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笔者在此对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孟冰纯博士拨冗阅读本文初稿并提出建设性意见表示感谢 。

　　短短二十年间，以互联网为代表的现代网络技术对人类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方式各方面冲击影响程度的深刻广泛，可谓无远弗届。因此，各学科的学者从各个角度对网络展开了可以说是同步跟踪式的研究，范围之广、力度之强也是前所未见。根据笔者在美国二十年的观察，就西方世界对议题的关注度而言，网络技术可以比肩艾滋病和气候变化，研究范围涵盖了人文、社会科学及科学技术的方方面面，成为当前跨学科的「显学」。

　　和身处网络技术前沿的欧美相比，互联网要到1990年代中后期才开始进入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但几年的滞后期并没有妨碍西方对中国互联网发展的浓厚兴趣。几乎从第一时间起，媒体、学者和政客都争先恐后地对中国互联网的发展发表看法。笔者从那时开始就留心西方1的报导和研究，得到两个印象：一是西方对中国互联网的关注程度比之历史上其它传播通讯技术（电报、电话、广播、电视、卫星通讯）都更为强烈，从媒体报导的频率和学术研究的热度可见一斑；二是西方的研究有很强的政治化网络技术的倾向，常常预设这一特殊技术具有直接影响政治制度和统治方法的功能，将互联网和民主视为自然的互助共生体。从这一角度出发，西方将网络技术和中国的政治变革，尤其是自由化和民主化，从一开始就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笔者曾经以「巨兽」情结来形容西方对互联网进入中国的初期反应。一开始，西方将互联网视为一个具有强大信息传播能力的「巨兽」，它不受任何等级结构的约束，能够实现信息传播的民主化和最大化，是打破媒体控制的有效武器。依照西方人的想象，中国政府在面对互联网的威胁时一定会竭力对这一「巨兽」加以控制，但注定徒劳无功，因为这头「巨兽」是不可控制的、无坚不摧的。不过，稍后西方人不无惊讶地发现，中国政府似乎并没有被「巨兽」冲击得溃不成军，对网络的掌控看起来彷佛游刃有余。于是，中国政府又被描绘成一个控制网络的「巨兽」，想方设法限制互联网在中国的发展2。然而，出乎众人意料的是，短短十年左右，到2008年底，中国网民的人数已近三亿人，位居世界第一3；互联网的发展也的确对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产生了巨大的、深远的、复杂的影响，但影响的范围、方式和力度绝非众多西方研究中政治化的技术决定论所预言的那样简单4。

　　这一戏剧性发展让西方早期的种种乌托邦式的预测显得贻笑大方。近年来，西方对中国网络的研究已经超越了这种粗糙的技术决定论，但总的来说，对网络与中国政治的讨论依然是学界和媒体的重点。本文试图解构剖析这一西方现象，进而对网络研究的视角走向提出一些观点。

一　凝视与命题权：中国网络研究焦点的解析

　　互联网在中国的一举一动似乎都受到西方的关注。无论是中国政府颁发有关网络的条例法规，还是网站的关闭和网络异议人士的命运，抑或是国外电讯传媒公司在网络监控上对中国政府的妥协，都会受到媒体的报导和互联网观察者的跟踪和记录。笔者认为，这种异乎寻常的关注并不是人们对网络作为一种影响巨大的新媒体的必然反应，而是折射出西方和中国之间一种特殊的权力关系。在这个关系中，中国处于一种被观察、被凝视的位置。关于观察位置与权力的关系，福柯（Michel Foucault）在《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Discipline and Punish: The Birth of the Prison）一书中做过精辟的论述。他指出，通过圆形监狱这种特殊设计，代表国家权力的狱警可以对作为个人的囚犯进行单向的、全方位的观察和凝视，从而达到控制的目的5。西方对中国网络的关注，正是强势权力位置的反映。那么下一个合乎逻辑的问题就是，这种关注的背后又是出于何种动力？

　　有趣的是，和福柯强调凝视的控制效果不同，西方对中国网络的关注矛头直指被视为网络控制「巨兽」的中国政治制度和政府。由于网络被视为推进民主的利器，因而中国政府对网络的控制便被视为必须打破的障碍。这种话语占据了西方媒体和学界的主流6。然而，历史却冷静地反复宣告这些乐观想象的盲目性。和以往各种技术相比，网络似乎更具「民主」特性，这体现在这一技术本身的互动性、非等级性、大众接触的便利性和惊人的覆盖面。这些特征让互联网具有巨大的政治吸引力7。不难理解，当一些西方学者将目光转向中国时，互联网作为一种与民主制度共生的技术，在威权的政治体制中如何破解和抵制政府对网络的压制和操控，自然成为他们关注的中心。

　　所以说，西方对中国网络的关注不仅在于它将自己置于凝视者的位置，同时其凝视焦点也充当西方观念折射者的角色。在中国网络这个特殊的案例上，笔者认为西方将其对网络功能的信任和对理想政治的期待揉合在一起，有重蹈以西方为中心建构他者幻象的危险。萨依德（Edward W. Said）在分析西方对东方的认识时曾一针见血地指出，由西方探险家、游客、学术研究机构以及文人学者的著述和记载组成的所谓「东方学」（Orientalism），就其本质而言，不过是位于权力中心的西方对东方的一种想象建构，充满偏见扭曲；然而，这种建构成为欧洲根深蒂固的东方主义的基础，更成为日后殖民主义的理论依据和行动指南8。虽然当前摆在我们面前的民主自由观念依然闪烁，但从本质而言，以民主自由为依归的很多话语和东方主义式的审视有共通之处。当然人们不得不承认，当前有关民主的话语依然享有霸权的位置，很难看到这个框架在短时间内有失去合法性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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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西方」一词在本文中是泛指。在讨论中，笔者不可能涵盖所有西方对中国互联网的研究，而主要以自己比较熟悉的美国为例。

2 Zhou Yongming, Historicizing Online Politics: Telegraphy, the Internet, an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2-3; 104-30; 59-130.  
3 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第23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2009年1月），www.cnnic.net.cn/index/0E/00/11/index.htm。  
4 参见《二十一世纪》（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本期的有关文章。 　
5 Michel Foucault, Discipline and Punish: The Birth of the Prison, trans. Alan Sheridan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77).  
6 必须指出的是，期望新传媒技术成为民主的助推剂这种思路早已有之。广播、电视、 卫视的出现，每次都激发了一些人的欢呼，认为从此有了推进民主的技术手段。传媒大亨默多克（Rupert Murdoch）就曾经认为卫视有助于推翻极权统治，但他后来为了打入中国市场不得不降低调子。  
7 西方的各种基金会积极资助有关互联网和民主的研究。国外的大学里不光有专门研究互联网和民主政治的研究所（如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的政治民主因特网研究所[The Institute for Politics, Democracy & the Internet]），连牛津、哈佛这类持重的老牌名校，也很快成立了互联网研究机构（如牛津互联网中心[The Oxford Internet Institute]和哈佛法律学院的博克门社会与网络中心[The Berkman Center for Internet & Society]）。形成反差的是，两所学校迄今也没有成立传播学系。  
8 Edward W. Said, Orientalism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