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哲学，通常有两种定义式的表述：一是把哲学表述为“理论化的世界观”，一是把哲学表述为“时代精神的精华”。这两种定义式的表述，要求人们提出并回答一个共同的问题：究竟如何理解作为世界观理论的哲学的时代内涵？

　　一、世界观是人生在世和人在途中的人的目光

　　把哲学作为被定义项而表述为“理论化的世界观”，首先必须追问什么是作为定义项的 “世界观”。具体言之，什么是世界观的“世”？是与人无关的自然而然的“世”，还是人生在世之“世”？什么是世界观的“界”？是与人无关的无始无终的“界”，还是人在途中之“界”？什么是世界观的“观”？是非人（物）的或超人（神）的目光，还是人生在世和人在途中的人的目光？这表明，在对“世界观”的理解中，包含着迥然不同的解释原则。

　　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深刻地揭示了关于世界观的三种基本的解释原则：一是“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的解释原则，即：“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的解释原则。在这种解释原则中，“世界”是与人的感性活动无关的“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存在。二是“和唯物主义相反”的唯心主义的解释原则，即：“抽象地发展了”人的“能动的方面”，但却同样是“不知道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的解释原则。在这种解释原则中，“世界”成为人的“能动”的精神的产物。与上述两种解释原则不同，马克思提出：“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的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 。在这种解释原则中，“世界”并不是与人无关的抽象的存在，而是人在自己的历史性的实践活动中所形成的现实的存在，因此，“世界观”也不是与人的历史性存在无关的抽象的“关于世界的根本性观点”，而是人在自己的历史性的实践活动中所形成的具有时代内涵的“关于世界的根本性观点”。

　　这个新世界观表明，世界观及其理论——哲学——是历史的而不是非历史的，是发展的而不是僵化的。世界观是人生在世和人在途中的人的目光，是具有时代内涵的关于世界的根本观点。作为“理论化的世界观”的哲学，它为人们认识世界提供具有时代内涵的总的概念框架，也为人们评价世界提供具有时代内涵的总的意义框架，从而为人们变革世界提供具有时代内涵的总的世界图景及其解释原则。这个新世界观为我们理解和把握世界观及其理论——哲学——提供了实践论的解释原则。依据这个解释原则，我们可以从哲学基本问题的演化、人类存在形态的变革和哲学寻求崇高的进程这三个方面的统一，阐发世界观理论的时代内涵。

　　哲学的时代内涵，首先是同哲学基本问题——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的历史性变化密不可分的。在西方哲学的发展史上，出现了通常所指认的两次大的“转向”，第一次是从古代哲学到近代哲学的“认识论转向”，第二次是从近代哲学到现代哲学的“实践转向”和“语言转向”。这两次“转向”，就其理论内涵而言，都是转换了对“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的理解。当代哲学家卡尔•波普把物理自然世界称为“世界1”，把人的精神世界称为“世界2”，而把语言文化所构成的世界称为“世界3”。借用波普的这种划分方式，我们可以比较简洁地说明哲学的“古代”、“近代”和“现代”三种基本形态的本质特征和时代内涵：所谓“古代”哲学，其实质是离开“世界2”对“世界1”的关系，即离开“思维”对“存在”的反思，直接地断言“世界1”；所谓“近代”哲学，其实质是从“世界2”对“世界1”的关系，也就是从“思维”对“存在”的关系出发，去追究二者的“关系问题”；所谓“现代”哲学，其实质则是从“世界3”出发去探寻“世界2”与“世界1”的关系，也就是从“语言文化”出发去探寻“思维”与“存在”的关系。这两次大的“转向”，正是深刻地体现了哲学理论的时代内涵。

　　古代哲学，它离开对人类意识及其与世界相互关系的认识论反省，单纯地从对象世界本身去寻求世界的统一性，并直接地断言世界本身，而没有自觉到在这种断言中所蕴含的“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因此，哲学的“古代”涵义，是指尚未自觉地提出哲学基本问题而直接地寻求和断言世界本身的哲学理论形态。近代哲学，它之所以被称为“认识论转向”，是因为它以反省人类意识及其与世界的相互关系为出发点，在“思维和存在的关系”中寻求二者的统一性。在这种认识论反省中，“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被“明确地提了出来”，并使之获得了“完全的意义”。因此，哲学的“近代”涵义，是指自觉地提出哲学基本问题并从而寻求思维规律与存在规律统一的哲学理论形态。现代哲学，它之所以被称为“实践转向”和“语言转向”，是因为它超越了近代认识论转向的主观与客观的二元对立，从思维与存在统一的现实基础（实践）或文化中介（语言）出发，去回答和解决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因此，哲学的“现代”涵义，是指以人的历史性存在为中介去回答和解决哲学基本问题的哲学理论形态。从两极到中介，构成现代哲学的思维方式的革命。

