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进程的历史两重性、前苏联社会主义失败的教训以及中国共产党革命和执政的经验表明，中国现代化要不走西方现代化的老路，不重蹈前苏联社会主义失败的覆辙，就应该从根本上扭转重理工轻人文，重应用轻基础的倾向，高度重视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和技术越发展，对哲学社会科学的作用期待越大，因为自然科学和技术发展所引发的问题绝大部分是社会问题，它不可能单纯依靠自然科学和技术本身来解决，必须有哲学社会科学的参与；社会发展的程度越高，人的主体作用越大，越要求对社会规律认识的自觉性，哲学社会科学所特有的认识世界、传承文明、创新理论。咨政育人和服务社会的作用是无可替代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应该反对急功近利的实用主义，但决不能脱离现实。对社会负责。对人民负责，是社会主义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学术良知。
[关键词] 哲学社会科学 历史经验 现实需求 学术责任
中共中央多次强调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四个同样重要”的著名论断，把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比喻为车之两轮、鸟之两翼。最近又颁布了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这些论断和意见是融历史经验和现实需求为一体的英明决策。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与学者的责任是不可分的。只有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为己任才能实现自己作为学者的责任；而只有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才有展示和实现自己作用的平台。应当认真研究哲学社会科学的作用和作用方式，明确自己的责任，以最有效的方式发挥哲学社会科学的作用。
一、历史的经验和现实的要求
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进程的历史两重性、前苏联社会主义失败的教训以及中国共产党革命和执政的经验，无可辩驳地表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是关系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保证改革开放始终沿着马克思主义方向前进的具有全局性和前瞻性的战略决策。历史经验的价值在现实决策中得到彰显；中国当代现实的要求在历史经验中得到理论的升华。
西方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表明，它的产生离不开哲学社会科学。资产阶级需要自己的哲学家、经济学家、政治学家、法学家，等等。恩格斯称赞文艺复兴时期的那些思想家是“给现代资产阶级统治打下基础的人物”。[2]此外，法国的百科全书派、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和李嘉图等等，都是为资本主义诞生，为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的确立和完善在思想理论方面发挥过重大作用的功勋性人物。
资本主义社会发展有自己的规律。当资产阶级夺取政权并站稳脚根之后，它最迫切需要的是发展自然科学和新的技术，以便最有效地迅速地增强资产阶级的国力和增加有产者的财富。所以，在资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哲学社会科学的地位发生了变化，重心逐步向自然科学和技术倾斜。这是任何力量都无法阻止的趋势，因为它最深刻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如果说，在18、19世纪这种倾斜还只是开始，那么到 20世纪，特别是它的下半叶，当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成为资产阶级和它的大垄断集团与跨国企业获得高额利润，在国际竞争中击败对手的决定性力量时，这种倾斜就不断增强。
资产阶级作为政治上的统治阶级当然也重视哲学社会科学，这是资本主义社会得以存在和巩固的意识形态支柱。资本主义社会有两种不同的规律在起作用：一种是国家对意识形态的需求，一种是市场经济自发力量对利润的追逐。从统治阶级来说，他们非常重视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识形态功能。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美国，在世界范围内强行推销资产阶级的自由、民主。人权和价值观念，倡导自由主义的经济学说和政治学说；它们的人文社会科学中不少著作具有强烈的为资本主义服务的政治倾向性，如《开放社会及其敌人》、《历史决定论的贫困》、《历史的终结》、《大失败》、《不战而胜》、《文明冲突论》等等，都是意识形态性极强的著作。尽管如此，在整个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由于生产的需求和市场的力量，与自然科学和技术的迅速发展相比，哲学社会科学仍然是滞后的。特别是由于政治因素和阶级利益的支配，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识形态性往往压倒科学性，难与自然科学和技术的成就相匹敌。
