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头翻拣我的日记，发现《黄河青山》这本书，我已经断断续续地读了有十几天了，我这次到香港教书，总共只有两个月，很多为自己的研究课题特意从图书馆借来的参考书，堆放在两侧的书桌上，还没有来得及读，却花了这么多时间读黄仁宇的这本回忆录，是什么原因让我拿起这本书来就放不下？说实在话，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我并不很喜欢黄的研究思路和论述方法，现在也未必赞成他的历史观念，但是仔细想，之所以会忍不住看下去，是因为它让我看到了一个学者真实的内心世界里，那些难以言说的、纠缠不清的冲突和委屈。“我觉得，自己就像横越国界却没有护照的旅人，本身就是识别证明，没有现存的权威可以引述，甚至没有足够的词汇来帮助我解决彼此的差异”（５１９页），他这样说道。但是我发现，黄仁宇内心风暴的根源还远远不止民族、国家与文化的冲突，甚至并不是历史学理念的不合。让我们从他的回忆录的结构去看吧，他的回忆似乎很乱，一开始从一九四五年末的“中国内陆”、“印度与缅甸”、“上海”这种按照时间线索书写的节奏，在第二部却突然变成了从“一九七九年夏天，我待在普林斯顿”的倒叙，里面的时间顺序也常常颠三倒四，但是，仔细看可以发现他常常提到的是，“我被开除了。我们的成员来自常春藤名校，剑桥、伦敦、加州、华盛顿、芝加哥、印第安那和密西根大学，人人都受聘于某研究单位，只有我例外”（７７页），这种难以释怀的怨怼时时干扰他的回忆顺序，而且总是试图溢出书页，表现着思想与生命被一个庞大的制度、无情的社会和主流的观念所挤压。痛苦和愤怒似乎极深地藏在他的心头，尽管他千方百计地用克制的语调来叙述，不时要加上一些掩饰。
但是，这种心情掩饰不住。
这不是一个单纯的个人生活回忆。有意插入的各种议论，使它好像一本关于中国和美国学术与文化的感想汇编，而那些严肃的历史学论述，使得这部回忆录几乎成了黄的学术思想自述。学术当然是黄的生命中最重要的内容，学术作为生命和生命为了学术，以至于他已经分不大清什么是一生生活的回忆，什么是他在学术遭到挫折时的抗辩。他的一生事迹，需要我们细细地从书里重新编织才能搞清楚，可是他的学术观念，却在他的笔下顽强地呈现出来，仿佛前者倒成了回忆录的背景，一个只是为了陈述思想的时间背景，而后者倒成了主角，无论什么地方它都占据了回忆录的舞台中央，出现在聚光灯下。
“三年前我开始动手写这本书的时候，只想着要一吐怨气”（５９４页）。这个“怨气”似乎打一开始就积攒起来，从他在安亚堡（Ａｎｎａｒｂｅｒ）的ＳｅａｒｓＲｏｅｂｕｃｋ当收货员的时候，在贺柏的夜总会当洗碗工的时候，在希斯家里料理家务的时候，那种中国人在美国异乡的经验，就让他感到不愉快（１４１— １４７页）。看着他在宝贵的篇幅里翻来覆去、唠唠叨叨地叙说这些不愉快，你会感到他心里积压了太多的屈辱和愤懑。他始终没有成功者的自豪，成功者的自豪会改变一个人的心情。我记得有一次在香港中环一家酒店，听何炳棣先生在席间声如洪钟地说，“我是芝加哥大学第一个中国教授”，话语里面充满了自信和豪迈，然后是哈哈大笑。我想起许礟光在他的口述自传《边缘人》里，曾经很自豪地说过“我是西北大学第一位受聘的中国教授”，尽管在康乃尔大学时，他也曾经有过来自中国文学系毕格斯特教授（ＫｎｉｇｈｔＢｉｇｇｅｒｓｔａｆｆ）的抵制，“因为我的中国知识比他丰富而受到威胁才反对我”，但许从来不曾遇到太大的挫折，“自己一生从不愁没有工作”（１６７页），所以终生保持了平和的心情。可是，黄却不那么幸运，在美国的半生里，他能回忆起来的，是很多失败，失败使人沮丧，特别是在六十多岁时被纽约州立大学纽普兹分校“开除”这件事，更使他感到蒙羞。
