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女性的从属形象是由塑造其文明的基督教确定的。《圣经》告诉人们：夏娃把亚当引入歧途，偷尝了禁果，上帝在震怒之下惩罚了妇女。上帝警告夏娃说：“我必极大倍地添加你的痛苦，令你多育子女；你的愿望当符合你夫的愿望，而他必当支配你。”〔Vern L. Bullough et al., The Subordinated Sex: A History of Attitudes Toward Women (Athens: Univ. of Georgia Press, 1988), p.35.〕这就定下了女性从属于男性的基调。新教虽然对中世纪基督教的某些原则进行了改革，但却基本接受了女性从属观。从马丁·路德到约翰·加尔文，大多数新教领袖都把男性的体格优势视为上帝让其统治女性的象征。
基督教的性别观被吸纳入西方文化，女性对男性的从属地位也随之在西方各国确立。根据１７世纪的英国习惯法，女性完全处于对男性的依附状态，在婚前受父亲支配，结婚后则成为丈夫的附庸，她的一切法律权利都归丈夫所有。在英国的北美殖民地，妇女的地位虽然比其英国姐妹要高一些，在白手创业过程中常常成为男子的好帮手，并分享其自我价值感，但仍没有和男子平等的政治、经济权利。美国独立后，这种状况也丝毫没有改变。１９世纪初，随着宗教改革的不断开展，美国妇女逐渐走出封闭的家庭，参预到各种社会活动中去，进而开始争取妇女应有的权利。
（一）
妇女在独立战争期间由于接触到当时广泛传播的自由和平等思想，已开始认识到性别的不平等。一批有才智的妇女于是通过群聚讨论和私人通信等方式表达自己的观点。1792年7月，一个妇女给《女士杂志》写信道：“我反对婚姻中的‘遵从’一词……婚姻不应该被视作一个尊者和一个卑者的契约，而应是一个双向的权利联盟、一个不言而喻的伙伴关系。”〔Sara M. Evans, Born for Liberty: A History of Women in America (New York: Collier MaCmillan, 1989), p.63.〕对性别不平等进行系统反思的则是马萨诸塞州的朱迪丝·默里（Judith S. Murray）和独立运动领袖约翰·亚当斯（John Adams）的妻子阿比盖尔·亚当斯（Abigail Adams）。
默里于１７９０年发表一篇题为《论性别的平等》的文章，剖析了社会的准则及其制订者。她认为既然男性没考虑女性利益而只顾自己的需要制订了社会准则，就不该苛求妇女去遵守；她还抨击了男性的逻辑和理性，高度赞扬了女性美德。阿比盖尔则更进一步，主张在法律上保证妇女的权利。１７７６年３月，她给丈夫写信，要求他在为独立的美国制订新法律时，务必“记住广大的妇女，比你们的祖先更慷慨大度……如果不给妇女以特别的关心和注意，我们决定酝酿一场暴动，不使我们被任何我们在其中没有发言权或代表的法律所束缚。”〔Alice Rossi, ed., The Feminist Papers: From Adams to de Beauvoir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3), pp.10-11.〕当约翰·亚当斯回信说她的要求不合时宜、不可能达到且令他好笑时，阿比盖尔很愤怒，她写信驳斥丈夫，还给女友写信，建议组织一个国会请愿。后来她虽没有采取请愿活动，但她的从法律角度争取妇女权利的思想却慢慢传播了开来。
（二）
美国独立之初，由于巨额的战争费用，经济状况并不乐观，虽然制造业已经出现，殖民地性质的经济结构却仍然占主流。但１７９２年发生的法国革命战争和随后的拿破仑战争扭转了美国经济状况，敌对的双方都为美国的商品和船运业提供了广大的市场，促进了美国制造业和商业的繁荣。此外，美国人艾利·惠特尼（Eli Whitney）于１７９３年发明了轧棉机，能快速高效地为棉花脱籽，这使短绒棉在南方的普植成为可能，极大地推动了南方植棉业和纺织业的发展。
１９世纪初，在美国还兴起了筑公路和开挖运河的热潮，这是史称“交通革命”的第一阶段。“交通革命”极大地推进了美国经济发展，促进了统一市场的形成。商品在各地区间的流动还使金融业获得发展，沿交通线兴起了许多商业中心，把周围地区的经济联系成一个整体。伴随着“交通革命”，美国进入了工业化阶段，资本主义精神迅速成长起来，到１８６０年，美国已完成了工业革命的第一阶段，国民生产总值仅次于英国位居世界第二。
经济变革引起了深刻的社会变化。新兴的工商业资产阶级地位上升；社会中原有的中上层阶级，如地主、医生、律师和传教士等的社会地位受到威胁。尽管作为整体，他们并没有经历到本阶级地位的衰落，但也确实遭到了地位被剥夺之苦，感到长期信赖的虔诚价值观和清教伦理受到了挑战。而那些新富们年轻时接受的清教观念也使之对新获得的财富有负罪感，担心财富和地位会因自己不配承受被突然剥夺。
