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在中国方兴未艾的文化研究充满了无穷生机，但也面临一些问题。首先应该反省的，是我们的前提和共识。比如我们如何理解文化研究的“批判性”? 如何理解文化研究的“跨学科”? 如何理解文化研究和历史的关系以及中国文化研究的独特性在哪里等等。批判的文化研究最终的目的不是以解释世界为最终目的，而是如马克思所说改造世界，批判意味着建设，将批判的武器转化物质力量。具体到文化来说，对文化的批判的真正意义在于对文化的及时的领导，意味着建立一种新兴的良性文化，这样的批判才是有生产性的批判，否则批判就会变成空洞的表态。文化研究反对“专业主义”，它是以“专业”为借口的种种话语和意识形态，反映了专业主义者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和资本和权力的隐秘关系。要反抗强大的资本主义文化机器和顽固的资产阶级知识体系，文化研究自身也必须知识化。

　　如何打破空间窄化的文化研究? 如果缺乏一个社会整体视野，如果缺乏一个对于未来世界的总体想象，文化研究的批判就会不断地在传播过程中复制它所批判的对象，再生产出既定的资本主义体系的权力关系。我们主张将历史这一向度引进文化研究中，文化研究必须处理文本与历史的关系。只有历史和“故”事才能让我们明白今天文化的去政治化的逻辑是什么。具体体现为对当代中国的关注，体现为时刻关心中国从哪里来、中国向何处去这一最根本的问题。具体到当代文学与文化研究来说，文化研究试图重新打开一个文本，而在文本的网络中跨界游击正是文化研究的活力所在。

　　我们所提倡的文化研究既是态度，也是方法，更是一种视野。那么文化研究的主要工作就是解释文化和阐释文化，并且通过阐释将被去政治的文化再政治化，这是一场意义争夺的过程，其最终目的就是要明白，在全球资本主义盛行的今天，我们应该赋予我们的生活世界什么样的意义。①

　　[关键词]文化研究;批判性;跨学科;文本与历史;再政治化

　　1994年，一首名叫《雾里看花》的流行歌曲播出后立刻风靡中国的大街小巷，歌手那英也因该曲走红。该歌曲最初是中央电视台为“打假”请人创作的[ 1 ]，当时的中国市场上假货已经开始泛滥，央视为此开展了多次“中国质量万里行”的活动，那英此后也多次在“3?15”(消费者日)晚会上演唱该歌曲。可见这首歌曲的含义已经远远超出了它的“情歌”层面。“雾里看花，水中望月，你能分辩这变幻莫测的世界”?一句简单的唱词表达了社会转型时期，中国老百姓越来越看不懂现实的迷惘和无奈。

　　1990年代末，中国开始新一轮的经济改革，由此产生的社会变动深刻地改变了中国的社会结构，随着消费社会的来临，新的消费意识形态开始支配着我们的生活，种种难以命名的新的、旧的、或者似新似旧的文化现象扑面而来，这些眼花缭乱的文化符号让这个时代变得越来越暧昧、模糊。正如歌中反问:“温存未必就是体贴，你知哪句是真哪句是假”? 难辩真假的日常生活让我们仿佛置身于一个“雾里看花，水中望月”的幻境。面对这样应接不暇的，同样也措手不及的文化盛宴和世纪末狂欢，简单的颂扬或谴责似乎也没有多大意义，并不能让人“心安理得”。在消费主义盛行的时代，如果我们在充分享受着现代社会物质的“丰盛”给我们带来的快感之外，我们尚能感受到我们身体的“疼痛”，可是我们却又说不出“痛”在哪里;如果说文学是时代最敏感的神经，但在资本主义已经把一切坚固的东西都融化得烟消云散的时代，文学却因为没有讲好一个时代的“故事”，正被抛出大众的视野。与此相关，和中国社会现实血脉相联的“现代文学”，如今也主动或者被动地失去了解释当下社会、想象他人痛苦的能力。如何重新认识我们的身体感觉结构，如何“说”出身体的疼痛?

