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提升社会治理效能，并提出要加快建设数字中国。作为数字中国建设与社会治理的重要结合点，数字社会治理也在实践探索中逐渐走向高质量发展，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夯实国家治理体系基础。

完善多元治理主体地位

面向数字社会治理，各地政府在探索中也作出了诸多有益尝试。无论是济南市的“智慧泉城”平台建设，还是杭州市古荡街道的数字化网格管理模式，都是数字治理理念推动下的有效实践，这些创新模式极大地降低了民众获得政务服务的成本。

尽管数字社会治理在实践中蓬勃发展，但也面临许多问题与挑战。从实践来看，政府作为治理主体，对数字化的理解仍有待进一步提升，数字社会治理的逻辑如果不能在理论探讨中达成共识，也就难以在实践中得到发展。4月16日，首届中国数字社会治理高峰论坛“中国式现代化与数字社会治理”在山东大学召开，与会专家围绕数字社会治理的理论前沿、实践热点和研究方法等问题，展开了深入研讨。

“当前，人们对数字社会治理的认识仍然存在误区。”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马亮表示，数字社会治理涉及技术、应用与治理的三维关系，并非单纯的“数字+社会治理”。单纯的信息化建设只是强化了政府的原有形态和固有功能，并没有实现数字治理向数字化和智能化的深层次制度转型。

面对技术手段更多局限于强化治理工具的现实，学界也在反思。清华大学数据治理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孟天广表示，对政府而言，常见的数据处理模式多为通过修建数据中心以形成专业化和标准化的数据处理流程，其优点在于能够精准对接政府需求，但同时也有着显而易见的缺陷，即“去噪效应”。在经过标准化处理后，这一机制只能向决策方提供抽象的百分比或指数，一个个具体的人则被隐藏在了抽象的数据背后。

而这无疑与数字治理主旨背道而驰。作为社会治理面向新时代变革转型中的重要体现，数字社会治理的核心仍然是人。在凸显技术优势的同时如何更好体现人的意志和情感，让技术手段成为沟通政府与民众、国家与社会的良好桥梁而非阻碍，已成为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重要议题。

从实践层面来看，技术的发展客观上带来了人的生存与发展需求的变化。在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何艳玲看来，研究数字社会治理，首先要立足于中国发展的客观实际。中国当下处在市场化、全球化、互联网化的“三化共时态”结构中，这一急速变化的超时空压缩结构重塑了当前政府与人民的关系。何艳玲谈道，技术的发展带来了知识的去中心化扩散，人的主体性也在这一过程中不断被重新发现、重新确认、重新定义。人的需求随之呈现出多样性和复杂性的特点，但并未充分体现在当前的政策议程当中。

从宏观视角来看，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体系，这就要求我们不仅要充分回应个体需求，更要建立起吸纳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共同治理的数字社会治理体系。

充分利用数字治理优势，即通过对数据的灵活处理和运用达到“看到”个体、“包容”群体的目的，才是数字善治的题中应有之义。何艳玲表示，在传统政策制定过程中，受限于数据获取成本过高，抽样和代表性机制成为最重要的制度设置。但随着技术手段的发展，原有的基于抽样数据的政策制定逻辑将随之改变，这也正是数字治理的本质。

建强国家数字治理能力

数字治理需求客观上来源于对公共服务现实问题的解决，因此公共服务也成为数字社会治理研究的重要切口。“公共服务和社会治理表现为政府与公众之间的信息交换。”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院长孔繁斌表示，在这一过程中，政府掌握的是规范性信息，即政策和法律；公众掌握的则是偶然性信息，即每个个体千差万别的复杂诉求。只有保证信息交换通畅，将存量的政策信息及时转变为对群众诉求的满足，才能真正推动数字治理走向数字善治。在孟天广看来，信息其实是实现数字化、智能化治理的本质需要。政府理解社会、提供好的决策与服务，需要信息；政府找到政策失灵、治理失灵的信号，同样需要信息。

在数字治理中，居于核心的并非数据，而是信息。只有读懂数据背后的隐藏信息，才能真正读懂社会。反映在实践探索中，这其实是对以挖掘信息价值为主体的国家数字能力构建提出了新要求。在孟天广看来，通过获取多样化的数据可以提高其背后代表的多元化治理主体的参与度，同时，通过建立补偿机制还可以将个性化但包含着治理指向性的信息挑选放大，并将其传递给决策者，从而使决策回归人本身，提高决策的精准性。浪潮集团数字中国研究院政府数据治理中心主任张峰表示，基层数字治理的原则是要兼顾能力与成本。他们在多年实践中总结出了新的探索路径，一是提高群众参与的便利度；二是利用治理“小工具”减少重复录入和重复采集步骤，降低行政成本。

在日常性的信息交换与处理之外，还应注重非常态情境下数智社会治理的韧性构建。四川大学城市治理研究院院长姜晓萍表示，韧性治理的关键在于调适有度。无论是治理单元的规模调整、治理资源的要素组合、治理模式的转换频率，还是治理周期的休止时机，都需要达成均衡状态，给社会大众一个过渡期、适应期和窗口期。

当下，ChatGPT的横空出世引起全社会的广泛关注，与之相关的人工智能生成内容领域也成为数字社会治理视域下的重要议题。在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院长于文轩看来，技术快速发展的同时，风险也在逐步增加，发展方向的高度不确定加大了监管难度，这就需要我们把握好敏捷治理原则，注重提升风险防控能力。敏捷治理原则主要包括兼顾稳定性与灵活性、促进跨部门合作的达成、做好复杂任务的分解等。

数字社会治理是一项系统工程，更是一项长期工程。只有以技术手段为基础，更多关注个体需求、细微需求，充分兼顾技术发展与人文温度，才能推动数字社会治理走向更高质量的数字善治。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