正是这种经济和社会的变化导致了１７９５－１８３５年的宗教复兴运动。它把杰弗逊主义和杰克逊民主思想引入宗教领域，对传统的加尔文教义进行再解释，进一步推动美国新教主义远离英国教会枯燥乏味的理性主义，朝向虔信的福音派教义前进，因而又被称为“第二次大觉醒”，或“福音运动”。该运动中声势最大、影响也最深远的是其第三阶段，也即２０年代起查尔斯·芬尼（Charles Finney）领导的福音改革运动。
芬尼视建立福音教义为己任。他反对原罪说，把人而非上帝看作宇宙的中心；认为灵魂的拯救不是一个只能靠耐心等待来获得的奇迹，而是正确运用人类自然能力的结果；信教人士的忠诚应通过他此生的善行，而非对来世的灵魂获救的期待来验证。如果说传统的加尔文教义强调的是对平安离世的痛苦的追求，芬尼则转向慈善活动，视灵魂拯救为宗教活动的开端而不是终点，“鼓励人们在信教的同时努力工作”。〔FGilbert Barnes, The Antislavery Impulse, 1830-1844 (Gloucester, MA, U.S.A.: Peter Smith, 1957), p.11.〕芬尼号召的工作并非努力赚钱的世俗工作，而是对社会价值和道德进行改良的社会工作。
芬尼的福音运动吸引了社会中原有的中上层人士，他们把投身改革作为一种补偿其地位受损的手段；新兴的暴发户们也因芬尼“通过不断攻击骄傲及在社会中向上爬的罪恶、通过抨击在世上积累财富的危险”〔Barnes, The Antislavery Impulse, pp.8-9.〕，触到了他们最软弱的地方，他们为了自救也投身于福音运动中。纽约州尤其成为芬尼教义的传播和福音运动的开展的白热化地区，因为该州是新兴资本主义精神发展的典型地区。
与宗教复兴早期代表人物，如莱曼·比彻（Lyman Beecher）等人相反，芬尼不仅支持妇女在宗教集会中作祈祷，而且公开鼓励“妇女姐妹”们自由表达其意愿，甚至不惜为此和比彻派决裂。〔Barnes, The Antislavery Impulse, pp.8-9.〕芬尼派著名活动家西奥多·韦尔德（Theodore Weld）在这方面贡献很大，在他的努力下，妇女在公开场合中讲演很快成为遍布纽约州的现象。
１９世纪的美国妇女和殖民地时期的已有所不同。首先，女子教育有了缓慢的进步，除了１８世纪８０年代男子创办的“女子中等学校”（female academy）外，在世纪之交又出现了女子组建的“私立女子学校”（female seminary）。“在这些学校中，妇女不仅发现自己是有才智的，还经验到了一个强化的女性社会，认识到了妇女（与男子）不同的特殊使命。”〔Evans, Born for Liberty, p.65.#FS〕其次，由于经济的发展，家庭经济日益和家内操作分开，男性外出工作养家，妇女则日益被禁锢在家内。由于当时的内科医生和教育家普遍认为女性的大脑和神经系统不够稳定，不足以维持智力活动的需求，传统的女性职业，如助产士，也基本被男性取代。女性的自我价值感愈来愈得不到实现，在一个男性机会大大增加的时代，女性的活动天地却越来越窄了。
受到良好教育的中产阶级妇女尤其体会到其机会的减少。在下层妇女必须出外工崐作补充家用、上层妇女更有可能享受闲暇生活之际，中等阶级妇女却被频繁的生育和繁重的家务禁锢在家里。其中一部分人因而投身于福音运动，希望以改良社会的形式体现自身价值。纽约州妇女的改革热情最为高涨。
（三）
受芬尼福音教义的感召，中产阶级妇女不仅参加了男性领导的团体，还成立各种妇女团体进行慈善改革。其中最有影响的是妇女道德改革运动（Female Moral Reform）、禁酒运动（The Temperance Movement）和废奴运动（The Antislavery Movement）。
妇女道德改革运动出现于３０年代，其主要目标是改革性道德的标准并对性行为进行控制和管理。妇女道德改革者们认为，是男人而不是女人导致社会道德的堕落，因而应谴责并揭发那些放荡的男子，对受辱女性施加保护。她们还号召母亲们监督儿子的行为，教育他们保持良好的道德，在性生活上严格自控。从１８３４年“全国妇女道德改革协会”（The American Female Feform Society）在纽约成立起，１０年内在全国已有４００多个支部〔Evans, Born for Liberty, p.74.〕，给社会吹来了清新的道德之风。