　　改变我们的感觉结构的，是新的“文化”，正是麦当劳、可口可乐和好莱坞等强大的资本主义文化，成功地左右了我们的日常生活的;改变了我们的感官和心理，进而改变了我们和物的关系。和消费社会一起到来的，是知识经济，它产生了新的资本主义劳动形式，使得生产成为消费的附庸。文化和知识直接创造着经济并决定着劳动和分工，随着金融业、文化创意等一些新兴“非物质劳动”行业的出现，它彻底改变了我们先前深信不疑的诸如“劳动”、“生产”等传统信念(比如“勤劳致富”)，并直接影响了我们对于生活方式的想象和规划。文化也不再如经典马克思理论所言仅仅是被经济基础所决定的上层建筑。同时，当代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策略也出现了新形式，文化渗透成为新的殖民方式，这些都让我们看到文化对我们的生活正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面对这个文化和社会的转型，我们的知识也必须重新组合，许多学者因不满传统的学科体制的束缚[ 2 ]，转头来做力不从心的“文化研究”，“文化研究”在这里之所以加引号，有它特定的含义，它原指20 世纪50年代英国的伯明翰大学的工人文化研究，伯明翰学派的诞生是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文化转向的风向标，这种研究范型随后风靡欧美，并在美国发扬广大;又因为流行在“先进”的欧美，它得以在全球迅速传播。但是文化研究传到美国后，由于其立场的暧昧和“客观”，逐渐丧失了早期伯明翰学派的批判力量，因此衰落。这种文化研究的弊端在中国或者说在整个文化研究中都有体现，由于缺乏政治视野，研究者多局限在消费文化内部寻找亚文化形式、或者过分夸大身体、性别其微观反抗的力量，没有看到“另类文化”与其反抗对象在结构上的同一性;或者只是在反思发展主义的现代——传统的二元框架中反抗全球化，其结果将文化研究实践演变成小打小闹的环保运动或地方保护运动;在强调所谓区域文化或文化的草根性时，由于缺乏更大政治诉求和全球视野，没有解决地方性和世界性的联系，将权力斗争局限在小集团利益上，变成马克思批评过的工联主义。

　　在中国大陆也是如此。文化研究在1990年代传到大陆，一时让人耳目一新。一时间大学里竞读电影、图像;争谈都市、消费;此时大量欧美文化研究理论的书籍被翻译介绍过来，文化研究概论的教科书或原版教科书也成为畅销书[ 3 ]。但是这个热潮来势汹汹，退得也快，文化研究热出现后，文化研究的边界却越来越模糊，甚至迅速被污名化，其结果是:“研究文化”( culture to research)都号称做“文化研究”( cultural Studies)，而一旦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文化是一个国家或一个城市的“软实力”，或所谓的“城市精神”。文化研究变成文化产业研究的分支也就不奇怪了[ 4 ]，后者因为能和经济挂钩，更得到地方政府青睐。也由于文化研究被污名化，今天在中国，已经没有多少严肃的学者勇于声称自己在做文化研究，早先做文化研究理论的学者，纷纷放弃了“文化研究”，即使仍在做的，也改用了“文化批判”这一更宽泛的命名来指涉各自从事的学术工作，因为在大陆，做文化研究常常被讥笑为不务正业，而且很不“学术”，文化研究在这些专家和文士眼里实在“糟得很”! 这当中有专业主义者对文化研究的傲慢，当然也暴露出文化研究自身的问题，后者则是今天的文化研究者自身需要反省和警惕的。

　　问题出在哪里? 是文化研究本身无法担当思考中国问题的大任，因此是一个需要被打假的“伪科学”，还是我们对文化研究的理解出了问题? 回头看看，十年过去了，有关中国的文化研究，实实在在的成果不多，我们甚至依然停留在引进西方文化理论的层面，依然在停留在诸如要不要文化研究、什么才是文化研究之类老问题上徘徊不前，这至少让我们清醒地认识到，文化研究尚未触及中国的深层问题，在中国做文化研究远没有那么容易和乐观。