这当然和制度有关，现代的大学制度把本来应有的“教学相长”，统统化约成了数字化管理，这使得不能提供实用技能的历史学变得很不讨好，而不干美国人痛痒的中国史课程，则更引不起学生的兴趣，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上课很艰难。可是据他介绍说，七十年代，美国大学已经实行了新的管理制度和考核制度，这和我们中国当下的大学很相似，“在学期中，授课者会被学生以不具名投票的方式评估”（１００页），教师从“传道解惑”的先生变成了“看顾客脸色”的售货员，不得不小心翼翼。尤其是对于ＦＴＥ（全职教书等量单位），黄有说不尽的烦恼，按照选课学生的数量、课时的数量、学生的不同身份折合为某个数量，“不考虑该门课是否必修，也不管教师的等级、资历深浅或专长，一切都是由电脑来计算”（４７３页），这使他感到非常困难，自从实行了这种制度后，他的ＦＴＥ持续下降，但是黄却固执己见，觉得自己“对中国历史的诠释因时事而增添价值”，可是，“却不敌外在的现实”（５１４页）。始终提倡现代化就是以数目字管理的黄，却对身边实在的数字化管理感到极大的愤怒，“最初提到ＦＴＥ这回事时，我们都把它当做笑话，‘它们把我们当做什么？汽车推销员吗？’”但是，他终于被这个数字化的管理、“新的供求关系”和“买方市场”合谋，无情地逐出学校。“我被开除了。这是侮辱，也是羞耻。这件事实会永远削弱我的尊严”，他说他无法忘记这件事情，因为他觉得别人也不可能忘记这件事情，于是“无论我到哪里，似乎都贴着不名誉的标签”（９４页）。
他觉得一切对他都不公平，包括这种制度下的考核，也包括对他的学术价值的评估，他觉得这是一种对他的新历史观念的无形抵制，而力量既来自制度和文化，也来自垄断了学术资源的精英，羡妒交加中，在小大学教书最后还被开除的他，甚至有些怨怼常春藤联盟的地位，尽管他自己出身于这些名校之一的密西根大学，“ 常春藤联盟的精英同行宁可维持知识阶级内的现状，我理解这一点背后的逻辑，但我也希望他们可以想像金字塔底层的状况。如果他们愿意尝试，也许就会更同情我的奋斗”（５０６页）。
但是，令他不断感觉失败的尴尬，却远远不止这些。
“在密西根，我接受指导，成为工匠和技师，但我拥有完全自由的思考方式”（１７６页）。老实说，如果他真的成为“工匠和技师”，事情可能就好办一些，但是他偏偏要“思考”，偏偏这还是一个中国人在美国思考，一个有志于书写大历史的华裔学者在美国汉学界，倒要推广他的历史学思考，这就很麻烦了。
在书里，黄仁宇直言不讳地说，“我最大的野心就是建立中国历史的类似综述，从我在纽普兹教书以来，这念头就挥之不去，我也为此赌上一切”（５７１— ５７２页）。所谓“大历史”就是他的终身梦想，可是，这个梦想的基础，却是对现代中国命运的关怀。道理再清楚不过，一个有过切肤的中国生活经历并认同这一民族文化的人必然有这种关怀，因为这种关怀，他需要从古代历史中寻找解释的依据和资源，要寻找解释的依据和资源，他就必须对中国历史做出一个总体的判断，而这个判断，偏偏又需要借助“异文化”和“异民族”来做背景，所以这必定使他的论述变得很宏大。