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国革命中三个核心政治主题的形成

（一）阶级斗争

　　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革命者而言，马克思主义无疑是重要的意义资源。马克思主义根据经济领域中的生产关系，亦即剩余价值的提取，将全社会划分为不同的阶级，并且将人类社会理解为一种由这些阶级组成的层级式结构，认为被压迫阶级与压迫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将推动历史的发展。在马克思主义的巨大影响下，革命政治在一开始便将阶级斗争作为核心政治主题。依照马克思主义的正统理论，阶级斗争主要是针对城市中工业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间的对立，但中共革命者却未局限于此，而是更进一步地将阶级分析的方法借鉴过来，用于理解马克思较少论及的农村社会。他们很快发现，在中国南部相当一部分农村地区，围绕土地这种生产资料的占有和地租的收取，存在明显的地主和佃农之间的阶级分化和阶级矛盾。这一社会现实成为论证农村阶级斗争合理性的主要经验证据。由此，革命政治从城市扩展到乡村，阶级分析的引导作用不容忽视。在1921年下半年的衙前农民运动和1922年春到1923年夏的海丰农民运动中，地主-佃农的阶级矛盾是促使革命者进入乡村从事革命活动的重要因素，而以减租为主要内容的阶级斗争，也成为革命政治赢得农民支持的重要手段。
　　
　　早在1920年，便有中共革命者对农村社会进行了阶级分析，并在1921年以《告中国的农民》为题，发表在《共产党》杂志上。首先，该文的作者同时援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和自己在家乡目睹地主和佃农分化的亲身经历，将中国的乡村阐释为一个阶级社会。围绕土地占有，他区分了四种不同的农村阶级：一是完全依靠出租土地生活的“土财主”；二是主要耕种自己土地的“中等农民”；三是自己土地很少，而主要依靠租入别人土地的“下级农民”；四是自己完全没有土地的“穷光蛋”。（《告中国的农民》，1920：106）接下来作者论述了地主和佃农之间围绕地租的阶级矛盾。他详细叙述了他的家乡通过“认谷”的方法确定地租额的办法。例如某一块田地，如果“相传出十石谷，田主就认要六石。无论该田所出的实际出产，不能十石，或超过十石，田主都不管，他只是认要六石”。（《告中国的农民》，1920：107）作者认为，这种确定地租额的方法，纯粹使佃农受损。因为所谓的出产十石，不过是历史上某一特别丰产的传说，而实际上一般达不到。在这种情况下，地主的收益可以最大限度得到保证，而佃农则经常赔本，大受其苦。“所以佃户无论自己怎样赔本，怎样挨饿，都不得不上天入地地先设法把田主底租缴清，以保下年的饭碗。这种痛苦，非生长在乡下，与农民接触得久的人，绝对是不知道的。”最后，作者比照马克思主义所断言的工业领域中资本集中的趋势，提出“在农业方面则有土地集中的趋势”。换言之，地主和佃农之间的分化必然会越来越显著，地主和佃农之间的阶级矛盾也会越来越大。由此，作者认为，农村一定会成为革命的重要战场，农民会成为革命的重要力量，并且热情地呼吁革命者进入乡村领导阶级斗争。（《告中国的农民》，1920：108）这篇文章集中体现了在阶级斗争的政治主题形成之初，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关系理论和中国农村地主-佃农矛盾的社会现实这两方面因素的影响。

　　在1921—1923年，革命者进行农民运动实践的地区，主要是中国南方一些阶级分化明显的乡村，其社会环境恰与阶级斗争的政治主题所强调的相一致。1921年下半年，由沈定一推动的浙江萧山衙前农民运动，以及1922—1923年，由彭湃领导的广东海丰农民运动，便是典型例子。13无论沈定一还是彭湃，他们进入衙前和海丰农村时，第一个注意到的事实便是地主-佃农矛盾和佃农的生存危机。14他们推动农民运动的第一项尝试，都是组织以佃农为核心的农民协会，希望以这种组织，保障佃农的利益。他们向农民论证农民运动及农民协会合理性的时候，援用的一个核心命题均是地主的地租剥削导致了佃农的生存危机（玄庐［沈定一］，1921：17；彭湃，1926：123）。在衙前和海丰农民运动中，减租都成为一项重要的政治决策，并且对赢得农民支持起到了积极作用。

