64) 。这个回答十分简洁有力,它提醒我们: 我们习用的理论工具对一个18世纪的人来说是陌生的。对历史人物的思想应该实事求是、具体分析。


  伯克对当时的英法社会状况有深入的了解和分析。在经济问题上,伯克与他的同时代人亚当•斯密不谋而合,他认为自由竞争的、自我约束的市场经济是合乎自然法则的理想经济秩序。他已经发现英国的经济制度是为利润生产的资本主义制度,其动力是资本积累的欲望;利润的来源是赚取工资的劳动者。他还认为劳动是一种商品,其价格由供求关系来决定。他认为所有这些都是自然的,国家不应当干预市场,如规定工资;也不应当救济穷人。许多人读了他的《感想》中为贵族制度、骑士制度辩护的段落,尤其是他为法国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所作的声泪俱下的辩护那几段,都会错认为他是旧秩序的捍卫者。实际上,伯克捍卫的是一个资本主义性质的等级社会。他之所以认为这个社会制度是合乎自然的,只不过因为这
个制度在英国已存在100 多年了。


  他发现法国国民公会(the National Assembly)的成员中,占大多数的是:“没有名气的地方小律师、小地方司法管理人员、乡村法律事务代理人、公证人、一大串地方市镇诉讼代理人以及挑拨农村邻里之间扯皮打架的人”[9 ] (P190) 。这些人是无法同英国议院的贵族相比的。伯克没有看到这些小人物不是“大资产阶级”(the haute bourgeoisie) 而是“小资产阶级”(the petite bourgeoisie) 。他只看到这些人没有任何行政经验,没有治国才能,有的只是对富人财产的垂涎和嫉妒。他们要是控制了国家政权,只能带来灾难。却不知道,法国的资本主义要落后英国许多,革命只能由小资产阶级领导,来扫清通向资本主义道路上的障碍。


  那么,我们要问,到底是什么触动了伯克的敏感神经,使他对法国革命大动肝火呢? 最主要的原因并不是法国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而是它的另一种性质———同传统的彻底决裂,这是它与以往历次革命都不相同的地方。伯克是第一个认识这种性质的人[18 ] (P160) 。他说过:“把所有的情形都考虑进去,法国革命是迄今世界上所发生的最令人震惊的事件[9 ] (P158) 。他说专横的国民公会“开始了他们的彻底废除、全盘摧毁的变革计划”[9 ] (P315) 。“其改进是表面上的,错误却是根本性的”[9 ] (P395) 。他还说:“旧体制的错误和缺陷是明摆着的,指出它们一点也不费劲;而且只要有了绝对权力,只需一句话就可以将罪恶、弊端同旧体制一齐废除掉。”[9 ] (P315 - 316) 为此,他警告说:“ ⋯⋯我们推倒和建设的对象不是砖头和木料,而是有感觉的人,突然改动其状态、状况和习惯,将使大多数人生活悲惨。”[9 ] (P317) 那么,谁又是这一切的罪魁祸首呢? 这就是法国革命的原因问题。经过了200 多年,学者们还没有找到它的确切答案,不过单原因论肯定是不完全的。伯克虽然意识到革命有多种原因,但他极力强调玄思的( speculative)理性主义思想潮流和抽象的关于人和社会的理论所起的作用[18 ] (P105) 。伯克愤怒地指责了那些“文人小集团”、“著作家们”,说他们:“ ⋯⋯像那些一味提倡新奇事物的人一样,装出对穷人和下层阶级抱有极大热情的样子,抓住宫廷、贵族和教士的每一个错误,夸大其词、冷嘲热讽,使之面目可憎。他们成了一群蛊惑人心的煽动家。”[9 ] (P260) 他尤其点名指责了卢梭,说他的写作原则是哗众取宠,不负责任[9 ] (P319) 。应该说,伯克整本著作的力量和局限性都在于此。


  四、西方为何重视研究伯克?


  如本文开头所述,西方对伯克的研究十分细致、深入,有专门的学术团体和刊物,这种“待遇”对一位18 世纪的政治活动家来说,规格是很高的。西方何以如此重视呢?
  