尽管他说，“我的立论很简单，为理解今日的中国，我们必须回溯和西方国家对峙时期，因此必须将基线往后延伸，到鸦片战争前两百多年”（１１２页），但是，抱负很大却声音很小，毕竟言而无权，行之不远。尽管那时还没有后现代历史学来讽刺或瓦解“宏大叙事”，但是“隔岸观火”的美国中国学，仍然习惯于一种“科学”式的个案研究，仿佛拿放大镜甚至显微镜去检查历史的细胞。黄感到很无奈，他抱怨说，“美国学者缺乏对中国历史的综合视野，部分原因出在现行的学院分工制度、学界的许多传统和习惯以及主要大学间的竞争 ”（５７２页）。
是不是这样？我不清楚，反正至今那边学者还是不习惯这边学者的“宏大叙事”，更不喜欢这边学者以“本土经验”来解释历史，因为他们觉得如此庞大和复杂的历史，竟然可以采用这样的总体叙述，这是不可能的，也是不科学的。更何况，这种历史的叙述，居然还羼杂了对当下中国的感情和忧患，那更是不可接受。对于美国的学者来说，太平洋对岸的那个历史存在，即使不是一个“文本”，也是一个“他者”，甚或就是西方自由和民主的历史合理性的一个“证明”。因此，他们不能接受黄的那种论断，黄在普林斯顿参与编写《剑桥中国明代史》的时候试图说服美国同行，但是不成功，他在教美国学生的时候，试图以自己的历史观说服学生，但是也不成功，“我在纽约州立大学纽普兹分校中所教的学生，对中国的看法早已根深蒂固，中国是个保守的国家，中国人发明罗盘及火药，建造万里长城。但中国人是儒家信徒，所以希望一切都维持现状，没有求进步的观念”（４７２页）。
但他还是希望美国人能以一种客观的态度来观看中国历史，他觉得自己可以做到这一点，回忆录中他曾经说，“我没有国家，这种无所归依的状态有时让人觉得非常寂寞，然而超然的态度却让我多少能客观检视自己的生命，希望这种客观将来能让我有资格成为当代中国的史学家”（２２１页）。但是，没有国籍的人，真的能够超越民族和国家的文化么？这种他自己看来很单纯的立场反而使他陷入一个左右为难、腹背受敌的处境中，道理很简单，“如果你明确反对一群人，不管对方人数有多少，你的地位还比较安全，但是如果你和他们享有共同的利益，却又针对某些要点反对每一个人”怎么样呢？事情就麻烦了。他说，“我的大历史概念就是如此，置我于一点也不值得羡慕的处境”（５８６页）。而对于他个人来说，最大的问题在于那些西方汉学界的领袖们都不认同他的想法，李约瑟似乎好一些，但是芮沃寿、费正清、狄百瑞这些大牌学者却对他，至少没有表示多少正面赞同。应该说，这并不涉及到这些大牌学者的个人品质，这些学者令人尊敬，他们至少也都帮助过黄，黄也承认这一点，但是，他们毕竟有自己的意识形态和学术立场，对于站在“中国”——哪怕中国只是一个抽象的历史象征物——角度来看待历史的观念，多少有一些不那么认同，当然对于黄仁宇的态度，也没有他心里所期待的那么尊重。
黄仁宇曾经在费正清的赞助下写《剑桥中国明代史》中的财政史部分，对于费正清对他的帮助，他始终很感激，甚至在回忆录里可以看到，他不断提及费正清，还略让人怀疑有些攀龙附凤的意思。他一方面承认，自己深受费正清的影响，懂得“将中国国家和社会视为和西方完全不同的体系”，他说，“如果没有哈佛学子敬称的‘费公’，我无法想像自己如何发展出一套连贯的中国历史主题，不论是传统或现代史”（２８２页），但是另一方面，他说，他们之间仍然有巨大差异，黄觉得西方学者总是有一个顽固的习惯，就是“在判断外国文化时必须保留道德判断”，什么是道德判断？