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向自然科学技术的片面倾斜，对人类社会发展是不利的。毫无疑问，自然科学和技术的迅猛发展大大推动了经济的增长和生产力的发展。《共产党宣言》中描述资产阶级在它不到一百年的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而今天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自然科学和技术革新发展所带来的生产力发展，更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时代无法比拟的。可是，自然科学技术在推动经济增长的同时，带来的是社会发展与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人的发展的分裂和矛盾。经济发展并不等于社会的全面进步。在经济增长和生产力的迅速发展中，西方社会陷于种种社会矛盾和社会危机。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享受经济发展的成果，一部分人的生存状态和境况随着经济增长反而恶化，贫困成为富裕的伴随。单纯的经济增长并没有带来人的全面发展，相反生存竞争日趋激烈，就业更加困难，人的许多潜在才能和爱好为生存需要所牺牲，人的发展更加畸形化片面化，人成为自己谋生技能的“职业囚徒”。由于自然科学和技术片面发展产生的一系列社会问题的恶化，资本主义现代化遭到后现代主义的不断抨击。
西方现代化的历史经验证明，自然科学和技术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强大力量。没有自然科学和技术的进步，就没有当今发达的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可它同样证明，自然科学和技术的片面发展对社会发展是有害的。美国的生态学家格林伍德和爱德华滋说：“当一项新技术破坏了人们大量需要的和不可再生、人类的和非人类的资源时，那么所谓进步实际就是一项拙劣的交易。”[3]
二、哲学社会科学的作用和作用方式
当前世界正处在信息时代。继续发展自然科学和推动技术创新是非常重要的，但这与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并不排斥，而是互为犄角。而且就重要性而言，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相比毫不逊色。社会同人一样，也会有“病”。有“社会焦虑症”，这就是整个社会的不安定和浮躁；有“社会抑郁症”，这就是社会弥漫着的悲观主义，自杀者大量增加和有神论者的人数过度膨胀；社会也会有“溃疡”，这就是腐败、失业、犯罪；有“伤口”，这就是社会不同阶级和阶层的对抗和仇恨。分析和治理这些“毛病” 不能依靠自然科学，而必须有赖于社会科学的研究。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可以说是最高明的社会医生，为我们指明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疾病所在和根治的方法，而且他们首先是革命者，以其毕生精力直接领导和参加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个肌体健康朝气蓬勃的社会，但同样会有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自然科学面对的是自然，它的任务是单一的——发现自然规律；而社会科学不仅要研究社会，而且要研究由于自然科学和技术的应用所引发的社会问题，要研究社会和自然的相互关系和相互作用。可以说，自然科学和技术越发展，对哲学社会科学的作用期待就越大。根本的原因在于，自然科学和技术发展所引发的问题超出了自然科学范围，绝大部分属于社会问题，它不可能单纯依靠自然科学和技术本身来解决，而必须有哲学社会科学的参与。舒马赫在《小的是美好的》一书中认为，对人类社会、自然环境与人类本身问题的单纯自然科学和技术的解决方案，“不论构思多么聪颖，表面多么吸引人，都没有任何益处。机器不断大型化，需要集中的经济力量也不断增加，这不代表进步：它们是对智慧的否定。智慧要求科学技术朝着有组织、温和、优美的新方向前进。”[4]这里最有启发的不在“大小”之争，可贵之处在于提出了不要片面依赖自然科学技术而要重视对自然科学技术应用的智慧。这种智慧是由哲学社会科学提供的。
从社会形态发展来说，社会发展的程度越高，人的主体作用越大，就越要求对社会规律认识的自觉性。尽管关于自然和社会的知识古代就有萌芽，但以实验为基础的自然科学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的；而分门别类的社会科学是在实验自然科学产生以后逐步发展起来的。这说明，由于资本主义社会形态高于封建社会，因而才需要出现近代意义的社会科学。如果说资本主义社会尚且如此，社会主义社会更需要发展社会科学。可以说，在人类已经经历过的社会形态中，社会主义社会对哲学社会科学最为需要，因为社会主义社会不是自发产生的，而是依靠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的政党通过革命变革自觉建立起来的。在随后的建设、发展和改革中，面对自己管理的社会的复杂性更要求自觉性。如果说，在前社会主义形态的社会发展中，社会规律往往作为异己的对立物统治人类，那么在社会主义社会就应该减少这种盲目性，增强自觉性。要增强自觉性，没有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对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对执政党规律的认识，就会举步维艰。当然我们可以在实践中摸索，但摸索只是通向规律性认识的驿站。不可能永远摸索，而必须要总结经验升华为理论。这就需要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否则，最好的经验也是掩埋在泥土中的珍珠。总结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反思邓小平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当代中国的巨大作用，反思从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逐步形成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作用，环顾中国在世界体系中的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的巨大变化，就可以认识到哲学社会科学对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任何亲身经历过思想解放运动，参与和目睹这个变化过程的人，只要不怀偏见都会得出同样的结论。中国变化的事实无可辩驳地证明，哲学社会科学所特有的认识世界、传承文明、创新理论、咨政育人和服务社会的作用是无可替代的。