　　在衙前，沈定一原来的计划是通过农民教育变革乡村，然而和农民的接触，让他日益注意到当地佃农和地主之间的尖锐矛盾。1921年夏，当地几个佃农准备组织一个在荒年“吃大户”的“大荒会”（卫阿三，1982：94）。当他们和沈定一讨论这个计划的时候，沈建议他们组织一个农民协会，其核心纲领则是控制地租额。（《衙前农民协会章程》，1921：25-26）这对当地农民有很大的吸引力，很快，衙前周围83个村庄都建立了类似的农民协会，并且在1921年秋冬进行了声势浩大的减租运动。（Schoppa， 1995：107-110）和沈定一类似，彭湃最初创立海丰农民协会时，所抱的信念同样是通过农民协会保护佃农的利益免遭地主侵害。（彭湃，1926：124）而在海丰农民运动中，阶级斗争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主题。围绕它而产生的政治决策，包括两类：一类是农民协会在处理地主和佃农的纠纷中，设法保障佃农的利益；另一类则是由农民协会在其控制的范围内推行全面的减租。它们都为革命政治扩大了来自农民的支持。（Gao， 2016）

　　但即便是在阶级分化显著的地区，阶级分析也无法捕捉农村社会的全部信息。在它视野之外的农村社会现实，同样蕴含着组织革命政治的巨大可能性。海丰农民运动对此有充分的体现。在海丰，除了地主-佃农之间的阶级斗争以外，革命的乡村政治还通过很多无法纳入阶级视角之下的决策，获得了农民的支持，例如办理乡村教育、提供医疗服务、处理社区纠纷等。下一节我们将指出，这些决策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围绕实质民主的政治主题而形成的。当后来中国革命发展到地主-佃农分化不明显的地区，尤其是20世纪30年代发展到西北和华北之后，除阶级斗争之外，革命政治更是力图增加其他主题去建设其正当性。在那种新的社会环境中，阶级分析的视角仍然存在，但是在相当程度上经历了重新阐释，使之更贴近变化了的环境。

（二）实质民主

　　在1922年，我们从中共的各色决策中，可以观察到另一个政治主题的形成，那就是促进实质民主。中共构想中的实质民主，强调的不是维护议会的权威，而是要求扩大“平民大众”（或“民众”）的政治参与，保护他们的社会经济权利，以及促进社会平等。实质民主无法简单地化约为教条化的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阶级斗争来理解。阶级斗争强调以地租和工资这两条剥削剩余价值的线索严格地划分社会阶级，而实质民主强调的则是平民大众和少数政治经济权贵之间的矛盾，而淡化或者不涉及平民大众内部的阶级区别。一方面它在一定程度上包含了阶级分析所强调的对被压迫阶级的保护，因为平民大众的概念很自然地便将被压迫阶级包含在内；另一方面它既带有一定的传统上“民本”思想的内涵，也融合了比较现代的政治理念，比如扩大人民的政治参与。