指的是对某种历史、社会、文化或者制度的赞同或批判，黄觉得这是以英式尺寸判断和裁决中国尺寸，而且他直言不讳地说，“将道德判断置于技术层面之前，是美国外交事务常有意外挫败的主因之一”，而美国学界对于中国的批判，也常常被这种道德判断障蔽，不能看到背后更深的历史背景。以明代财政史为例，他追问：“我们应该深入挖掘并思考这套荒谬终身大事背后的逻辑？还是运用今日的经济学知识直接抨击其荒谬？”（２８３页）甚至于他会批评费正清的《中国行》（Ｃｈｉｎａｂｏｕｎｄ）“替美国外交政策辩护，这种偏差导致史观过于肤浅”（５０５页）。作为一个华裔学者，他希望对“中国”有同情之了解，这促使他特别注意“另一种逻辑”和“另一类历史”，而作为一个归化的美国人，他又不能不接受这一个逻辑和这一种历史。因此，他特别希望美国学界能够理解和同情自己的处境，以至于常常在回忆录中看到他的小心甚至谦卑。但是这似乎没有用，他痛苦地写到费正清的态度，“费正清博士并不喜欢别人提到‘美国帝国主义’。身为已归化公民的我，也不太乐意见到这个不名誉的标签，因为简直暗示我出于自由意志而选择坏人的阵营”（２８４页）。
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黄和芮沃寿之间，黄仁宇和芮沃寿有一段关于黄的书稿《中国并不神秘》的对话，开始的时候，作为审稿人的芮沃寿只是提醒他应当“适可而止”，这是指写作的幅度，因为芮自己关于隋代的著作，只涵盖了四十年，可是，黄却试图一劳永逸地解释整个中国历史。但是，随着谈话的深入，黄仁宇已经察觉问题远不止此，于是他提出最核心的问题：“你是否认为我对历史的诠释手法太具有民族优越感？是否太偏袒中国？”莱特绕了个弯子，回答：“没有何（何柄棣）那么糟”（４４９页）。显然，芮对黄的这种内在情感并不认同，尽管芮曾经帮助过黄，使他拿到了赴英国剑桥的经费，但是，这一次的误解却使他很伤心，他说，“谁能切断族群的脐带呢？有中国血统的历史学家当然会如此怀疑”。但是，我们又看到，已经身为美国人的他，相当急于洗涮这种误解，“我难道没有提醒自己避开民族优越的倾向吗？即使在和学生讨论中国时，我也没有隐藏过去的不可告人之处：虱子、坏疽、人海战术的大屠杀、把人打死和活埋的残忍”（４５１页）。但是，无论如何这些举动似乎都不够消除文化的隔阂。
黄这个人很自负、坚持和固执。比如在回忆录中就可以看出他对自己阅读古文献的自负，他说，他读完了一百三十册《明实录》，但是，他又必须小心翼翼不能假装自己是专家，这里的言下之意是什么？是其他人并没有读完过这么多资料，而他却不能显示出资料掌握者的高傲。因此尽管他表面上有时很谦卑，可是他无法长期掩饰自己，“如果我保持谦虚，不发一言，等于是欺骗这群人”（５７１页），他这样说。然而麻烦的是，在美国中国学界，他的出版、他的经费、他的职位，却必须得到包括费和芮在内的大牌学者的认同，可是，内心高傲的黄仁宇却要批评李约瑟、批评费正清、批评芮沃寿、批评狄百瑞。他的自负、坚持和固执的后果，就是他的《明代财政》被搁置下来，尽管一次又一次的写信，一次又一次请人询问，得到过很多客气而有礼貌的回答，但是出版仍然遥遥无期。而他的《中国并不神秘》，尽管先后寻求芮沃寿、费正清的支持，但是仍然“胎死腹中”。“在一九七五年那个下雨天，我觉得悲愤交加。因为我不是权威，所以无法出版一本我觉得重要的书。但如果没有出版具有影响力的书，我永远不可能成为权威！而所有的影响力、所有的卖点、所有的威望，全都不是由客观的标准来衡量，而是由常春藤名校内的不具名审稿人决定，而这些校舍的哥特式建筑和回廊也不过是矫饰的模仿品罢了”（４５１页），在芮沃寿当面否决了他的书稿的那一天，他的情绪已经坏到了极点。