　　在哲学的“古代”、“近代”和“现代”的理论形态的历史转换中，实现了哲学的提问方式和理论内涵的历史性发展。古代哲学提出“万物的统一性”问题，这既意味着人类试图以某种最深层的统一性的存在来确定人类生活意义的最高支撑点，又意味着人类尚未达到从思维对存在的关系去反省人类生活的意义。因此，这种哲学实质是表征着人类从自在走向自为的过程。近代哲学提出“意识的统一性”问题，这既意昧着人类以反省的认识去寻求人类生活的意义，又意味着人类是以超历史的即抽象的观念去看待存在的意义。这种哲学表征着人类受“抽象”统治的自我意识。现代哲学提出“实践的统一性”以及科学、语言、文化等等的统一性问题，这既意味着人类从历史的即现实的观念去看待存在的意义，也意味着人类在多元文化中的意义的冲突与危机。这种哲学表征着人类的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相融合的自我意识。从层级性寻求到顺序性选择，构成现代哲学的基本理念的革命。

　　哲学作为理论形态的人类自我意识，哲学基本问题的历史演进，直接地取决于人类关于自身存在的自我意识的历史性变化；而人类关于自身存在的自我意识的历史性变化，则深层地取决于人类存在的历史形态的转换。关于人类存在的历史形态，马克思从宏观的历史视野概括为：人的依赖关系；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以个人全面发展为基础的自由个性。在“人的依赖关系”的历史形态中，个人依附于群体，个人不具有独立性，只不过是“一定的狭隘人群的附属物”。在“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历史形态中，个人摆脱了人身依附关系而获得了独立性，但这种“独立性”却只能是“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人依赖于物，人受物的统治，人与人的关系受制于物与物的关系。只有超越“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才能实现“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人类存在的三大历史形态的基本特征，从根本上决定了世界观理论的时代内涵。因此，哲学史，归根到底是理论形态的人类发展史；每个时代的哲学，则归根到底是“思想中所把握到的时代”，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

　　哲学作为理论形态的人类自我意识，即以理论的形态所表达的人类关于自身的意义与价值的自我意识，它一向是以阐扬崇高和贬抑渺小作为自己的追求目标和理论使命。然而，哲学作为“思想中所把握到的时代”，无论是中国传统哲学还是西方传统哲学，在建构人类生活精神坐标的进程中，既历史地践履着对崇高的追求，又非历史地把崇高异化为某种超历史的存在。从整个哲学史看，哲学正是在追求崇高和“消解”崇高的异化的过程中发展的。在论述哲学的历史任务时，马克思曾作出这样的概括：“反宗教的斗争间接地就是反对以宗教为精神慰藉的那个世界的斗争” ，因此，“真理的彼岸世界消逝以后，历史的任务就是确立此岸世界的真理。人的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被揭穿以后，揭露具有非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就成了为历史服务的哲学的迫切任务。于是对天国的批判就变成对尘世的批判，对宗教的批判变成对法的批判，对神学的批判变成对政治的批判”  。在这里，马克思为我们反思哲学的历史演进及其时代内涵，提供了一个极其重要的透视角度。这就是：近代以前的哲学，是一个塑造“神圣形象”的过程；近代哲学本身，是一个消解“神圣形象”，并以种种“非神圣形象”取而代之的过程；一个半世纪以来的现代哲学，则是在消解“神圣形象”的基础上，进而消解诸种“非神圣形象”即“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的过程。