　　1927年农村革命转移到落后山区的省际根据地之后，在那里的农村社会中，租佃和雇佣关系都不发达，更显著的经验事实是农民群体普遍的贫困和少数土豪的霸权。1935年革命重心转移到西北和华北之后，则更是如此。在那样的社会环境中，按照生产关系严格地区分阶级，显然不如围绕民众／“老百姓”与少数土霸之间的矛盾组织革命政治，更容易和社会发生共振。因此，随着未来革命进程的发展，实质民主将在革命政治的正当性建设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在1922年中共中央的多份文件中，实质民主的政治主题已经得到了清晰的表述。1922年6月15日发表的《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是关于此的第一个陈述，其核心观点是，当前中国政治革新的重点应是实现真正的民主政治。但是，这种民主政治并非寄托在总统、议会机构以及宪法之上：“现在有一派人主张总统复位恢复国会以维护法统为解决时局之中心问题，其实是大谬不然。……以一个不负政治上责任的总统和大半份失节败行的国会议员，如何能够创造民主宪法与民主政治？……法统之根据在约法，约法是什么？全部约法除了把万世一系的天皇换了由国会选举的总统以外，都是钞（原文如此——笔者注）袭日本宪法，约法里虽然也载了几条人民之权利，同时又轻轻用‘得依法律限制之’七字打消了，这种法统不但我们不满意，就是最近的广东政府也不建设在护法上面了。”（《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1922：37-38）除总统、议会和宪法不是政治革新的重点以外，中共认为，财政公开和澄清选举也不应是政治改革的要点。这里，我们看到，中共其实反对的是仅仅强调“程序”或“形式”的那种民主。它将“真正的民主政治”，界定为能够实现一组更为实质性目标的政治，包括：取消列强政治经济特权，没收军阀官僚的财产并将其田地分给贫苦农民，实行无限制普选，保障人民结社集会言论出版自由，废止治安警察条例及压迫罢工的刑律，保障童工、女工及一般工人劳动安全，限定租律，废除厘金及其他额外的征税，男女平等，征收累进的所得税等。（《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1922：45）实质民主所包含的保障平民大众社会经济权利、扩大其政治参与和促进社会平等这三个维度，经过在革命政治中的不断反思和沟通，后来逐渐刺激中共政治理论形成了“群众路线”这一重要的概念。15

　　实质民主其实和阶级分析一样，有助于将革命政治从城市扩展到乡村，因为农民自然是平民大众中最大的群体。它们的不同在于，前者将农民视为一个整体，而较少考虑其内部的阶级区分。对此，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有清楚的显示。一方面，该文件将农民的重要作用提到一个相当之高的地位：“中国三万万的农民，乃是革命运动中的最大要素。”农民被当作工人的主要同盟：“大量的贫苦农民能和工人握手革命，那时可以保证中国革命的成功。”另一方面，农民内部的阶级分化与矛盾被大大淡化，甚至地主也不被作为一个单独的阶级，而是当作农民的一种而被叫作“农民地主”。（《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1922：113）

　　由于阶级斗争和实质民主这两个政治主题的同时存在，使革命者对于同一个问题的理解，有可能混杂了来自这两个主题的不同视角。在1922年11月发表的《中国共产党对于目前实际问题之计划》这一文件中涉及农民问题的论述，便是一个例子。首先，在界定农民在革命中地位的时候，该文件既强调整个农民群体的重要性又强调其中佃农阶级的独特作用。其次，在论述农民困苦的时候，该文件既强调一般农民所受的苦难，又特别指出佃农尤其处于生存危机之中。最后提出的具体政策，既包括不分阶级地保障全体农民利益的政策，也包括侧重保护佃农利益的政策。前者包括：组织农民消费协社、组织农民借贷机关、改良水利等。后者则包括：限制私人地权、限制租额、组织佃农协会并且由协会按收成议定地租额等。（《中国共产党对于目前实际问题之计划》，1922：124-125）

　　在1922—1923年的海丰农民运动中，围绕实质民主而形成的一系列政治决策，也是革命政治获得农民支持的关键因素。即便是在阶级分化显著的海丰，也有相当大部分的社会现实，比如乡村教育的缺乏、诉讼纠纷导致的农民破产、城市土霸和官吏的欺压等，无法简单地理解为阶级矛盾。所有这些事实，更适合理解为普通民众的政治经济权益缺乏保障，从而纳入到实质民主的政治主题之下。虽然彭湃最初发动农民运动是受到海丰尖锐阶级矛盾的影响，但他很快便发现农民所面临的这些问题也非常急迫，需要革命政治来回应。由此，海丰农民协会的活动，除应对阶级矛盾之外，一个重要的内容，便是回应农民迫切需要的公共问题。它承担起社区调解的功能以处理纠纷；它保护农民免受城市土霸、警察和官员的欺压；它建立了一个农民教育体系，使农民子弟可以廉价地学习实用知识；它还提供基本的医疗服务并且为农民免费接生。到1923年夏，海丰农会实际上已经成为乡村治理的主体，成为农民社区公共服务的主要提供者。（Gao， 2016）海丰农民运动中涌现出的这种以普通农民的关切而非官僚及地方精英利益为首要治理目标，并且立足于普通农民广泛的政治参与之上的新型乡村政治，正是体现了中国革命中保障实质民主的政治主题。