让他最后心里得到抚慰的，是《万历十五年》的出版和获奖。黄仁宇自己说到《万历十五年》的写法特殊，在美国中国学界，只有史景迁曾以同样风格写过，而且他说《万历十五年》还“融入许多现代审稿人前所未见的资料”（８４页）。其实，对于自己这一特殊写法，他一开始曾经惴惴不安，对于使用过多新资料，他也为通过审稿人而担了一份心。不过，当他写回忆录的时候，这本书已经大获成功，因此他在回忆录中反复提到这本书，大约有二十多次。“我曾走过中国和美国历史的夹缝，自觉有幸能以同样的坦率来对双方发言，《万历十五年》去年于北京出版，实现了我部分的卑微努力”（５１８页）。后来此书又翻译成了法文、德文和日文，更使他感到自豪，增添了自信。由于这本书两次被提名为美国图书奖历史类好书，并且使他有机会在颁奖时见识到像约翰·厄卜代克、哈利森·索斯伯利等名人，这使他后来想起来就很得意，尤其是厄卜代克会在《纽约客》上给《万历十五年》写书评，说他的文笔如同卡夫卡，更使他受宠若惊（５９２页）。
不过，这并不等于他的历史观念的胜利。应该说，他的大历史观念，把复杂的历史过于简单化，而且他的思路在现在看来确实有矛盾。比如，他一再强调的一方面，是中国应当而且必然趋向“数目字管理”的现代，这样的观点让人看出韦伯（ＭａｘＷｅｂｅｒ）理论的阴影笼罩，但韦伯这种思路很容易把传统中国与现代西方看成两极，“现代西方在经济推动下产生治国政策，中国却长期实施类似文化导向的政治形态”（２２９页）；确实黄也说，传统中国之所以落后，是因为金字塔式的传统社会和道德评价为中心的文化结构，压抑了需要超越道德和感情的数目字管理。但是，他强调的另一方面，却是历史的长期合理性，他希望人们认识到，任何一个民族历史中的重要事件、制度和观念，都有其必然的背景，其实这里有一个潜台词，就是希望西方中国学界理解中国，“许多荒谬的情况往前追溯时，都是当时开始合理化的里程碑，就人类历史长期的合理性而言，我们认为是绝对真理的事，可能逐步降成相对真理”（３２１页）。这里的“绝对”真理其实可能暗指的就是西方近代社会制度的合理性。可是，在“数目字管理”这种以现代西方为成功社会，倒着观看而且逆向评价中国历史的方法，却和他试图发掘中国制度背后的逻辑、从而对中国古代的存在给予合理化解释的想法发生冲突，这种以现代西方为价值判断标准批评中国的方法，也和他一直怀有对西方学者以“自由”和“民主”来批评中国的反感互相矛盾。近年来，对于黄仁宇的历史理论，有一些批评逐渐浮出水面，在痛悼这个杰出学者辞世的同情过去之后，来自各个方面的反思，开始对他的理论有了更加公平和理性的认识，这是一个很大的学术话题，这里不能细说。
还是回到他的回忆录吧。我总觉得理论矛盾恰恰透露着他的内心冲突，在整个回忆录中，我们看到他心里有一个与他休戚相关的活生生的中国，这个现实中国成为他讨论历史中国的背景，在他撰写《中国并不神秘》时，“林彪已经去世，文化大革命的疯狂已经平息”，因此他期待的是，“除非中国领导人致力于经济发展，否则中国不但无法抵抗来自苏联和日本的威胁，而且也无法面对南北韩和台湾地区的压力”（４５９页）。而他的《万历十五年》的写作，则意在指出“明末和毛统治下的混乱时期有许多共同点……都刚好用道德概念来取代法律，如果采用同样的做法，中国等于回到从前，无法在数字上管理全国事务”（５４６页）。