　　首先应该反省的，应该是我们的前提和共识，是我们对于文化研究的一些基本概念的理解。比如我们如何理解文化研究的“批判性”? 如何理解文化研究的“跨学科”? 如何理解文化研究和历史的关系以及中国文化研究的独特性在哪里等等。

　　首先，对“批判”这一核心概念的不同理解，反映出大陆文化研究不同学派之间的差异。文化研究的初衷是要延续知识分子的批判立场，在更新传统知识的基础上，建设新的批判性的知识。但是如何认识知识分子的“批判”? 批判不是简单的情绪激动，批判并不意味着永远皱着眉头，拎着大棒，横扫一切，当前无论是文学批评还是文化研究，都有人将批判粗鄙化，让批评丧失了活力。按照福科的说法，批判是“深思熟虑的不服从”，批判的前提是深思熟虑，说明它需要对所批判对象进行知识考古，也说明批判是一门艺术，更是斗争策略。同时，批判的文化研究最终的目的不是以解释世界为最终目的，而是如马克思所说改造世界，批判意味着建设，将批判的武器转化物质力量。具体到文化来说，对文化的批判的真正意义在于对文化的及时的领导，意味着建立一种新兴的良性文化，这样的批判才是有生产性的批判，否则批判就会变成空洞的表态。

　　这再一次告诉我们，做文化研究仅仅有情感和立场是不够的，要反抗强大的资本主义文化机器和顽固的资产阶级知识体系，文化研究自身也必须知识化。因为现实的复杂已经不再是“说”和“不说”的道德选择，在很多现成的概念都已经完全失效的情况下，文化研究其实面临着两难困境:不仅要克服僵化的“知识”结构，同时自身又必须知识化;一方面要警惕被学术科层化再次收编，一方面又需要生产出自身的知识谱系。我们知道，当前高度“合理”化的大学学科分类，源于现代资本主义内在的分工需求，这个合理化的现代官僚社会的恶果曾被韦伯描述为是一个“专家没有灵魂，纵欲者没有心肝”的铁的牢笼。大学在这个铁笼子里正被捆绑得越来越紧，其内部的学科分工方式早已跟不上当代社会的发展，更不用说能有效地解释当代社会变化。因此20世纪以来，人文社会各学科都不得不转型，以寻求与现实社会紧密结合的契合点与突破口。魔高一尺，道高一仗，时代在发展，知识型理应与时俱变。欧洲早在19世纪就在做学科分类的改革，比如通识教育(General Education)在西方大学的出现，也从侧面表达了他们对专业科层化制度训导出的单向度的人的不满。所以跨界研究不仅仅是文化研究独家的行动，而是整个人文学术界的共识，而学科禁锢在快速工业化的发展中国家尤其严重[ 5 ] ;因此中国的一批有识之士为冲破这个思想的铁笼，试图通过文化研究的具体实践，打通传统学科界限，开辟新的思想生路，解放文学与文化批评的生产力。但是跨学科并非意味着全盘否定原有的专业，而是立足于各自的学科，并在其基础上整合有效的知识资源。所以，文化研究反对“专业主义”，而不是反专业。前者是以“专业”为借口的种种话语和意识形态，反映了专业主义者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和资本和权力的隐秘关系。这表明文化研究的对学科的克服并不意味着抛弃传统学科，另起炉灶。而当前有文化研究者将跨学科完全理解为取消学科，完全否定先前的知识资源，将文化研究变成对文化现象的浮光掠影的描述，用对文化现象的粗陋的罗列代替认真严谨的深层研究，由于缺乏系统知识训练，这种贫困的越界难免蜻蜓点水，甚至漏洞百出，反而给专业主义者留下口实。对于研究生培养，这一点更为关键，它要求我们应该重视来自不同学科的学生各自的学科背景，告诫他们文化研究更需要“不屈不挠的博学”，在“专业”的前提下方能谈跨专业，文化研究的跨专业的还可以指以文化研究为方法，立足本学科的学术研究。他们研究的领域甚至仍然可以是“传统”的，但
　　由于掌握了文化研究的方法，对本领域会有一个全新的理解和突破。由于文化研究的理解也有很大差异，目前中国大陆有很多打着文化研究旗号的学派，但总体来说，对文化研究的理解都有逐渐窄化的危险，这表现在如上文已经分析过的，受美国文化研究的影响，将文化研究仅仅理解为流行文化符号研究，比如仅仅在都市消费的层面或时尚文化的角度做城市研究，这固然说明研究者对于新兴文化符号的敏感，但是常常从新的文化现象的局部看问题，缺乏政治经济学的视野，往往说不清问题症结。结果文化研究变成时尚的注脚，被时尚牵着鼻子走，疲于应付。这种对文化研究的狭隘的理解还表现在将文化研究仅仅理解为城市文化研究，忽略了中国的乡村文化。如果不是有意的忽略，至少说明在研究者眼里，文化研究这把手术刀通常只能解剖城市的病灶，乡村一旦进入视野似乎就像狗咬刺猬无处下口。