哲学社会科学是一个包括多个学科的学科群。其中，哲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既有共性又各有特点，应当根据学科的特点充分发挥它们各自的特殊作用。
哲学是以哲学的方式发挥作用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作用是双重的。当它为我们提供科学的世界观和思维方法时，它发挥的是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认识工具的职能；当它为我们提供科学的价值观和人生观，提供社会理想和信仰时，它发挥的是人文教养的职能。我们不可能要求马克思主义为我们提供对问题的现成答案，也不能把它当作从中可以推论出一切问题答案的前提。我们曾经犯过违背哲学本性，要它发挥“推背图” 作用的错误。事实上哲学不是万能的，它的不可替代的、无比重要的作用就在于对世界和社会的本质和规律提供具有整体性的认识。因此，繁荣发展哲学的道路应该符合哲学的本性，着重在总结当代科学成就和实践经验基础上，提供新的思维方法和范式。
社会科学的作用不同。哲学的作用是宏观的，它是对世界和社会的整体性把握，而各门社会科学包括交叉学科则具有一定的微观性，它是对作为整体社会的各个不同方面的研究，是对支配社会生活不同领域特殊规律的把握，它需要调查，需要数据，需要实证性和可验证性。没有以事实为依据的对社会领域分门别类的研究，对社会的认识就是抽象的笼统的。所以各门社会科学研究的具有科学性的成果，对于总体性和不同部门的决策及政策的制定，可以提供可行性和前瞻性的思想指导和理论支持。社会科学的咨政作用是它认识社会和服务社会的重要方式。
而人文科学虽然可以包括在广义的社会科学之内，但就其作用和特点来说，它与狭义的社会科学又完全相同。狄尔泰在《人文科学导论》中谈及人文科学作用方式时强调：“人文科学的目标——即理解社会历史现实中的单一和个体，认识其形成过程的一致性，为其未来发展建立目标和规则。”[5]人文科学以人的精神活动及其产品为对象，它直接作用于现实的个人及由其组成的人类自身。伦理学提高人的道德素质，历史增加以史为鉴的智慧，逻辑训练人的思维能力，文学艺术提高人的审美力，如此等等。苟子在《乐论》中论及音乐时说，“夫乐者，乐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故人不能无乐。”“故乐在宗庙之中，君臣上下同听之，莫不和敬；闺门之内，父子兄弟同听之，则莫不和顺。故乐者，审一以和者也，比物以饰节者也，合奏以成文者也。足以率一道，足以治万变。”还说，“夫声乐之入人也深，其化人也速，故先王谨为之文。”[6]音乐，由情入理，入人、化人，这种对音乐的作用论述极为精辟。这种看法在一定程度上适用于整个人文科学。
人文科学直接作用于个体必然作用于人类，因为处在一定社会结构中的个体是类存在物；民族同样是由个体组成的，作用于个体，实际上也就是作用于民族，作用于人类自身。因此，人文科学能传承文明，弘扬民族精神和提高全民的人文素质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而且由于人不但有理性而且有情感，最能直接通过人的情绪、心理。感受，作用于人的是人文科学。阅读和背诵世代传诵的诗歌，它对心灵的滋养、对人的品位的提高、对性情的陶冶，都会起到良好的作用。没有任何其他科学像人文科学那样能入情、入理、入人、化人。人文科学的作用及其方式是无可替代的。
当然，作用方式的区分是相对的。哲学社会科学中各学科的作用相互支撑、相互联系、互相渗透、不可分割。由于社会科学各学科的部门性质，如果缺乏贯穿其中的统一的哲学思想，就会由于脱离整体而陷于经验主义或实证主义的泥淖；而人文科学没有哲学思维，就没有灵魂，就会发生人文科学没有人文精神的悖论。反之，哲学如果脱离社会科学（暂且不说自然科学）的成就，就会由于纯粹的思辨而失去它的指导作用；脱离人文科学就会由于人文精神的缺损而失去哲学的人文维度，与实证科学相混同。
要按照各学科特点采取相应的繁荣发展对策，但其中有两点对整个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性是共同的。一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本来从道理上说，这是毫无疑问的，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是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提出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在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当然要有利于推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先进文化建设，要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如果起相反的作用，何必花费纳税人的钱来“繁荣” 这种哲学社会科学呢？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性和无可替代的作用取决于它的指导思想和学科本身的科学水平。不能搞马克思主义的话语霸权，但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在哲学社会科学的指导思想问题上，只能搞一元化，不能搞多元化。
当然，强调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这种马克思主义必须是发展着的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而不是僵死的教条化的所谓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面临的一个重大任务，就是要在实践“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过程中，对理论和实践中面临的若于重大问题进行研究，以便以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来指导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包括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伟大事业。党中央提出的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就是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重大决策。