纽约州中西部的道德改革运动异常活跃，这是芬尼派长期活动的结果。以韦尔德工作过的犹提卡城（Utica）和附近的奥奈达郡（Oneida Country）为中心，向周围城乡辐射出了一个改革的热化地区，史称“燃烧的地区”〔该短语来自Whitney Cross, ed., The Burnedover District (Ithaca, New York: Cornell Univ. Press, 1924)〕。１８３２年，犹提卡城有４１个自愿团体致力于各种改革目标，其中１／３是妇女团体〔Mary Ryan, "The Power of Women''s Networks," Judith L. Newton et al. eds., Sex and Class in Women''s History (Bost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83), p.170.〕。１８３７年，全国妇女道德改革协会支部成立于犹提卡，有１００名成员。它的第一个年度报告宣称：“我们确实感到我们已加入为生命而拚搏的战斗，我们不能随便放下武器，除非为死神所召唤。”〔Ryan, "The Power of Women''s Networks," p.171〕该城妇女机构后来还向外发展，成果卓著。
妇女还踊跃参加了禁酒运动。１９世纪初，医生普遍认为妇女的生殖系统和神经系统紧密相连，同样地不够稳定，因此，多生育就意味着妇女苦难的加深。不过，当时的人缺乏有效的避孕概念和措施，要控制生育，只有通过社会的和心理的约束来控制性行为才行。由于酒精常常会把男子从牧师和母亲的训诫下解放出来，失去学习到的道德控制，进而对妇女构成威胁，妇女就大力宣传禁酒，以维护本性别成员的利益。
禁酒运动迅速扩展到全国，后来的女权运动领袖大多参加并领导了禁酒运动。１８５２年，首届“全国妇女禁酒宪法会”在罗切斯特召开，目的是使禁酒在宪法上得以体现，伊丽莎白·斯坦顿（Elizabeth C. Stanton）是会议主席。这把禁酒运动提高到政治层次上，影响巨大。
从３０年代起，美国妇女还积极参加了威廉·加里森（William Garrison）和西奥多·韦尔德等人领导的废奴运动，该运动是芬尼福音精神的又一体现。女性废奴者和男子一样在公共集会上作宣传，为废奴摇旗呐喊；挨家挨户地征集签名，向国会进行年复一年的废奴请愿；她们还单独组建女性废奴组织，这种组织到１８３８年仅在新英格兰就有１００多个。〔Nancy Woloch, Women and the American Experience (New York: McGraw, 1984), p.182.〕
女性废奴运动的领袖人物是萨拉·葛罗米柯（Sarah Grimke）和安吉琳娜·葛罗米柯（Angelina Grimke）姐妹俩。她们是在“全美废奴协会”（The American Antislavery Association）指导下，在全国作巡回演说的仅有的女性，其演说收效卓然。１８３７－１８３８年，她们在马萨诸塞州的６７个城镇中作了演说，其中有３４个不久就向国会发起请愿，而该州当时共有４４个城镇参加了请愿〔Kathryn K. Sklar ＆ Thomas Dublin, eds., Women and Power in American History: A Reader (Englewood Cliffs, New Jersy: Prentice Hall, 1991), p.188.〕。葛罗米柯姐妹还强调妇女应享有和男子同等的权利，“无论在教会或国家，妇女在所崐有统治自己的法律和规则中都有发言权”〔Alice Rossi, ed., The Feminist Papers, p.322.〕。号召妇女为女性的事业奋斗。
妇女在废奴运动中成绩斐然。据统计，１８３７－１８３８年，男女分别向国会递交了１７５和１６５次请愿书，签名人数则分别为２２２７３和４４９２９人〔K.K. Sklar ＆ T. Dublin, eds., Women and Power in American History, p.178.〕。到１８４３年，请愿运动获得胜利，废奴问题提上了国会议事日程。在１８６５年奴隶制废除前，妇女一直在为废奴事业作贡献。在废奴运动中诞生了第一批女权领袖，如斯坦顿和安东尼（Susan B. Anthony）等。
综上所述，一批先进的中等阶级妇女通过参加各种改革运动，从禁锢的家庭踏入社会，并提高了工作技巧和能力。废奴请愿结束后，她们在改革中被唤醒的热情和日益接受的性别平等观念结合起来，开始转入争取女性自身权利的运动之中。从４０年代起，妇女逐渐发动了争取财产权、监护子女权、教育权和选举权等运动，女权运动的第一次浪潮来临了，其中，斯坦顿和安东尼领导的争取选举权运动最壮观，也最深刻地阐释了女权运动的内涵。
（本文承美国Arizona State University教授、女权主义者Mary Rothschild精心指导，特此致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