他想告诉中国人“中国的问题根深蒂固，至少可以往前回溯四百年，法规太粗糙原始，限制太多，政府官员虽然宣传大我精神，却无法掩饰以下事实：他们的所作所为全是为了私人目标和私利，由于民法无法认可商业的信用，分工受到限制，货币交易也很有限，这些都导致中国的国家经济发展缓慢，造成军事积弱不振，文化呆滞不前”（５１８页）。他说：“虽然我的书理论上是通史，但和当前时事密切相关”（４６０页）。正是这种对现实的关心，使他的研究不能符合现代学术规则，他不可能退居书斋，也不可能纯然超越，成为他自期的“客观”，因为他还是有“中国情怀”。
为了这个中国情怀，他始终要为落后的中国寻找病源，而作为一个财政史专家，他熟悉的药方，很遗憾却只能来自惟一成功的西方现代，恰和旧时“药方只贩古时丹”这句著名诗句相反。这使得他一而再、再而三地批评中国古代缺乏数字化和制度化，批评政府和官僚的文化象征色彩与道德主导倾向，因为这些原因，中国“ 无法积累资本持续成为趋势，再加上机制的缺乏，是中国人生活水准低落的主要原因。官僚管理依赖文化凝聚力来维持政治稳定，本身无法成为在本质上扩展国家经济的工具”（４０４页），他说，“缺乏实质的中间阶层向来是根本上的弱点，中国政府和国家的道德色彩、理想的正义、沉湎于伪装等现象，都肇因于在数字上无法管理的局势。如果没有掌握这一点，我们也可能误判中国近年来的发展”（４１４页）。
如果仅仅是这样，也许他和他的西方同行并不会构成特别的矛盾。问题是，作为一个华裔学者，在感情上对这种以西方为惟一标准的现代性，似乎又难以全面拥抱和欢呼，特别是这种西方进步观念越俎代庖，从历史评价标准延伸为道德批判标准，对古代和近代中国横加指责的时候，他就更难接受这种西方式的傲慢。在回忆录里，他反驳美国学者对中国的批评，觉得他们只是站在西方自由民主的立场上，并不懂得对中国和亚洲的历史有同情的理解，他说，在美国人那里，“中国必须被视为白雪公主或老巫婆”，不是欧洲曾经出现过的中国优秀道德文化楷模，就是现代西方眼中东方落后保守的象征，他们用自己的这把尺子对东方截长去短，期待亚洲和中国也按照西方模式变化，但是，“亚洲人口过剩，又背负沉重的文化传统，妨碍上述条件（指经济发展的地理条件和修正过的凯恩斯经济制度）的运作，时至今日，并没有证据显示中国想抵抗杰弗逊揭橥的理念，但中国负担不起美国经济特有的民主和自由”（５７３页）。
麻烦就出在这里。
“梦魂不曾归故土，黄河依旧绕青山”，这是无法解脱的纠缠。身在现代教育体制内却总是幻想超越教育体制的约束，人在异乡生根却心怀本国故土，黄仁宇在美国的现代学术制度中讨生活，却无法适应科学化制度化的研究，他研究的是古代中国，心里却想的是现代中国，他强调现代数字化管理的必要性，又强调各个历史长期的必然性，追求世界普遍性，认同文化本土性，好像一切都是矛盾。矛盾造成痛苦，痛苦难以释怀，在他对自己一生的回忆里面，就总是回忆起论战、表白、声辩，这些形诸文字，便呈现了作者内心的怨怼、愤懑、自负和得不到承认的焦虑和紧张。可是，他觉得这不是他私人的事情，他仍然希望把这些写出来，为此，他请求妻子“牺牲一部分的隐私权”，让他写出来“以赢取肯定，不过不是为了他自己，而是为了他的愿望，为了特定的历史史观”（１２１页），于是，便有了我们面前这部译成中文达六百页的回忆录《黄河青山》。
文章来源：《读书》2003年第12期
本文责编：fran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