二是理论创新问题。这是整个哲学社会科学面临的问题。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对于哲学社会科学来说，创新同样是推动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的动力。哲学社会科学与时代和国内建设的某些不适应，一个突出表现就是创新问题。在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伟大任务中，要努力建设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体系，积极推动学术观点创新、学科体系创新和科学研究方法创新。
在哲学社会科学创新方面，难以迈步的一个原因是对哲学社会科学创新陷入理论误区，这就是片面追求所谓“原创性”。有的论者把创新描绘成第一个人、第一次发现别人没有发现过的原理，或者说第一句别人没有说过的话。这样，在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中，创新是难以企及的。其实，应该区分不同领域中的创新。在自然科学领域，创新往往表现为与个人相联系的新的原理的第一次发现。阿基米德原理就属于阿基米德，相对论就属于爱因斯坦。这是不能重复的。可在技术领域中，创新情况不同于科学原理。在引进中改进，在模仿中创造，从无到有，可以是技术创新的一种形式。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中的情况更不相同。恩格斯说过，在古希腊人那里，我们可以发现后人许多观点的萌芽和胚胎，这并不妨碍后来哲学家创造众多的哲学体系。至于马克思主义的原创性问题，更不能离开对马克思主义在实践中的应用。马克思主义是在实践中创新和发展的。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结合新的实践、新的问题，提出新的解决方案，这就是创新。虽然基本原理是马克思主义，可它的应用是当代的，解决的问题是具体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所依据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可它结合中国新的实际，提出新的观点、新的思路，这就是创新。如果执着于凡是应用马克思主义原理解决新的问题不算创新，因为它的原理是已有的，对于应用者来说不具有原创性，就从根本上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必须与实际相结合，在结合中创新的原则。这样只能在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中陷于闭门造车虚构体系的绝境，而不是着力于应用，在理论与实际结合上，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上下功夫。有些同志对“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的重要意义和价值缺乏正确认识，就是陷入对马克思主义原创性的误解。其实，任何创新都存在继承和发展的关系。在登山中，站在山峰上的人处于最高位置；在科学研究中，站在巨人肩膀上的人最有成就。在哲学社会科学的创新中，应该提倡求真务实，求真与求新的结合；提倡多种创新的方式，包括学术观点、学科体系、教材的编写反映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新成就；特别要提倡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在结合中创新，在应用中创新。如果在哲学社会科学的创新中追求“第一个人说出的第一个原理”，就会迟迟不敢举步，阻碍创新。
三、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社会责任
在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中，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肩负着特殊使命，因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就是他们的存在方式，就是他们的生命活动。
哲学社会科学作为科学研究属于科学活动，它是社会分工的一部分。既然是社会分工的一部分，它就负有社会责任。因为任何社会分工，只有满足社会需要才有存在的价值和根据。人们容易把自己从事的专业，仅仅看成属于个人的。这是我的专业，这是我的著作，这是我的文章，总而言之，我所做的一切都属于我个人，都只与我有关。这是脑力劳动个体方式产生的一种错觉。实际上，科学研究是以个体思维方式从事的社会工作。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所做的一切都是社会分工的一个领域，他的著作和文章是整个社会精神生产的一部分，是写给别人看的，是用这种方式影响社会。一个半世纪多以前，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就说过， “当我从事科学之类的活动，即从事一种我只是在很少情况下才能同别人直接交往的活动的时候，我也是社会的，因为我是作为人活动的”。[7]所以哲学社会科学的任何一个专业，既是个人的专业又是社会的分工。