　　如何打破空间窄化的文化研究? 文化研究的优势在于有效利用大众文化和日常生活中的文化碎片，但是如果缺乏一个社会整体视野，如果缺乏一个对于未来世界的总体想象，文化研究的批判“就会不断地在传播过程中复制它所批判的对象，再生产出既定的资本主义体系的权力关系”[ 6 ]。我们主张将历史这一向度引进文化研究中，文化研究必须处理文本与历史的关系。只有历史和“故”事才能让我们明白今天文化的去政治化的逻辑是什么。如果说做文化研究需要明确的问题意识(p roblematic)，那么对大陆学者来说问题意识从哪里来? 它不是抽象的，具体体现为对当代中国的关注，体现为时刻关心中国从哪里来、中国向何处去这一最根本的问题。这是一个落后的、被殖民地国家的人们一百年来一直焦虑的老问题，也是自鲁迅以来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开创的精神传统。而一旦从诸如物质史、生活史和政治史的角度来看取中国城市/乡村文化想象与生活方式以及其中蕴涵的文化政治，一旦革命中国或曰社会主义记忆被重新激活，我们对现代中国、当下中国乃至未来都会有新的理解和想象，而文化研究也正是在对这些空间的介入和突破的实践中，将自身与传统学术区别开来，并展现自身的魅力。这是它和传统学科的差异。在这个意义上，文化研究不仅仅是作为一种具体的一整套学术操作方法，它更重要的是作为研究视野和眼光。这样的全球视野和政治眼光将成为我们克服当前小打小闹的文化研究平面化、游戏化和盆景化的根本动力。

　　具体到当代文学与文化研究来说，文化研究仍然无法回避文本的阅读技巧与解读策略。需要认真处理文本生产的语境，文本的生产机制，文本与文本的相互生产以及文本的“互文性”(蔡翔)，文化研究试图重新打开一个文本，而在文本的网络中跨界游击正是文化研究的活力所在。由此，我们需要从文本中读出历史( readinghistory out of literature)，将文本读入历史( reading literature into history)，以考察历史语境中的文本的意义;更进一步说，如果说文化研究需要将问题形式化，如果说形式本身是“有意味的”，我们不仅需要“读出文本”，将文本放入历史语境中考察其艺术价值，还应该如罗岗所说的“读入文本”[ 7 ]，将历史重新灌注到被抽空的文本中，注重形式本身的意识形态性，从文本本身的这一中介形式中考察历史的缝隙及其搏斗的痕迹，通过对文本秘密的发现，将文本中被压抑性的力量解放出来。