　　从海丰的经验我们也可看出，为了保障农民的社会经济权利和政治参与，农民运动的一个趋势是向着组织革命型乡村政权的方向发展。因为只有建立了这种新的乡村政权，才有可能更加有效地实现实质民主的政治主题所设定的政治目标。从全国范围看，如要保障全国人民的民主权利，则必须彻底推翻军阀及其帝国主义支持者在中国的统治，而建立一个全国性的革命政府。这其实已经涉及革命政治中另外一个政治主题——国民革命。在下一节我们将对此进行讨论。

（三）国民革命

　　到1923年，在阶级斗争、实质民主之外，国民革命成为革命政治的又一个核心政治主题。国民革命的内涵，和阶级斗争与实质民主都不同，它更强调要尽快建立一个统一与独立的新中国和打倒军阀及帝国主义。这样一个主题的形成，将有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它将斗争的焦点集中在广大中国人主要的反对对象军阀和帝国主义身上，将会大大激发起全社会对于革命的热情，将有助于争取那些实质民主和阶级斗争两个政治主题都无法争取到的支持。一旦革命政府得以巩固，革命军队得以成立，阶级斗争和实质民主所主张的政治目标都更容易实现。另一方面，如以国民革命为核心形成政治决策，重点放在动员人民参与革命行动上，它有可能会将实质民主所强调的对民众权利的保障当作一种动员的工具而不是本身具有根本性价值的目的，也可能会冲淡对阶级矛盾和阶级分化的强调。后来在1924—1927年之间中共和国民党关于农民运动的分歧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国民党与中共在理解农民运动时的一个巨大不同，便是国民党主要是从国民革命的角度，强调动员农民支持其军事行动和负担其财政，而将保障农民的权益看作附属于该目标的工具性因素，甚至认为必要时可以舍弃。而中共则强调，保障农民权益，相比单纯地从军事上打击军阀，也是不可或缺的目的。因此，国民革命既与实质民主和阶级斗争有所交搭，也可能在某些情况下存在矛盾。通过强调这三大政治主题之间的一致，革命政治的正当性可能得到巩固；而如果放任其矛盾的不断增强，则会危及其正当性。

　　1923年6月召开的中共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国民革命这一政治主题得以浮现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在中共“三大”所做出的《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中，国民革命这一概念的影响体现得最为清晰。该文件开篇便指出：“在被国际帝国主义压迫之殖民地及半殖民地，只有实现国民革命加帝国主义者以有力的打击，是他在世界的革命之工作中所应尽的职务。”然后，文件直截了当地表明，国民革命的核心任务是打倒军阀和帝国主义：“目前政治的争斗，自然只是国民运动——排除外力及军阀的运动”。（《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1923：146-148）国民革命尤其侧重与军阀和帝国主义的直接斗争，还可见于“三大”的《妇女运动决议案》中特别要求在实际宣传中加上“‘打倒军阀’和‘打倒帝国主义’这两个国民革命运动的口号”。（《妇女运动决议案》，1923：154-155）此时中共对于和国民党合作进行的国民革命，有可能滑向单纯的军事行动而忽视普通民众的实质民主权利，也表达了隐忧：“我们在国民党中，须注意下列各事：……阻止国民党集全力于军事行动，而忽视对于民众之政治宣传，并阻止国民党在政治运动上妥协的倾向，在劳动运动上改良的倾向。”（《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1923：147）

　　在国民革命的主题之下，农民运动被赋予极为重要的地位。这一点尤其可见于中共1923年11月发布的《国民运动进行计划决议案》一文所强调的：“农民在中国国民运动中是最大的动力，中国国民党的基础便应该建设在农民上面，各省支部应竭力推广其分部于乡村。”而与此同时，因为革命重点强调的是集合最大的力量斗争军阀和帝国主义，实现民族独立和建国，所以该文件明确指出要淡化农村阶级斗争：“运动之策略，以教育及自治入手，以‘全农民利益’为号召，如水利，防匪，排洋货，抗苛税等，不宜开始即鼓吹佃农的经济争斗致召中农之反抗。”（《国民运动进行计划决议案》，1923：201）