  首先,西方学术研究的基础很好,学术队伍稳定,学术传统绵延不绝。此外,图书资料和各种设施齐全;伯克的著述、演说和书信收集完备;语言文化上没有障碍。伯克18 世纪式的典雅散文对我们而言也许是一大障碍,但对西方学者而言,只是很小的问题。这些自不必说。笔者要强调的是其他两点原因。


  第一,西方有独特的、发达的政治理论研究的传统。


  要说明的是,中国人研究伯克,肯定会用自己的视角去解读,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历史和文化传统迥异的环境里,我们有自己的兴趣和问题,有些东西在西方人看来是常识,而对我们来说却颇新奇。西方政治理论研究的传统正是如此。


  西方政治理论的发源地在古希腊。古希腊人认为,理论(theory) 是一种沉思,是人与神沟通的本质活动。它可以指导人在现实领域的实践活动。政治理论不是单纯地描述政治现实和为其出谋画策,它不是没有用的,而是直接引发政治行为。政治理论家绝不为某个政治家服务,而是独立于世俗权力。因此,政治的理论活动并不依附于直接的政治行为,相反却是政治史的核心[19] (P41) 。


  古希腊人还认为,政治的本质是讨论,或者叫基于逻辑的辩论,因为人的本质是理性的,暴力和强权都不会导致合理的政治。这个观念深入人心,连城邦僭主都认为自己的统治是不合理的。因此,古希腊人的政治理论本质上是一种政治理性主义。


  我们知道,西方政治理论的传统秉承了古希腊人开创的政治理性主义,这与我们今天所理解的、中国传统色彩的“政治”有着重大差别,这是我们在研究西方政治思想时所不能忽略的。


  明白这些,便可以理解在法国大革命这个新生事物面前,伯克为什么能够很快发表见解深刻的长篇大论,并能有力地影响英国政府的政策,这一英王和首相的作用都不及他。同样的道理,我们也好理解西方为何重视过去政治思想家的智慧。


  第二,政治(意识形态) 因素的强烈影响。


  200 多年来,西方对伯克的兴趣持续不断,大体有这样几个时期。
  
  19 世纪英国的思想潮流是自由主义、功利主义,人们的兴趣集中在他的早期著作和演说,认为他对法国革命的谴责是他晚年对自己一贯坚持的宽容和自由精神的背叛。在约翰•莫利(John Morley) 和哈罗德•拉斯基(Harold Laski) 笔下,伯克都是自由主义的功利主义者,这个形象一直保持到20 世纪初[3 ] (P3 - 4) 。当然,马克思对他很不满,骂他是“出了名的诡辩家”、“马屁精”和“十足的庸俗资产阶级分子”[3 ] (P3) 。


  西方对伯克的兴趣的高涨,出现在1917 年十月革命以后, 尤其是50 年代“冷战”开始之后[18 ] (P159) 。不言而喻:他的保守主义被当作对付斯大林“社会主义”的锐利武器。研究他的专门刊物正是出现在这个时期的美国[3 ] (P2) 。当然,这也是研究最有成绩的时期,学者发现伯克一生的思想是大体一贯的,并不存在晚年“背叛”自由事业的问题,这是一个突破。


  1989 年、1997 年分别是法国大革命爆发和伯克逝世200 周年,前者也正是“苏东剧变”的时候,西方都出了相应的纪念论文集。苏联解体、“冷战”结束之后,于是有人提出“‘冷战’结束后,伯克的著作还有用吗?”[18 ] (P159) 由此可见,学术与政治不大可能完全区别开来,何况这本身是一个政治思想史的课题。这是我们不能不予以注意的。


  无庸讳言,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已经从过去“左”的僵化思想中逐渐走出来。历史上的革命和改良都受到重视。反思历史需要我们从过去的思想家那里汲取智慧,为我所用,这里包括不同类型的、甚至观点对立的思想家,完全倒向哪一边都是不可取的。正如伯克所强调的,应当根据具体的环境情况,而不是仅仅根据某些抽象的原则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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