　　哲学的塑造“神圣形象”、消解“神圣形象”和消解“非神圣形象”的发展过程，同马克思的关于人的存在形态的“人的依赖关系”、“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和以“个人全面发展”为基础的“自由个性”的发展进程是密不可分的。在“人的依赖关系”中，个体对崇高的追求，就是对群体的崇拜，被崇拜的群体则被异化为超人的“神圣形象”（从图腾到上帝）。这样，作为理论形态的人类自我意识的哲学，它对崇高的寻求和崇高的异化，就表现为以“人的依赖关系”为基础的对“神圣形象”的崇拜。在“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历史形态中，人对人的依赖变成了人对物的依赖，因此，人对“神”的崇拜也变成了人对“物”的崇拜，崇高在“神圣形象”中的异化也变成了崇高在“非神圣形象”中的异化。正因如此，哲学的历史进程，就由塑造“神圣形象”而演进为消解“神圣形象”，又由消解“神圣形象”而演进为消解“非神圣形象”。哲学的这个演进过程，正是理论地表征人类社会从人对人的依赖性走向人对物的依赖性，并进而改变人对物的依赖性的历史进程。以资本的逻辑为实质内容的现代社会，它的时代性的人类问题，正是马克思所指出的人在“非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揭露和改变当代人的生存困境，实现社会的和谐发展，这是作为世界观理论的当代哲学的根本性的时代内涵。

　　　二、世界观理论是以时代性内容求索人类性问题

　　作为世界观理论，任何真正的哲学都具有不可或缺的二重性：它既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又是“文明的活的灵魂”。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任何真正的哲学都具有特定的时代内涵；作为“文明的活的灵魂”，任何真正的哲学又都是求索人类性问题的理论结晶。哲学理论求索的“人类性”问题就蕴含在它的“时代性”内容之中，而哲学理论的“时代性”问题的求索又正是对“人类性”问题的历史性回答。离开哲学问题的人类性而片面地强调哲学理论的时代性，或离开哲学理论的时代性而片面地强调哲学问题的人类性，都无法真正理解哲学既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又是“文明的活的灵魂”。

　　作为世界观理论的哲学，哲学问题总是人生在世的大问题即人类性问题。求索天、地、人的人与自然之辨，探寻你、我、他的人与社会之辨，反省知、情、意的人与自我之辨，追寻真、善、美的人与生活之辨，凝结为理解“人生在世”和“人在途中”的哲学范畴，并因而构成人的“安身立命”之本或人生的“最高的支撑点”。古今中外的哲学，无论其研究对象有何不同，研究方式有何差异，派别之间有多少冲突，理论形态有多少更新，但总是对人的存在的反思。从哲学问题的人类性看，全部的哲学都是以理论的方式表征了人的存在。不同的哲学理论，总是以理论的方式凸显了人的存在的某个环节、部分或方面，从而理论地表征了对人的存在的特殊的理解。然而，人类性的哲学问题，却从来不是以抽象的人的问题提出的，恰恰相反，人类性的哲学问题总是表现为具有历史内涵的时代性问题。以人类性问题而存在的哲学，它所具有的解释力和思想力，又总是取决于各个时代的哲学对自己的时代性问题的理论自觉。因此，每个时代的人类性问题，都凸显了人的存在的某个环节、部分和方面，都凸显了特定的人的存在的问题。

　　人的存在方式是历史性变革的，人对世界的现实关系是历史性变革的，人的世界图景是历史性变革的，人对自己与世界的关系的自我意识是历史性变革的，因此，哲学必须提出和回答自己时代的世界观问题：以人的当代的实践活动为基础的人对世界的当代关系是怎样的？以当代科学为中介的人的当代世界图景是怎样的？以人的当代社会生活为基础的当代人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审美意识和终极关怀是怎样的？作为理论形态的人类自我意识，哲学既是哲学家以个人的名义讲述人类的故事，又是哲学家以人类的名义讲述个人的故事。生活于不同时代、不同民族的哲学家，把时代性和民族性的体悟与思辨，融汇于对人类性问题的体悟与思辨，既时代性地凸显了人的存在的某个环节、部分或方面，又深化了对人的存在的理解与解释。正是一代又一代的哲学家们体悟和思辨时代性的人类问题，才理论地表征了人对自己与世界关系的理解；正是哲学问题的人类性与哲学理论的时代性的统一，真正的哲学才具有超时代的当代性，才具有“文明的活的灵魂”的生命力和开放性。