　　在1923年，中共的政治理论，也开始对国民革命、实质民主和阶级斗争这三者之间的张力进行最初的反思。这种反思的一个典型体现，是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陈独秀所写的《中国农民问题》一文。一方面，陈独秀同时使用了这三大政治主题所提供的视角来观察中国的乡村——他指出了农村阶级分化的存在，提出农民的社会经济权益和政治参与应当得到保障，并且认为农民是反对军阀和帝国主义的斗争中最重要的力量。（陈独秀，1923：318）

　　另一方面，陈独秀也认识到了这三者之间的矛盾并且力图将其弱化。为达到这一目的，他采取了这样的方法：第一，虽然一开篇他便利用地租和工资两条剥削关系的线索对农村社会进行了相当符合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阶级划分（陈独秀，1923：318-319），但是，他却在文章的最后一节否定了这种阶级分化的显著性：“小农中国之农民，他们各阶级间无明显的分化”，从而弱化阶级斗争，并且将其融入、吸纳进入实质民主的政治主题：“全乡村各种农民（自耕农、佃农、雇农），可就其共同利害之点，联合为一个组织……以反对横征暴敛之官吏，压迫佃农之大地主及鱼肉贫农包办选举之劣绅为对象”（陈独秀，1923：321）。第二，在实质民主和国民革命这两个政治主题之间，他力图通过强调这两者共同具有的扩大民众政治参与的维度，而突出其一致性。基于这一想法，他提出以“县长民选”作为促进国民革命的一个具体方式。（陈独秀，1923：321）陈独秀对这三大主题之间张力的处理，在1923—1926年之间，在一定程度上是中共的主流认识，直到1926—1927年，毛泽东才提出另外一种具有竞争力的处理方式，那就是更加强调阶级斗争的重要性，并且力图更多地利用阶级观点来阐释实质民主和国民革命（毛泽东，1926a，1926b，1927）。

　　必须指出，在1921—1923年之间，中共围绕国民革命这一政治主题而产生的政治决策，更多地体现为对“打倒军阀和帝国主义”这样的口号的宣传。而革命政府和革命军队的组织，还要到1924年，甚至1927年之后才会更清楚地体现出来。这其中主要的原因是，1921—1927年中共在乡村的革命实践，是以农民协会这种相对松散的草根农民组织来推动的。乡村地区正式的革命政府，还远未出现。虽然在海丰农民运动中，农民协会已经承担了乡村治理的主要功能，但它既没有完整的财政机构也没有自己的武装，因此只能算是一种革命政权的雏形。只有等新型革命政府得以巩固、革命军队得以建立之后，国民革命才会从单纯打倒军阀和帝国主义的宣传，演变为一种集中全民力量的革命战争。虽然1927年中共和国民党的联合战线分裂之后，“国民革命”这个口号不再使用，但中共的革命实践其实继续了国民革命的实质内涵——对内继续反抗军阀统治（此时主要变为反抗国民党新军阀的统治），对外则彻底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在1937年后主要是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并且为了实现这一目的而组建革命军队和革命政府。只有随着根据地革命政府在乡村地区的建立，国民革命与阶级斗争及实质民主之间的张力，才会更明显：组织严密的革命政府和革命军队比松散的农民协会更有助于保障工农劳动人民的权益；为了组建革命政府和军队，以便与强大的敌人进行武装斗争，革命政治又不得不从乡村地区汲取人力和物质资源，这则不可避免地会对原本处于糊口边缘的农民生活产生影响；阶级斗争既可能造成根据地社会的不稳定，但也可能形成强大的动员力量，从而支援革命战争。革命政治如何应对这种张力，已经超出了本文所考察的时段，从而有待于另外的研究，尤其是针对根据地财政和乡村治理的研究，来深入分析。这里必须指出的是，如何通过实践和理论来回应这种张力，是未来革命政治正当性建设所面临的关键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