　　这样看来，我们所提倡的文化研究既是态度，也是方法，更是一种视野。是以“文化研究”为名，关注“当代中国”，关注中国向何处去，至于它最后是否是“文化研究”，已经不重要了。如果说文化如雷蒙?威廉斯所说决定着对生活方式的选择，是一种生活意义的赋予，那么文化研究的主要工作就是解释文化和阐释文化，并且通过阐释将被去政治的文化再政治化，这是一场意义争夺的过程，其最终目的就是要明白，在全球资本主义盛行的今天，我们应该赋予我们的生活世界什么样的意义，这将是一条没有硝烟的，漫长的战线。

　　“借我借我一双慧眼吧! 让我把这纷扰看个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真真切切”。置身于信息爆炸的现代社会，歌手在这样沉痛地呼唤，一百年前，鲁迅就呼吁我们睁开眼开中国，他说中国早就应该有一个新的文场，新的闯将，大胆地看去人生。因为文化正如他所言，不仅是“国民精神所发的光”，而且是引导国民精神前途的灯火，他同时说，没有冲破一切传统思想和手法，中国不会有真的新文艺(文化) 只有瞒和骗[ 8 ]。因此我们可以说，今天，中国文化研究并非已经日薄西山、穷途末路，更非“糟得很! ”而是东方的微光，是林中的响箭。它充满了危机，但酝酿着新生，面对批判的文化研究，站在它的前头领导它呢? 还是站在后头指手画脚地批评他们呢? 还是站在他们的对面反对他们呢? 每个中国的知识分子或学者都将被迫作出选择。

　　2007年10月上海

(注:本文为《方法与个案: 文化研究演讲集》编后记，有删节。该书为王晓明先生主编“热风”文化研究系列之一种，上海书店2008年12月)

参考文献
[ 1 ]《雾里看花》由闫肃作词，那英因该歌曲入选1995年春节联欢晚会.
[ 2 ]和港台主要以英文系为文化研究大本营不同，目前从事文化研究主要有中文系中文艺学出身的和现当代文学出身的研究者。他们代表了中国大陆文化研究的两种思路和方法.
[ 3 ]最早介绍文化研究理论的，就是杰姆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这是1985年他在北大的演讲课程。此后介绍有关文化研究的理论丛书有:南京大学出版社的“当代学术棱镜”译丛(张一兵主编) ;商务印书馆的“现代性译丛”和“文化和传播译丛”等，译林出版社的“人文与社会译丛”(刘东、黄平主编) ;上海教育出版社的“都市与文化”译丛(包亚明主编)，研究中国个案，较早的有李陀主编的“大众文化研究”丛书，江苏人民出版社;其中大陆文化研究的代表人物戴锦华的《隐形书写》收入该丛书。王晓明主编的“文化研究热风系列”，上海书店2008年出版等。另有各类翻译的或原版引进的教材和专著，如罗钢、刘象愚的《文化研究读本》、罗岗等主编的《视觉文化读本》、孟悦等主编的《物质文化研究》，以及汪民安的《文化研究关键词》等等，兹不一一列举。代表性杂志有《文化研究》(陶东风主编)，《热风学术》(王晓明、蔡翔主编) 。还有一些文艺期刊开设了“文化研究”专栏.
[ 4 ]还有中国人民大学复印资料的《文化研究》，主要是做文化产业研究.
[ 5 ]其原因可上溯到1950年代中国为适应快速工业化而做出的大学“院系调整”，一大批综合性的大学被分解为独立的工科和理科学院。1990年代伴随着大学扩招，中国大学改革走了一条和当年院系调整截然相反之路:院校合并。这种合并或吞并的思路就是力求办综合性大学，而对综合性大学的理解就是:学科齐全。而很少思考如何进行传统学科改革，结果造成大学的科层化愈演愈烈，大学不仅变成了官场，也变成了如李零所批评的“养鸡场”.
[ 6 ]罗岗《文学，跨文本》，收罗岗《想象城市的方式》，苏州: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
[ 7 ]罗岗《文学，跨文本》，收罗岗《想象城市的方式》，苏州: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
[ 8 ]鲁迅. 论睁了眼看[A ]. 鲁迅全集(1卷) [C ].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
　　来源：《枣庄学院学报》2008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