　　哲学问题的人类性和哲学理论的时代性，构成哲学问题自我扬弃的过程，即：“老”问题总是以胚芽的形态蕴含着“新”问题，研究和回答“新”问题总是要反省“老”问题，以至“老”问题“青春永驻”；“新”问题又是以成熟的形态展开了“老”问题，解决“老”问题总是有赖于探索“新”问题，以至“新”问题“层出不穷”。这就是哲学问题的自我相关和自我缠绕。它深层地表现为哲学的解释原则的自我循环，即：哲学作为世界观理论，它在每个历史时代的各种文化样式中，总是充当解释和评价一切的根据、标准和尺度；因此，没有任何别的文化样式来充当解释哲学的根据、标准和尺度，哲学解释只能是自我解释，这就是哲学原则的解释循环问题。哲学解释是自我相关的，它必须通过自我的反思与批判，来实现自身的发展。哲学对自身解释原则的批判，就是哲学原则解释循环的自我超越。

　　哲学解释原则的自我超越并不是简单地抛弃先前的哲学解释原则，而是极为复杂的“扬弃”关系。首先，新的哲学解释原则总是否定了先前的哲学原则，并且否定了先前的解释原则得以形成的思维方式，实现了哲学自身的反思层次的跃迁。例如，近代哲学的解释原则，是从思维对存在的关系出发去提出和回答全部的哲学问题。它否定了先前的哲学离开思维对存在的关系而直接断言存在的解释原则，也否定了据以形成这种解释原则的非反思的思维方式。这样，近代哲学就使哲学进入到自觉的反思的逻辑层次。但是，这种哲学自身反思层次的跃迁，并不是抛弃了哲学对“存在”的追问，而是使这种追问自觉地提升到“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中来实现。因此，哲学解释循环的自我超越是一个“扬弃”的过程。

　　哲学作为理论形态的人类自我意识，它的世界观理论，是在对人与世界关系的反思中寻找存在的意义。人的生命活动是寻求和实现“意义”的“生活”活动，而“生活”活动的“意义”，则总是存在于“标准”与“选择”这对范畴的矛盾关系之中，即“选择”什么样的“标准”来确定生命活动的“意义”。哲学的全部理论活动，都可以归结为处理“标准”与“选择”这对范畴的矛盾关系。但是，哲学作为思想中的时代，它的核心范畴的凸显，总是取决于对人类的时代性的生存困境的理论自觉，并直接地取决于对时代性的社会思潮的理论自觉。在当代社会思潮中，两极对立模式的消解，其实质是“消解”了作为绝对确定性的“标准”；英雄主义时代的隐退，是淡化了“英雄”作为人格化的“标准”的神圣性；高层精英文化的失落，是以文化的大众化和多元化弱化了精英文化的“标准”化；而理性主义权威的弱化，则是直接地冲击了将“理性”作为“标准”的合理性。这表明，当代社会思潮所体现的根本矛盾，是“标准”与“选择”的矛盾。因此，只有当代哲学才把“标准”与“选择”升华为最重要的哲学范畴。

　　如果以“标准”与“选择”这对范畴来概括传统哲学与现代哲学的区别，那么，我们可以说，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传统哲学追求的是一种“没有选择的标准”，而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现代哲学则承诺的是一种“可以选择的标准”。正因如此，以追求绝对确定性为使命的传统哲学，只能是以超历史的“神”或非历史的“物”作为“本体”即“标准”，去规范人的全部思想和行为。这就是传统哲学的“没有选择的标准”的“本质主义的肆虐”。而在现代哲学的消解“神圣形象”和“非神圣形象”即反对“本质主义”的理论自觉中，“标准”既是对历史文化的一种承诺，更是现实生活中的一种“选择”和“安排”。这就是现代哲学所实现的从层级性寻求到顺序性选择的变革。但是，由于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思潮的泛滥，当代西方哲学往往把这种文化选择蜕变为丢弃“标准”的“选择”，因而造成了当代哲学中的“没有标准的选择”的“存在主义的焦虑”。它要求我们重新审视哲学自身的追求。

　　趋利避害，即趋向人类之利而避免人类之害，这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根本逻辑，也是哲学以理论形态所表达的最根本的人类自我意识。人类始终面对的最大问题，就是“选择”某种“标准”而实现人类的“生存”与“发展”。人类今天面对的最大问题，不就是人类自身的“生存”与“发展”，应当给出什么样的“标准”和作出怎样的“选择”吗？这是哲学的人类性问题的最根本的时代性内涵。达到这种理论自觉，并自觉地展开这种哲学追求，就既是把人类“文明的活的灵魂”凝聚为“时代精神的精华”，又是把“时代精神的精华”升华为“文明的活的灵魂”。这种为人类生活奠基的哲学追求，应当是新世纪哲学的最重要的理论自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