德国哲学家费希特在其《论学者的使命》中，论述了作为一个学者对人类承担的任务。他提出一个尖锐的问题：“学者的使命是什么？学者同整个人类及其他各个阶层的关系怎样？他们用什么手段才能稳妥地完成自己崇高的使命？” 他明确回答，“每个人都必须真正运用自己的文化来造福社会。谁也没有权利单纯为自己过得舒适而工作，没有权利与自己的同胞隔绝，没有权利使用自己的文化于他们无益；因为他们正是靠社会的工作才能使自己获得文化，从一定意义上说，文化就是社会产物，社会所有物；如果他不愿由此给社会带来利益，他就是从社会攫取了社会所有物。”[8]这是何等的胸怀！
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必须认真贯彻“双百” 方针，需要宽松和谐的学术环境和学术自由。自由和责任又是不可分的。作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同样负有社会使命和社会责任。这就是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服务，为中华民族的复兴服务。无论是站在讲堂上，还是著书立说，一定不要忘记对社会负责、对人民负责。这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应有的学术良知。信口开河，谬种流传，争立项目而又粗制滥造，剪贴拼凑，炒冷饭，甚至抄袭他人成果，误导读者，误导学生，实有悼学者的良知和责任。
哲学社会科学应该繁荣发展，但应该不等于事实。与历史发展趋势相反，自然科学技术发展带来的不是哲学社会科学繁荣而是它的冷落和边缘化。因为自然科学技术对推动生产、增加财富和利润，具有直接有效性。世界各国国力竞争，往往表现为科技力量、生产力水平、经济实力的竞争。人们重视社会发展中的硬力量，很少重视软力量。除了有识之土，很少有人认识到哲学社会科学是综合国力的一部分。直接追求经济效益，必然使哲学社会科学变为“无用之学”。
另一方面，商品化和市场化程度越高，哲学社会科学工作愈益职业化，成为一种谋生手段，就越来越失去它参与决策性工作的地位、能力甚至兴趣。老一辈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像李达。艾思奇、胡绳这些人，哲学社会科学是他们参与斗争，为中国人民争取解放和发展的手段。他们的著作文章，都具有强烈的现实性和针对性。而现在有些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由于种种原因自觉边缘化，远离现实。哲学社会科学在他们那里越来越成为单纯在书斋里的“寻章摘句”，失去了它积极参与现实生活的活力。
当然，国家也需要纯学术研究，需要看似远离生活实际具有长远价值的研究。应该反对急功近利的实用主义，但哲学社会科学决不能脱离现实，应该坚持“二为” 方向。直接或间接为现实服务，积极参与中国人民正在从事的伟大事业，决不会降低学术水平和科学品格，反而能使它得到提高。能解决中国人民建设中面临的难题和重大问题的哲学社会科学论著，肯定具有最高水平。只有最高科学水平才能凸现它的认识现实和改造现实的作用。没有追求真理的激情和现实情怀，真正有价值的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是很难产生的。
与自然科学技术人员相比，哲学社会科学人员的地位和待遇仍需改进；在哲学社会科学内部，传统的文史哲即所谓人文科学与财经政法相比，与管理科学相比又更为冷落；毕业生分配的遭遇同样如此。这对于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特别是人文科学是很为不利的。市场经济利益和就业导向的作用一时是很难解决的。因此，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不能不考虑市场需求而盲目扩大人文学科的招生数量，或不管条件过多地设立人文学院，应该走内涵式发展道路。通过教改提高科学研究水平和教学水平，真正有利于培养学贯中西的思想家和理论家，培养一批理论联系实际，功底扎实，勇于创新的学科带头人和青年理论骨于，发挥哲学社会科学在咨政育人，提高全民人文素质方面的不可替代的作用。有作用就能就业，作用越显著，就业的范围和可选择性就越大，社会地位和声望就会越高。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真正与自然科学工作者的地位同样重要，就能更加促进它的繁荣发展。“千金市马骨” 的故事是有启发的。
就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自身而言，既然有幸在这个领域中工作，就不能过多考虑个人的名利得失。要提高学术境界，培养好的学风，反对急功近利，反对粗制滥造，真正沉下去，推出精品力作。特别是由于哲学社会科学的评价机制和标准不健全，学风不正，学者更应自律。
“古来圣贤皆寂寞。” 可对人类文化贡献最大，真正青史留名的就是这些生前受冷落的人。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一定要有事业心，为繁荣发展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而努力奋斗。特别是年轻一代更应该有这种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心。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创建必须依靠中青年学者，他们才是这门科学的灿烂未来。
[1] 本文系“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若干重大问题研究” 项目（批准号03JZIXXD002）阶段性成果。
[2] 《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445页。
[3] 格林伍德、爱德华滋：《人类环境和自然系统》，化学工业出版社，1987年，第490页。
[4] 舒马赫：《小的是美好的》，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17页。
[5] 狄尔泰：《人文科学导论》，华夏出版社，2004年，第29页。
[6] 《荀子·乐论》
[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22页。
[8] 费希特：《论学者的使命》，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5、3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